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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前522），郑穆公之孙，司马子国之子，故为公孙氏，名侨，字子产，谥成。郑简公十二年（前554）为卿，二十三年（鲁襄公三十年、前543）执政，先后辅佐郑简公、郑定公二十余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对孔子和儒家有重要影响。
子产比孔子大二三十岁，属于孔子的前辈，子产去世时，孔子仅 29岁，学问尚未成熟，故孔子应该没有见过子产，但由于子产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力和良好声誉，孔子对子产的事迹多有耳闻，也对他非常敬重，多次给予崇高的评价。《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的“孔子之所严事”的历史人物中，就有郑国的子产。《郑世家》又称孔子“兄事子产”，《孔子家语·辩政》也记载孔子说：“夫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晏子，于君为忠臣，而行为恭敬。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爱敬。”孔子对子产的敬重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子产小时候就表现出敏锐的政治眼光。《左传·襄公八年》记载，郑入侵蔡，俘获了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独子产不随声附和，他批评当政者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当时蔡是楚的附属国，侵犯蔡国就相当于侵犯楚国，楚国必来讨，而若顺从楚则晋师必至，得罪了楚、晋两个大国，郑国未来几年都将不得安宁。子产准确分析了郑国面临的形势。果不其然，鲁襄公九年，“楚子伐郑”，而“晋人不得志于郑，以诸侯复伐之”。应验了子产之言。这是《左传》中关于子产的最早记载，当时他应属少年。
主政郑国之后，子产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推动了郑国的发展。《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左传·昭公六年》载：“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具体来说，其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土地方面，“作封洫”，封洫是田间纵横的水沟，子产“作封洫”，一方面是一种水利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是进一步明确各家田地的界限，以防止侵田占田事件的发生，也更加便于征收赋税。税收方面，“作丘赋”，其详细内容应与鲁国于公元前590年实行的“作丘甲”类似，大概是以丘（类似于乡、里的行政单位）为单位征收赋税，是对传统井田制下赋税制度的改革，更有利于公平地征收赋税，以及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但当时国人并不理解，对此政策多有诽谤，《左传·昭公四年》载其事云：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
可见子产态度非常坚决，仍然坚持推行既定政策。行政体制方面，进一步理顺地方行政，所谓庐井有伍，即对人民进行编制和组织。法律方面就是广为人知的“铸刑书”。这些举措实行下来卓有成效，最终获得了郑人的广泛支持，当时郑人称颂子产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为政注重“宽猛相济”。一方面子产为政宽大，施行仁政，爱民如子。孔子多次称赞子产为政爱民。《论语》记载：“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宪问》）《孔子家语·正论解》记载“夫子之极言子产之惠”，可见子产的惠民形象对孔子影响很大，以至于经常向弟子们提起，孔子常说“仁者爱人”，不能不说受到子产的影响。子产死后，孔子哭着说：“古之遗爱也。”认为他保留了古代圣人的爱民情怀。孔子偶尔也会批评子产只知爱民不知教民。如对于子产曾以自己的交通工具帮人渡河一事，孔子说：“夫子产者，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又说：“子产以所乘之舆济冬涉者，是爱无教也。”（《家语·正论解》）认为这只是爱民、养民，而不是教民，富民和教民是孔子重民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子也曾批评他“惠而不知为政”，认为执政者不能只是施舍小恩小惠，更重要的是做事要使大多数人民受惠，比如架设桥梁，远比只渡一人更有价值。
子产为政开明，不独断专行，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子产不毁乡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故事。郑国人有在乡校议论执政的习惯，当时有人提出毁弃乡校，而子产不同意，认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为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认为用“作威”的办法来“防怨”，犹如筑堤坝来防水患，“大决所犯，伤人必多”，毁了乡校，不同意见没有了宣泄渠道，反而会扩大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让人们在乡校里议论执政的得失善否，人们所赞成的就采纳，人们所讨厌的就改正。当然，能够在乡校议论的，应该以贵族为主，平民是没有资格的，但这毕竟体现了子产执政的开明作风。当孔子听说了子产不毁乡校的事之后评价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这也说明子产为政的宽大之处。子产不毁乡校对明末清初黄宗羲的学校观有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子产认识到在周天子权威丧失、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中，单纯依靠仁爱的宽大政治难以维持国家和社会的安定。从实际出发，子产强调以猛济宽，以刑佐德，“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产希望通过宽猛相济、德刑兼施的统治手段，来维持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和势力均衡，以此来达到其“救世”的政治理想。《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郑国子产重病，请求子太叔来担任执政官。在子产看来，“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并以“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的阐述向子太叔作了解释。子产离世之后，子太叔继任执政官。但其不忍以严厉方法治政，仅处政以宽大之法，最终导致萑苻之患。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却并非彻底否定刑罚的作用。孔子认为，圣人对百姓的治理必须以教化和刑罚相结合。“德”近乎“礼”，主要是为教化；“刑”则是暴力，两者并行，相得益彰。这种德主刑辅、刚柔相济的治国思路与儒家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孔子赞子产以“善哉”。
子产为政务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鬼神观念的影响。鲁昭公十七年，郑国的裨灶根据星象预言宋、卫、陈、郑将会在同一天发生火灾，并向子产承诺“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并未采纳。鲁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都发生火灾，裨灶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要求采纳他的意见，子产不同意，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认为裨灶哪里知道天道，只不过他说得多了，偶然能说中罢了。后来郑国也没有再发生火灾。子产不主张通过祭祀禳灾等活动祈求减灾得福，而认为应采取积极的可行性措施防灾减灾。史载，在大火发生后，子产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
火作，子产辞晋公子、公孙于东门，使司寇出新客，禁旧客勿出于宫。使子宽、子上巡群屏摄，至于大宫。使公孙登徙大龟，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使府人、库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旧宫人，置诸火所不及。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三日哭，国不市。使行人告于诸侯。（《左传·昭公十八年》）
这些举措包括疏散人员，抢救并转移卜龟、神位等国家重器，指示相关人员分工负责，明确其职责范围，确定受灾损失，减免受灾人员的赋税等。同时，子产不忘加强国防，防止外敌乘机来袭，并及时向各国通报灾情。次年，郑国又出现“龙斗洧渊”的怪事，人们敦请子产组织祭祀。子产又以“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左传·昭公十九年》），而拒绝禳灾祭祀等迷信活动。同时，子产更反对因祈雨祭祀而毁坏林木的做法，认为“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子产的这种“天道远人道尔”的思想，对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观念有一定影响。
在外交方面，子产运用其高超的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子产执政前后，正处于晋楚争霸时期，郑国处于晋楚之间，往往左右为难，导致战争连年不断。子产凭借其高超的大局把握能力和敏锐的分析预判能力，周旋于晋、楚之间，坚持原则，不卑不亢，维护了郑国的利益，赢得了各诸侯国的尊重。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晋平公在平丘会盟各国诸侯，郑国子产就诸侯国应该向周朝纳贡多少的问题提出异议。他认为诸侯国应该以地位尊卑缴纳相应的贡赋。郑国仅是“男服”地位，却要按照公侯的身份纳贡，这有违常理，故请晋国降低郑国纳贡标准。为此从早上一直争论到晚上，争论的结果是“晋人许之”，子产争承被传为外交的佳话。孔子在这件事上称赞他：“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孔子的言外之意，也许不仅仅是称赞子产能够维护国家利益，更多的是认为子产遵从了传统的礼制，而在孔子那里，只有克己复礼，才是真正的立国之基。
子产善于用人，《论语》记载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裨谌、子太叔、公孙挥、子产四人均为郑国大夫，也都是郑国的股肱之臣，这句话强调在子产的统筹之下，郑国的主要领导人物能够做到通力合作，草拟和制定国家的重大政策法令，这是称赞子产善于团结人和使用人才。
经过子产的艰苦努力，到子产去世前郑国已经由一个外患频仍、内乱迭起、民生凋敝的贫弱小国转变为一个政治开明、经济富庶的国家，地位大为提高，几十年间未遭大国征伐。
孔子称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行己恭，代表个人修养水平高；事上敬，意味着知礼懂礼，不欺上凌下；养民惠、使民义，意味着能爱民、富民而不滥用民力。行己恭，事上敬，养民惠，使民义，这四条集合为一，几乎是儒家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人物应具有的品质。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孔子对子产确实推崇备至。子产为政，不但体现了传统礼乐文明，以及古代圣王仁爱的遗风，也体现了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变通和革新，所以赢得了高度赞誉，树立了一代“贤相”的形象，其务实又不失优雅的政治作风和人格魅力，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受到后世儒者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