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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又称公子札，吴王寿梦第四子，封于延陵（今常州），称延陵季子，后又封州来，又称延州来季子，也有学者认为延陵即延州来，陵为州来二字合音
。季札约长孔子二十岁，是吴国著名的贤者，也是最早服膺礼乐文明的南方学者，后人常有“南季北孔”之称。
季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让国。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等文献记载，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诸樊死后传位给弟弟，想要通过兄弟相传，最后传给季札，但季札最终还是谦让未即君位。吴王余祭四年（前544），即鲁襄公二十九年，余祭被越人俘虏守门人杀死，其弟弟余眛即位。新君为了与中原各国通好，便派季札出使中原，加强与中原诸侯国的文化交流。季札对中原的礼乐文明仰慕已久，便欣然前往。由于鲁国是礼乐保存最完整的诸侯国，因此季札访问中原的第一站就是鲁国。在鲁国，季札迫不及待地要求观赏周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其事曰：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鲁国为季札分别演奏了《诗经》中的风、雅、颂以及大武等古乐，而对于每一种乐，他都能敏锐地听出其中所反映的政治、民风以及与国家兴亡的关系，透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意涵，可以说是儒家以乐观政思想的先导。季札对古代圣王之乐赞叹不已，如称赞大武“美哉！周之盛也”，称大夏“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体现出对中原古代圣王的认同。
有不少学者怀疑季札北上观乐一事的可信性，认为季札生活于蛮荒之地的吴国，不太可能对乐有如此高的造诣。但从现有的出土资料看，吴国与中原的交流一直连续不断，其文化水平可能逊于中原，但也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低。1954年江苏镇江出土的《宜侯夨簋》共有铭文120余字，记载了周康王册封虞侯夨于宜，并赏赐虞侯夨田土、弓箭及奴隶等之事，是器乃虞侯夨感激王恩，铭刻功业为父虞公丁作器。虞侯即是吴侯，此铭文揭示了西周早期南方吴国与北方周王室之间的密切关系。《吴越春秋》上卷亦曰：“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可与《宜侯夨簋》铭相互发明。另外，在吴地出土的大量音乐文物，如者减钟、吴王光残钟、配儿钩鑃等，尤其是江苏无锡鸿山越墓发现的大量乐器，表明吴地的音乐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准，因此，《左传》所记载的季札观乐应是可信的。
离开鲁国，季札继续聘问了齐、郑、卫、晋等中原主要诸侯国，同各国士大夫进行交流。他来到齐国，见到了齐国名臣晏婴，目睹齐国即将发生变乱的政治形势，他对晏子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晏子听从的劝告，赶快寻找机会交出了权力与封邑，果然在齐国后来的权力斗争中幸免于难。出使郑国之时，他见到了子产，他们一见如故，就像多年的知心之交。季札对郑国时局有着异常明晰的洞察力，临别前，他语重心长地对子产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言之谆谆，看到郑国贵族的奢侈无度，认为子产终将成为郑国的执政者，希望子产执政后能够以礼治国，才能避免郑国的败亡。季札又来到卫国，与蘧伯玉、史、公子朝等卫国贤人交流，认为“卫多君子，未有患也”。从卫国到晋国去，途经戚邑，当时卫国的孙林父得罪于卫献公，正占据戚地以叛卫。季札听到钟鼓的音乐声，便对孙林父说：“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孔子家语·正论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认为孙林父得罪了君主，更是忧惧的时候，有什么可乐的事呢？孙林父听了之后，终身不听琴瑟。在晋国，季札结识了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对三人非常赞赏，并预言“晋国其萃于三族乎”。他比较喜欢叔向，离开之前告诫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
季札经过徐国的时候，徐国的国君非常羡慕他佩带的宝剑，但难于启齿相求，季札因自己还要遍访列国，当时未便相赠。待出使归来，再经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慨然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松树上。侍从不解何意，他说：“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史记·吴太伯世家》）季札之重信义也由此传为千古美谈。
季札在从齐国返回的时候，他的长子不幸去世了，于是将其葬于嬴博之间。孔子听了之后说：“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便率弟子去观看葬礼。“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看到这种做法后说：“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礼记·檀弓下》）今山东莱城尚存有孔子遗迹——“孔子观礼处”。
季札通过出使中原的活动，丰富了见闻，加深了对周代礼乐文明的理解和认识，是春秋时期一次南方与北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吴国在当时被认为是蛮夷之地，季札虽是吴国人，却能够仰慕和学习中原的礼乐文化，他让国、守信、通礼、知乐，丝毫不亚于中原人，因此受到后人的赞赏，并认为他是贤人，甚至将其当成南方第一位大儒，给予高度评价。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有《弟子问》一篇，其第二简中有这样的文字：“子曰：前（延）陵季子，其天民也（乎）？生而不（因）其浴（俗）。吴人生十（十七）（年）而壤（让）（札），倗（乎）其雁，前（延）陵季=（季子）侨而弗受。前（延）陵季=（季子），其天民也（乎）？”可见孔子对年长于己的季札甚为尊崇，称之为“天民”。对于季札聘中原一事，《春秋》经用六个字郑重地书写“吴子使札来聘”，《公羊传》解释说：“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穀梁传》也说：“吴其称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进之也。身贤，贤也。使贤亦贤也。”
但季札的贤能并不能改变吴国内部的纷争。吴王僚十三年（前514）春，吴又乘楚国新丧国君而伐楚，“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遂聘于晋，以观诸侯”（《左传·昭二十七年》），这是季札第二次聘问中原。但公子光趁机发动政变，指使专诸刺杀了吴王僚，并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季札内心对吴王阖闾这种兄弟相残的做法极其不满。由于当初是吴王僚派他出使晋国的，所以回来后他到僚的墓前复命，并哭祭一番，然后回到自己的封邑延陵，终身不再进入吴国国都（《公羊传》）。季札死后，相传孔子为其碑题“于虖有吴延陵君子之葬”十字，此碑今存丹阳季子庙，为后世摹刻本。相传今存的孔子亲撰碑文只有两处，另一个是比干墓前的“殷比干墓”四字。由于年代久远，这两处是否确为孔子手迹，后世颇有争论，但无论真假，也足见孔子对季札的崇敬。延陵季子对后世儒者人格的培养有深远影响。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引用孔子的话，感慨地说：“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后汉书·党锢传》载延笃贻刘祐之书曰：“昔太伯三让，人无德而称焉。延陵高揖，华夏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