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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作为周王室的宗邦，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诸侯国，《鲁颂·閟宫》称：“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鲁国是周朝在东部地区的重要根据地，同时也是周代礼乐文明荟萃之地，这为孔子和儒家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据学者研究，鲁国最初是由武王封周公于今河南鲁山附近，但由于武王不久去世，成王幼弱，周公担负起稳定西周政权的重任，没有就国。周公东征后，成王改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少昊之虚的曲阜，《左传·定公四年》云：“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墟。”从而开启了鲁国七百多年的历史，伯禽由此成为鲁国第一代国君。在周朝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鲁国由于其封国的特殊性质以及所处的地理环境，完全继承了周人的文化传统。伯禽封鲁对于儒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儒家思想得以产生的文化场域正式形成。正如《淮南子·要略》所说：“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伯禽受封时，周公在为政之德与为政策略方面对其进行了训诫。在《论语·微子》篇中有这样一章：“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施，读为弛，周公希望伯禽厚待自己的亲族和股肱大臣，不要太过苛刻，只有这样才能使鲁国长治久安。《韩诗外传》卷三载：
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
周公对伯禽的这篇训诫内容丰富，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第一篇家训。这里提到恭、俭、卑、畏、愚、浅等都是一种虚心、谦卑心态的表现，在处理各种政务时都时刻保持这种态度，就可获得荣、安、贵、胜、哲、智六种好的结果。周公以自己为例，虽然身居摄政，位拟天子，但也时刻保持战战兢兢的谦虚之态而勤于政务，以至于“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但即使这样，还经常被人猜忌，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成王年长，周公归政之后，有流言说周公的坏话，周公无奈逃到楚地。不过成王后来知道了真相，就把他迎了回来。《史记·鲁周公世家》也有周公诫伯禽的记载，但与《韩诗外传》略有差异：
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这里重点强调了礼贤下士的重要性，不要因为自己是鲁国的君主而骄纵，否则就会失去贤人的辅助。《荀子·尧问》也有一段记载与此主旨一致：
伯禽将归于鲁，周公谓伯禽之傅曰：“汝将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对曰：“其为人宽，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呜呼！以人恶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归道。彼其宽也，出无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窭小也。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知如士，不与士争知。彼争者，均者之气也，女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浅也。闻之曰：‘无越逾不见士。’见士问曰：‘无乃不察乎？’不闻，即物少至，少至则浅。彼浅者，贱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语女：我，文王之为子，武王之为弟，成王之为叔父，吾于天下不贱矣。然而吾所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之士者百有余人，欲言而请毕事者千有余人。于是吾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于十人与三十人中，乃在百人与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为之貌，下士吾厚为之貌，人人皆以我为越逾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后见物，见物然后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鲁国骄人几矣！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
这番话可能有荀子润色的成分，如“力如牛，走如马”一句与《荀子·王制》“力不若牛，走不若马”很相似，但其基本思想仍与上引《韩诗外传》《史记》中的材料一致，即告诫伯禽要谦虚下士，尊重贤人，不要“以国骄人”。
由以上几则材料可以看出，鲁国从受封开始就非常注重国君和施政者品行和道德的培养，从而形成谦让、内敛、敦厚的文化性格。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公伯禽被封到曲阜之后，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汇报政事处理情况，周公问为何迟迟不来报告，伯禽说：“改变当地风俗，革新当地礼仪，推行三年之丧，三年丧期过后除去丧服，这样完整的一套礼仪才算完成，所以来迟了。”而太公望被封齐地，仅过了五个月就来报告。周公问为何如此之速，太公说：“我简化了君臣之礼，顺从了当地的习俗。”后来在听到伯禽报告迟到的时候，叹气说：“鲁国在以后恐怕要受制于齐国了，为政太过复杂、烦琐，人民就很难亲近，平易近民，人民才更容易归顺。”鲁国重礼守文，齐国包容创新，二者的文化差异由此可见。
伯禽就封鲁国之时，由于其父周公在周朝的崇高地位，以及鲁国在东方的重要地理位置，承担了许多重大使命，获得了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诸多特权，成了宗周在东方的代言人。鲁国初封的管辖范围极为广大，据《礼记·明堂位》记载：“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郑玄认为包括“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以此推算，其管辖面积可达数十万平方千米：“略有今山东省南部小半省，兼涉苏北一隅之地，大致东到今沂水之东，南到今鲁、苏两省交界处，西到今郓城、巨野、城武、单诸县境，北到泰山及汶水之北，以泰山脉及汶水北岸地与齐为界。”（童书业《春秋史》）如此广大范围中，绝大部分是殷商故地和其他少数民族。而之所以将这块关系天下安危的重地封给伯禽，就是希望他“大启尔宇，为周室辅”（《鲁颂·閟宫》）。因此鲁国就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维系各民族关系，并以周礼教化民众、化解纠纷的责任。为完成这一使命，鲁国被赋予很多特权，如征伐，一般的诸侯国是没有擅自征伐的权力的，而鲁国是东方的“方伯”，“监七百里内之诸侯，故得帅之以征戎夷”（《尚书·费誓》疏）。《尚书》有《费誓》之篇，讲的就是伯禽率军征伐徐夷的誓词。
由于鲁国与周朝的特殊亲近关系，“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
。使它完好地承袭了周公所开创的礼乐文明，鲁国因此也成为周代礼乐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周公去世后，成王为了褒崇周公的丰功伟绩，赐给鲁国很多器物，“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礼记·明堂位》）。《左传·定公四年》：“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给鲁国赏赐了大量的礼器。还准许鲁国举行只有天子才能举行的礼仪，《史记·鲁周公世家》称“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郊祭即祭天，正常情况只有天子才能祭天，鲁有祭天特权，今曲阜城南尚有祭天的圜丘遗迹。《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左传·襄公十年》：“鲁有禘乐，宾祭用之。”《论语》中孔子说“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鲁还有大雩礼，据《诗·大雅·云汉》，大雩乃祭天祈雨，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施行，鲁也行大雩礼，古鲁城外现今尚存当年的舞雩坛旧址。《礼记·明堂位》载：“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韣，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对鲁国始祖周公的祭祀，也像周朝祭祀其始祖文王一样，完全使用天子的一套礼乐体系。《论语》中提到“八佾舞”，就是天子乐舞的代表。
春秋时代，周代的礼乐文明开始衰落，鲁国在国力上渐趋弱势，无法与新兴强国齐、晋、楚等抗衡，但仍以礼乐文明的正宗自居，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感。据《左传》记载，鲁闵公元年，齐想要趁鲁国发生庆父之难伐鲁，齐桓公问仲孙湫曰：“鲁可取乎？”仲孙湫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可见鲁国一直秉守周礼，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不少诸侯国仍然对鲁国尊敬有加，如滕、薛、郯等都屡修朝聘之礼。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国公子季札聘中原，并在鲁国观赏奏乐歌诗，鲁国为其演奏了《诗经》中的很多篇章，以及《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箾》等古乐，季札盛赞鲁国的礼乐文化。鲁昭公二年（前540），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两事均发生在春秋后期，这反映出当时鲁国的礼乐保存得仍然非常完整。近人韩席筹云：“鲁为齐弱久矣，然而河济海岱间诸小国，率亲鲁而远齐，岂无因而至哉！观曹太子来，则宾之以上卿；滕、薛争长，则婉言以和之；介葛庐来，则礼之加燕好。盖鲁能秉周礼，以怀柔小国，故小国亲睦而来服也。”
鲁国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也只有这样的文化氛围，才能孕育出孔子和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