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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王朝的繁荣并没有维持太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成康之治之后，便出现“王道微缺”的状况。据《竹书纪年》等史料记载，康王的儿子昭王时，江汉地区的楚国开始与周朝分庭抗礼，昭王一怒之下南征，最终却导致“南征而不返”的结果，这意味着周王朝的权威开始有所下降。昭王之子穆王也多次东征西讨，《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左史倚相对楚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其后，衰相渐显。《汉书·匈奴传》云：“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史记·周本纪》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可见，周懿王时，西周王室的衰相已经非常明显。周王本身的无道，是王室渐衰的重要原因，最著名的是周厉王时期的“道路以目”，与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据《国语·周语》记载，周厉王暴虐，为防止人们的反抗，用卫巫监视国人，杀害有不满言论的人，从此“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高兴地说“吾能弥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劝谏他，并说了一段为后世广为传颂的话：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厉王仍然不听，过了三年，国人发动暴动，把厉王流放到彘。到西周的末代君王幽王时，政治更加腐败。虽然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未必真实，但周幽王的昏庸无道却应属事实。幽王不问政事，任用奸佞乖巧、善于逢迎的虢石父为卿士，执掌政事，引起百姓强烈不满。郑国的史伯预测到西周的灭亡已经不远了，他说：“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认为应当允许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这样才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而幽王却一味地听信惯于谄谀之辞的虢石父，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欲无弊，得乎”。更重要的是，周幽王破坏了周王朝一直奉行的嫡长子继承制，废黜申后和太子宜臼，而立宠妃褒姒为王后，立褒姒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并加害宜臼。嫡长制是周代礼乐制度和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一旦破坏，将会严重危及政治的稳定。周幽王十一年（前771），申后的父亲申侯联合缯国、西夷犬戎攻打周幽王，在骊山下杀死周幽王，西周灭亡。诸侯遂拥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并东迁洛邑。此后，历史进入春秋时代，诸侯相互征伐，周王的权威更加萎缩，根本无法号令诸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而不是自天子出，就是那个时代的反映。
周王室的腐败衰落，社会各阶层普遍出现不满情绪，发出抱怨和讽刺的声音，体现在文学上，就是讽刺诗的兴起。讽刺诗，常被后世称为“变风”“变雅”，与“正风”“正雅”相对，指的是《风》《雅》中反映周政衰乱时期的作品。正风正雅是政教兴盛、人民安居乐业的反映，而变风变雅则是政教废弛、人民生活困苦而心怀怨愤的作品。《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书·礼乐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序》云：“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诗经》中的很多篇章，反映的都是周衰时的情况，如大雅中的《板》《荡》《桑柔》《民劳》《云汉》，小雅中的《节南山》《雨无正》等，这些诗往往抱怨上天不公，抱怨王公贵族不体恤民情，抱怨生活艰辛。
周的衰落，即所谓的“王纲解纽”，最主要的表现是西周所建立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衰落，即人们常说的“礼崩乐坏”。西周礼乐制度的核心是一整套体现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左传·桓公二年》）。而礼崩乐坏意味着这一等级制度的破坏。史称：“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国语·吴语》）诸侯开始不再朝贡天子，甚至还跟天子打仗，宗庙祭祀也逐渐废弛。在诸侯层面，是大夫与家臣秉政。鲁自宣公以后，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控制了政权，季氏又忙于与国君争权，将采邑政事委与家臣，家臣势力日渐膨胀，于是又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晋国三家分晋，齐国田氏代姜。孔子看不惯这种状况，谓之“天下无道”，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孔子曾对鲁国违背礼乐传统处多所评论指责，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
礼崩乐坏还表现在日常礼制的逐渐废弛。西周的礼制非常烦琐，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这么烦琐的礼仪掌握起来非常困难，遂渐渐被废弃。《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大量失礼的故事。按照西周的礼制规定，诸侯不能娶同姓，而鲁昭公却娶了同姓的吴国之女。《春秋》哀公十二年记载：“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对此《左传》云：“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与吊，适季氏。季氏不絻，放绖而拜。”《公羊》《穀梁》也称之所以不称夫人而称孟子，是“讳取同姓也”。在《论语·述而》中，也有一段对话：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可见，鲁昭公娶同姓，在当时是公认的失礼行为，只是因为他是国君，故有所避讳。《礼记·檀弓下》记载：“悼公之母死，哀公为之齐衰。有若曰：‘为妾齐衰，礼与？’哀公曰：‘吾得已乎哉，鲁人以妻我。’”为妾服齐衰，显然是有违礼制，哀公却以鲁人都把她当作夫人为借口，心安理得。有时候鲁国明知正礼为何，但迫于形势也不得不违背。《礼记·檀弓下》记载，鲁襄公朝于荆，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请袭！”鲁人曰：“非礼也！”楚人强之，鲁人只好照办。《左传·哀公七年》记载，“吴来征百牢”，因为宋国献百牢于吴，吴人以为鲁不可以后宋。虽然“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但“吴人弗听”，鲁国只好与之百牢。许多礼仪虽未被废弃，但极度简化，形同虚设，如告朔之礼，春秋时许多诸侯已经不再亲临祖庙告朔，只是杀羊应景。《论语》中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在朝聘之礼方面，诸侯也越来越慵懒，朝见周天子的次数越来越少，而朝见霸主的次数却急速增加，清人顾栋高说：“终春秋之世，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春秋大事表》）
在孔子时代，真正的雅乐已经不多见了，几乎成了绝学，当时如果谁能懂得一点雅乐，就会让人充满敬畏，所以当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的时候，便沉浸其中三月不知肉味。古乐典雅、庄重、枯燥，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而新兴的音乐更具有娱乐性和审美性，因此更容易为人接受，但它们由于与古乐不符，往往被称为“靡靡之音”“郑卫之音”“世俗之乐”等。《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礼记·乐记》载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都表现出古乐魅力的丧失与俗乐的兴起。
礼崩乐坏，一方面使过去严格的社会等级出现松动，人们的思想和活动不再被禁锢在严格的礼法范围内，开始变得活跃，为儒家乃至诸子百家思想的繁荣创造了社会条件。另一方面，礼崩乐坏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局面，也使一部分有志于保存、传承和重塑其精神的人得以产生，其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孔子，他有感于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遂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孔子以其礼乐之学传授生徒，开私家讲学之风，儒学于是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