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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从春秋中晚期开始，权力进一步下移，各诸侯国君主权力削弱，卿大夫秉政的状况逐渐形成。这也是孔子时代最大的政治现实。《论语·季氏》载孔子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如果说春秋早期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那么到春秋晚期就变成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
根据西周礼制的规定，诸侯国也有卿、大夫、士等不同等级，诸侯往往将自己的子弟或功臣封为卿大夫，称“家”，从西周末到春秋中期，是诸侯立家的集中期，许多活跃的世家大族都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晋国的韩、赵、魏、范、中行、知，卫国的石氏、孙氏，齐国的国、高、崔、陈等。随着卿大夫之“家”的发展壮大，逐渐攫取了公室的权力，到春秋末年大夫专政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这其中，尤以鲁国、晋国、齐国等最为明显。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鲁国公室无权、三桓秉政的时代。三桓起源于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即庆父（后代称仲孙氏或孟孙氏）、叔牙（后代称叔孙氏）、季友（后代称季氏），其后代各自分族立氏，为仲孙、叔孙、季孙，形成三家鼎立的局面。由于三桓以季氏实力最为雄厚，所以“政在家门”实际上就是政在“政在季氏”。在《论语·季氏》中孔子说：“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五世，指的是宣、成、襄、昭、定五公，“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指的是政权掌握在季氏手里已经有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四代了。宣公之前，执掌国政的除了三桓，还有东门襄仲等其他家族。宣公十八年，季友的孙子季文子利用宣公逝世的机会一举驱逐两代执政的东门氏，从此政权落入以季氏为代表的三桓手中。季文子从公元前601年至前568年共在鲁国执国政33年，辅佐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君主。
到孔子时代，三桓秉政的状况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可以说根深蒂固，鲁公也已习惯了无权的地位。鲁昭公五年（前537），昭公聘晋，从郊劳到赠贿没有一项失礼的。但晋国的女叔齐认为昭公只是懂得礼的仪式而已，并没有知礼之本：“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这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礼的真正作用是守国，现在昭公虽然懂得外在的礼仪，但“政令在家”，昭公并无实权，而且不懂得通过任用贤人、交好邻邦等来树立威信，却致力于烦琐礼仪的细枝末节。这也说明，鲁国政令在家的状况已经很久了，鲁君已经在国内失去了作为国君的威信。
鲁昭公渐渐不满于自己无权的状况，开始了对季氏的讨伐与算计。但昭公并不是一个有智谋的政治家，他对季氏进行了两次驱逐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昭公十二年，由于季氏与其费宰南蒯有矛盾，南蒯想要据费叛季氏而归公室，并与昭公之子慭合谋请晋国作外援，最终这次行动没有成功。这次虽然昭公没有参与，但肯定有他的暗中支持。第二次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昭公再次对季氏发起讨伐，季平子先是得罪了庶叔父季公若，然后又因与郈氏斗鸡而产生矛盾，在这些人的怂恿下昭公贸然讨伐季氏，最终也以失败告终，昭公因此在鲁国无立足之地，逃亡到齐、晋，最终死在晋地乾侯。
鲁昭公死后，赵简子感到很困惑，他问史墨说，季孙氏把昭公赶出国，但是人民都服从他，诸侯也仍然与他交往，他把昭公赶走使之死在外国，但所有的人都不怪罪他，这是为什么？史墨回答他说：“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适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可见，季氏在鲁国长期执政，且其掌权者比较贤能，治国有方，在人民中获得很高的威信，人民早已习惯了听从季氏而不是鲁公，鲁公形同虚设，于民无恩无惠，自然不会有人同情他。与昭公的遭遇相似，数十年之后，鲁哀公也试图借助越国的兵力驱逐三桓，但也没有成功，逃亡到越国并死在那里。
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公子季札历聘诸国，在晋国见到了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他说：“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认为晋国的政权大概要归于这三家了。他和叔向很投缘，临行前对叔向说“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一句“政将在家”，即看到晋国政权也将落入大夫手中。鲁昭公元年（前541），诸侯为救援宋国的火灾，会于澶渊。鲁国的叔孙豹见到了晋国的赵武。他看到赵武意气消沉，预言晋国的政局将发生大的变化，回国后对孟孝伯和季武子说：“晋君将失政矣，若不树焉，使早备鲁。既而政在大夫，韩子懦弱，大夫多贪，求欲无厌。齐、楚未足与也，鲁其惧哉。”这是说，继赵武为正卿的韩宣子性格懦弱，不能控制晋国的诸大夫，晋国的国君将要失去政权，鲁国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应该早作准备。孟孝伯、季武子无动于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结果，“及赵文子卒，晋公室卑，政在侈家，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
鲁昭公三年（前539），齐国晏婴聘晋，与叔向会面。此时，齐、晋两国的君主都奢侈腐败，六卿和田氏却励精图治，逐渐掌握了各自国家的权力，齐、晋两国的政治都处在即将大变的前夜。他们谈起齐、晋两国的政局，感叹凋零，相对唏嘘，叔向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讎。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这是说晋国公室军备废弛，骄奢淫逸，公族凋零，民无所依，而国君犹不知改弦更张，只能寻欢作乐以忘记忧愁。所以，叔向预言，晋国公室之卑很快就会出现了，而公室卑微的结果就是“政在家门”，最终，晋国为韩赵魏三家所瓜分。
陈氏，又称田氏，陈、田通，妫姓，陈厉公之后。陈厉公生公子完，完谥敬仲，前672年，陈人杀陈宣公太子御寇，公子完与御寇友善，害怕牵连，奔齐，齐桓公任他为卿，他认为自己只是“羁旅之臣”，没有资格担任，辞掉了，桓公就让他担任工正。陈厉公生公子完时，恰好王室的史官过陈，厉公请他为公子完卜筮，史官预言他将在陈国衰落的时候，代姜姓的齐国而有之；而陈大夫难氏卜妻公子完时，其辞也说：“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氏初仕齐国，地位是不高的，直到陈文子时，陈氏才在齐国崭露头角。陈文子名须无，即田文子，是春秋时期的贤大夫，与晏婴同时，深通礼制和占卜。据《论语》记载：“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子以“清”赞许他。
齐景公十六年（前532），陈文子之子陈无宇联合鲍、国两家将栾、高二氏驱逐出国，瓜分了他们的家产。晏婴对陈无宇说：“必致诸公。让，德之主也，谓戴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无宇认为晏婴说的有道理，就把分得的栾、高家财都还给了齐侯，而请求在莒地养老。齐景公的母亲穆孟姬为他请高唐，高唐是齐五都之一，为当时著名的军事重镇，陈氏拥有了高唐，成为齐国内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陈氏始大”（《左传·昭公十年》）。陈无宇死后，其子田釐子陈乞继立，他善于收买人心，收税的时候用小斗，而卖出的时候用大斗，因此田氏越来越得民心，宗族在齐国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晏子出使晋国的时候对叔向说：“齐国之政卒归于田氏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孺子荼元年（前489），陈乞联合鲍牧和齐国的大夫将国夏、高张驱逐出境，派人从鲁国召回和他关系友好的公子阳生，十月，陈乞立阳生为君，即齐悼公。《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悼公既立，田乞为相，专齐政。”悼公四年，吴人伐齐，齐人弑悼公以求媚于吴，立齐简公。《史记》认为弑悼公的是鲍牧，但鲍牧在悼公二年已为悼公所杀，所以不可能是鲍牧所为。《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云：“景公没，田氏杀君荼，立阳生；杀阳生，立简公；杀简公而取齐国。”则弑君的为陈氏无疑。陈乞卒，陈恒嗣立，陈恒即田常，汉朝时，为汉文帝刘恒避讳，称为田常。简公即位后宠信阐止。简公的车御缺对简公说：“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但简公不听。陈、阚两家斗争，最终阚止失败被杀，而简公也因此逃亡，后来陈恒在舒州逮捕了简公并将其杀死，时为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消息传到鲁国之后，孔子请求鲁君讨伐陈氏，据《论语》记载：“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三桓畏惧田氏，自然不敢出兵，孔子悲愤但也无可奈何。陈氏弑简公之后，拥立齐简公的弟弟为国君，就是齐平公。之后，陈恒独揽齐国大权，尽诛鲍、晏诸族。齐国的政权就完全为陈氏控制了。过了100多年，即齐康公十九年（前386），田氏终于通过魏武侯获得了王室的承认，正式成为诸侯。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权力下移、大夫秉政如火如荼的时候，孔子目睹了这种现实，心痛于卿大夫的野心与诸侯国君丧失权威的无奈，才不遗余力地提出克己复礼的主张，希望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常的政治秩序，使天下复归安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