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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文明是典型的礼乐文明，以礼乐治国，刑罚只是辅助手段。而到春秋时代，不少诸侯国出现铸刑书现象，法令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对西周的礼乐文明形成很大冲击。春秋时代关于铸刑器的记载有两次，即郑国子产铸刑器、晋国赵简子铸刑鼎。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铸刑书，这是东周法律思潮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杜预注《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云：“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一事件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晋国的贵族叔向给子产写了一封信，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先王治国，靠的不是法律，而是“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即主要采用仁义道德的柔性方式，对民众进行引导和教化，这样民众自然就会服从上级，这是最理想的状况。而如果制定和公布明确的法律条文，一切唯条文是依，人民就会只遵从条文，而不再对当政者本人恭敬顺从，甚至还会放弃传统的礼制，“将弃礼而征于书”，只斤斤计较于法律如何规定，对律条锱铢必较，甚至钻法律空子。失去礼制的约束，就会出现尊卑失度、长幼失序的状况，最后导致狱讼繁多、贿赂并行，败坏风俗和民心，这在叔向等保守贵族看来当然就是国家大乱了。叔向认为只有到衰世末世的时候，法律、刑罚才会大量出现，所谓“国将亡，必多制”，并举例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公布刑书会让郑国败亡。叔向对《诗经》中所描绘的“仪刑文王，万邦作孚”的美好图景十分向往，认为只要像文王时代那样进行礼治，根本就不需动用刑辟。另一贵族士文伯甚至认为铸刑鼎用到了火，预言郑国将有火灾，以此来反对刑书。子产复信表示感谢叔向的好意，却坚持自己的做法。
2016年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中收录有《子产》篇，其中也涉及子产制定法律的史实：
子产既由善用圣，班好物俊之行，乃聿（肄）三邦之令，以为郑令、野令，道之以教，乃迹天地、逆顺、强柔，以咸全御；聿（肄）三邦之刑，以为郑刑、野刑，行以尊令裕仪，以释亡教不辜，此谓张美弃恶。
“三邦”之令与刑，应当即指夏、商、周的法律。而子产的立法有令、刑两大类，两类又因国、野而有别。此事与子产铸刑书相互呼应。
在子产铸刑书23年后，也就是公元前513年，晋国也铸造了刑鼎。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顷公十三年（前513）冬天，赵鞅和荀寅率领晋国军队在汝水之滨修建城防工事，同时向晋国民众征收“一鼓铁”铸造铁鼎，并在鼎上铸上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公之于众。孔子时年39岁，他听说了这件事之后，评论道：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孔子认为，晋国只要恪守唐叔所创立的法度来治理人民就足够了，没必要改作新法，当年晋文公之所以能够成为诸侯盟主，就是因为重新修起了唐叔的法度，现在放弃旧法度，而改作刑鼎，那么人民的目光便都集中在刑鼎身上，对整个国家的贵贱尊卑的秩序便都弃之不顾了。而所铸的范宣子的刑法是“晋国之乱制”，根本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晋国的大夫蔡史墨对此事进行了批评，认为参与这件事的中行氏身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并预言范氏与中行氏最终灭亡的命运。
前后不过二十余年出现两次铸刑鼎事件，说明它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那么，这两次事件的意义在何处呢？有人认为其意义在于成文法的形成和颁布，但若从中国历史发展变迁的角度来看，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春秋时代是历史大变迁的时代，是以礼乐为基础的西周等级社会体系逐渐崩解的时代。在礼乐文明的支配下，社会按照严格的等级秩序运作，各种法律制度和原则都隐藏于礼之中，法不过是礼治的附属物，并没有独立存在，刑罚只是实施礼治的辅助手段。法律的公布并不自春秋始。为了使刑罚起到恐吓与震慑作用，定期公布刑书在西周时似乎已成定制。《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悬）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但这也只是礼乐制度的一部分，与铸刑书公布法律为民众的最高行为准则性质不同。“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是当时公认的先王之制，就是不预先公布非常明确的罪与刑相对应的刑事法条，而是靠原则性的礼法或者先王“遗训”来约束人民，因时制宜地用各种刑罚来灵活机动地制裁犯法者，这就是晋人杜预注解《左传》本句所谓“临事制刑，不预设法”，其目的正如唐人孔颖达注解所谓“圣王虽制刑法，举其大纲”，“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令不测其浅深，常畏威而惧罪也”。这一传统体制，实质上是贵族专擅司法体制。而且，由于当时认为礼制是先王所制定的，必须一直坚守，而不能破坏，符合它就能保证国泰民安，背离它就会导致败亡。无论是子产铸刑书，还是荀寅、赵鞅铸刑鼎，都被判定为不合先王的礼法。
从根本上说，铸刑书这一事件虽小，体现的却是整个礼乐制度的瓦解与法治思想的兴起。礼乐制度适用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而法治思想则与以选贤举能为基础的官僚社会相适应。礼乐思想是柔性统治，其处理的是作为父子、兄弟、甥舅的王与诸侯的关系以及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强调相互之间的和谐共处而不是强力和控制，贵族是遵行礼法的榜样，社会的和谐秩序要靠遵行礼法的贵族对庶民进行教化和引导，民众需要对贵族有足够的尊重和服从。而在官僚社会中，国家的基础不再是血缘，君主高居于上，利用官僚系统统治全国，君主要想有效控制和驱使臣民，就必须要有一套统一严格的法令才行。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威崩颓，诸侯之间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血缘的温情而彬彬有礼，而是相互争财争地，原有的礼乐政治秩序迅速瓦解。各诸侯国为了自己的强大，纷纷变乱旧章，订立刑制，不再以先王的“礼治”之道为尚，以加强社会控制能力、提高社会运作效率为目标，体现了一种更加务实、更加合于时宜的政治追求。而孔子和叔向继续强调原有的礼乐文化秩序，是对旧有传统合理成分的继承，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