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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姬姓，名旦，周武王同母弟，《史记·管蔡世家》言：“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次曰周公旦。”周公是西周时期具有灵魂意义的人物，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文王、武王，他对于周朝政治、文化之成立，都曾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制礼作乐，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头一件大事。
在文武时代，周公就已经崭露头角。史载周公“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史记·管蔡世家》），又称“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即位，周公成为最重要的辅佐大臣，尤其是在伐纣的过程中周公居功甚伟，《史记·鲁周公世家》称：“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爨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逸周书》之《大开武解》《大聚解》《武权解》等篇多记录周公辅相武王之嘉言懿行。周公与武王兄弟情深，据《尚书·金縢》记载，在武王患病的时候，周公甚至愿以身代武王受疾。
武王去世后，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天下，除了平定各地叛乱，进一步扩大分封规模之外，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制礼作乐。关于周公制定周礼，最早的记载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礼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逸周书·明堂解》也说：“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尚书大传》也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上认为周公摄政的第六年制礼作乐，朝诸侯于明堂，天下大服。但制礼作乐从广义上讲不是一蹴而就的单一事件，而是指整个周代礼乐制度的创建过程，周公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西周的礼乐文明，并不仅局限于礼和乐这两项具体事物，它还包括了官制、刑法、礼仪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对整个西周早期所创建的文化制度体系的统称。上文提到的设定“九刑罚”、建明堂以朝诸侯、颁度量衡等，都是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章太炎先生说：“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检论·礼隆杀论》）例如官制，值得一提的是《周官》。《周官》是百篇《尚书》的一篇
，史书明确记载“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史记·鲁周公世家》），可知《周官》是周公为创立西周官制所作。后来又出现了六篇本的《周官》，过去多认为是周公所作，近代以来则多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但其中未必没有西周官制的影子。总体来说，西周时代整个国家的运作体系和框架，都是由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这一活动来完成的。
西周礼乐文明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文明。文献中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说法，可以想见西周礼乐文明之复杂程度，真可谓“繁文缛礼”。大至政治、军事，小至衣冠、陈设，无不有礼的规范和约束。礼乐不仅是两种具体事物，更代表了两种精神和价值，一是“别”，二是“和”。“别”，是区别和明确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士大夫庶民的地位差别，以及家庭中父子、夫妇、兄弟长幼之别，明确其权利义务，使他们各自有所遵循，即所谓的“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左传·隐公五年》）。如在葬礼方面规定“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左传·隐公元年》）。丧服方面，根据血缘亲疏关系不同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之分。日常衣冠上，“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荀子·富国》）。衣饰器物之外，揖让、周旋行为动作的规定也很细微。但“别”不是刚性之别，又带有柔性和谐的因素，即“和”。“别”的功能是区别人的地位差别，而“和”则使所有人都能安于其位，使不同阶层能够和谐相处，从而使整个社会建立和谐的秩序。礼中所包含的敬、爱、孝、悌等情感，都是确保礼能够实行的重要柔性因素。所以，礼乐制度中，礼是主导与核心，而乐是礼的重要补充和辅助，古书上常说：“礼以别异，乐以和同。”礼乐一个刚性，一个柔性，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它们的共同使命就是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运作秩序。《尚书大传》曾细致描述了周公制礼作乐的本意，谓：“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烈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可见，周公制作礼乐，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以领导“四方诸侯”的，是其治理天下的一种谋略。
周代的礼乐文明是在夏商二代文化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并且超过了二代。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又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认为，夏礼、殷礼都不足征，而周则“监于二代”，吸收并扬弃了夏商时期“尊命”“尊神”的礼，而实行礼治和宗法相结合的周礼，所以孔子要遵从周礼。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西周数百年的强盛繁荣。周公去世后，成王及其子康王继承文武周公奠定的基业，天下趋于稳定、繁荣，这段时期是周最为强盛的阶段，史家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因此又被称为“成康之治”“成康盛世”。“成康之治”是后世儒家理想中最早的盛世的典范。
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进步、大总结，它直接开启了一个不同于既往巫史传统的礼乐传统。礼乐传统虽然难免含有“巫”的成分，体现对神、祖先的崇敬，其中却蕴含着人的自觉的意识，凸显出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体现出一种“内化”与“德化”的倾向，礼乐成为君王内在明德的外在体现和践履。杨向奎先生说：“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才是我国对于‘礼’的加工和改造，他开始用‘德’字来概括原始礼的全过程。以‘德’来代替礼。‘德’不仅包含着人们主观方面的修养，也包含有客观方面的行为规范。这就丰富了礼的内容，减轻了对等的交换性质，而使礼纳入道德范畴。”
这就改变了此前巫对来自上天的神意的绝对服从和盲目奉行，而将关注点放到人身上。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制礼作乐是“将上古祭祀祖先、沟通神明以指导人事的巫术礼仪，全面理性化和体制化，以作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准则”
。周公所创立的礼乐文明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使礼乐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因素。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说：“有周一代之事，其关系至深。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盖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制也。”
周公也因制礼作乐，而被后世尊为圣人，称“元圣”，唐代之前常与孔子并称周孔，史载“武德中…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可见当时甚至尊崇周公超过孔子。宋代封周公为文宪王。后世许多政治人物都以周公为楷模，或制礼作乐，或改制变法，如王莽、王安石、张居正等，虽然其中有成有败，但由此也可见周公影响力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