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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其霸业是一个经常被后世儒家学者讨论的话题，大至王道与霸道的关系，小到齐桓公、管仲的个人品质问题。因此，齐桓公称霸在儒学史上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大事件。齐桓公名小白，齐僖公之子，齐襄公之弟，于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管仲（约公元前723—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谥敬，又称管敬仲，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与鲍叔牙为友，后随侍齐桓公的兄长公子纠。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管晏列传》记载，齐襄公时，国政比较混乱，襄公醉杀了鲁桓公，又与其夫人通奸，“淫于妇人，数欺大臣”，他的兄弟们怕祸及其身，于是管仲、召忽保护公子纠逃到了鲁国，鲍叔牙保护公子小白逃到莒国。襄公十二年（前 686），公孙无知杀齐襄公，自立为君。次年，雍林人杀无知，并讨论重立国君的问题。齐国的高、国两大贵族事先暗地通知了小白提前回国。鲁国听说以后也发兵送公子纠回国，并派管仲带兵堵住从莒国到齐国的路，试图阻止小白回国争夺君位，管仲一箭射中小白带钩。小白假装倒地而死，管仲派人回鲁国报捷。鲁国见公子纠政敌已死，就放慢了送他回国的速度。而小白日夜兼程终于提前赶回齐国，并被立为国君，是为齐桓公。桓公即位以后发兵攻打鲁国，想把公子纠及其随从管仲等全部杀掉，但鲍叔牙知道管仲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劝说齐桓公留下管仲，“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齐桓公不计前嫌，听从鲍叔牙的建议，要求鲁国杀掉公子纠，而将管仲送回齐国。齐桓公任命管仲为大夫，把齐国的国政都委任给他。此后管仲长期参与齐国国政，身居相位，号为仲父，齐桓公对他言听计从，君臣相得，亲密无间，终于实现了霸业。
管仲具有出色的政治才干和务实精神，相齐后，凭借宏大的政治理想和非凡的政治眼光，充分运用其政治才能和手段，辅助齐桓公治理齐国，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进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得齐国国力日益强盛。管仲的国家治理思想非常丰富，包括注重法令治国、礼法结合、发展经济等。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叁国伍鄙”的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便于政令的通达，更便于军事集结。他将自由民按职业划分士、农、工、商四种，采用分业定居的办法，使各业人员安心从事于本业，有利于社会安定。进行经济改革，主张富民裕民，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主张，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均地分力”的土地制度，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实现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实施“相地而衰征”的税收制度，根据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交纳租税；发展工商业，“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史记·管晏列传》）。重视礼教教民，提出礼义廉耻的四维主张。
由于周王室的衰微，中原诸国征伐不已而无力制止，使戎、狄等周边的强悍民族趁机内侵。在这种形势下，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承认周王室的共主地位，积极援助被侵犯的诸侯国。这一口号在当时很有号召力，只有“尊王”旗帜竖起来，中原各国才能增强团结，才能共同抵御外族的交侵。《齐世家》记载，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燕庄公送桓公入齐境。桓公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将燕君所至之处全部让与燕国，并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听了这件事，都更加顺从齐国。狄人多次伐邢，桓公率诸侯伐狄救邢，并将邢国迁到夷仪。狄人灭了卫国，桓公又在楚丘协助重建卫国。桓公三十年，齐桓公在管仲的建议下联合各诸侯国讨伐楚国，质问楚国不按时向周王室进贡，祭祀所用茅草的违礼行为，“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左传·僖公四年》）。最终迫使楚国认罪改过。在辅佐和安定周室方面，桓公也有很大贡献，周惠王打算废黜太子郑而立少子带为太子，一废一立便会带来政局的不稳，齐桓公率诸侯主动匡扶周室，拥立太子郑为周襄王，维护了王室的安定。这一系列“尊王攘夷”的政策和行动，使得齐国形象大幅提升，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信服齐国，齐国成为周天子的代言人，逐渐确立了中原霸主的地位。
所谓霸，并非后世的蛮横、霸道之意，“霸”即伯，即诸侯之长的意思，“霸主”即诸侯会盟之主，霸主的地位需要有周天子之准许或册命。齐桓公五年（前681）春，齐桓公在甄地召集宋、陈、蔡、邾四诸侯国进行会盟，史称北杏之会，这是齐桓公第一次以盟主身份召集的诸侯国会盟，此后齐桓公共主持诸侯会盟达十一次，兵车之会四次，成为中原地区各诸侯国名副其实的霸主，并受到周天子的封赏。周惠王十年，即齐桓公十九年（前667），赐齐桓公为伯（《史记·周本纪》），标志着霸主地位得到周王的认可。桓公三十五年（前651）举行的葵丘会盟，与会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并赐祭肉于齐桓公，虽然周天子有意免除齐桓公下拜之礼，但管仲仍劝谏齐桓公遵守下拜之礼，坚持君臣之道，维护周天子的尊严和权威。这次会盟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
管仲由于辅佐齐桓公成为霸主，在齐国获得很高的威望，被齐桓公尊称为仲父，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管仲在辅佐桓公四十余年之后去世。管仲相齐称霸的功业，以及以其思想和事迹为基础而形成的《管子》一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管仲之后，各国先后掀起变法改革热潮，如郑国子产铸刑书、魏国魏文侯和李悝、秦国的商鞅变法等，无疑都以管仲的思想和政治实践为先导。《管子》一书自汉初就是政治家、思想家们的热门读物。南宋韩元吉称：“汉兴，贾谊、晁错之流莫不推尊管氏之书。”（《南涧甲乙稿》卷十六）宋张嵲称“凡《汉书》语之雅驯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之奇文也”（《紫微集》卷三十二）。今本《古文孝经孔氏传》大量袭用《管子》语，有学者认为孔安国作为孔子的正宗后裔，怎么可能大量引用《管子》呢？以此怀疑《孔传》的真实性
。其实如果了解到《管子》一书在汉代的重要影响以及其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孔传》对《管子》的引用就不觉得奇怪了，至少不能据之以定《孔传》之伪。
对于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这一历史事件，儒家既有肯定，又有批评。肯定的是，齐桓公通过称霸维护了周天子的权威和中原地区的和平稳定，使之免受异族的入侵。《论语·宪问》载：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称赞管仲为“仁”，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了。孔子从三个方面肯定了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树立威信靠的不是武力；“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安定国家，使民少受战争之苦；“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抵御异族入侵，保卫了中原文化的存续。有这三个方面的功绩，足以称为“仁”。与这一功绩相比，管仲没有自杀殉其主公子纠，反倒是小节了。从这儿我们可看出孔子对管仲的高度肯定。不过，孔子对管仲也有批评，《论语·八佾》载：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这段对话反映了孔子对管仲的批评，认为管仲生活奢侈，更重要的是僭越了礼制。“塞门”“反坫”都是天子诸侯之制，郑玄注曰：“人君别内外于门，树屏以蔽之。反坫，反爵之坫，在两楹之间。若与邻国君为好会，其献酢之礼更酌，酌毕则各反爵于坫上。”管仲以卿大夫之位“塞门”“反坫”，很明显违背了传统的礼制。但这只是细枝末节，孔子对管仲基本持肯定态度，这也体现了孔子重民、重国家和社稷的大局观，他认为凡是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不但是仁，更可以称为圣了。这也体现了圣人舍人之小疵取人之大功，不以人之小过掩其大善的胸襟。而后世儒家，则往往对管仲和齐桓公多有批评。如孟子称管仲“功烈如彼其卑”（《公孙丑上》），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荀子一方面认为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其霸也宜哉”，另一方面又认为“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仲尼》）。可见，后世儒家更多地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以至高的王道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齐桓公的霸业，从而对其评价更多地充满批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