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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奂午，原名恒武，后改奂午。曾用笔名毕篥、李福、李庆、鲁牛等。1909年生于河北井陉县贾庄，一个太行山东麓矿区的小山村，村民在解放前世世代代以矿工为生。毕奂午父辈和家庭出身已不可考，零散的资料基本都只写到他的童年是与祖母一起度过的，祖母知书识字，给毕奂午很好的启蒙教育。小小年纪便已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祖母给他讲的《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的故事也给他埋下了文学创作的种子。想来，辛亥革命前的河北山村，大量的妇女受教育程度相当低，这位知书识礼的祖母该是位世家闺秀，由此推测毕奂午家在当地可能也是乡绅书香之家。而贾庄的地方志文献载，毕氏是当地的望族，明嘉靖年间，贾庄毕氏始祖毕扶由井陉七狮窑迁居贾庄村西高埠处建造房屋“毕家台”，至今毕家台依旧在贾庄老街，而毕家累世文脉绵延，出了不少贡生、监生。
毕奂午在贾庄当地的新式小学念书，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北京最早的一所师范学校，历史非常悠久，老舍便是这所学校早期的毕业生。毕奂午就读北师时的校长是王西徵先生，他是位卓越的教育家，早年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与陶行知先生一起创办晓庄师范学院。王校长引领下的北京师范学校，文化艺术氛围非常浓厚，师资也多是聘请当时文坛、艺术界和思想界的名师。国文教师于澄宇、高滔，音乐美术教师李苦禅、赵望云、汪采白，让毕奂午受益终身。在北师的六年，使他真正领略到了新文学的魅力，他对文学、音乐、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选择了以文学作为一生的志业。特别是，国文课上教师布置的新诗题，让毕奂午开始了诗歌的创作。
1931年毕奂午从北师毕业，但当时的北平局势纷扰，一介文学青年，要谋一职业并非易事，但他也不想回到老家，便在北平逗留。那年正值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开馆，正醉心文学的毕奂午，大部分的时间便泡在图书馆里，因没有收入，他常常靠一个干烧饼和玉米窝头扛过一天。物质极其匮乏，毕奂午的精神世界却无比丰富，他与北师的师长王西徵一起合作，为《世界日报》编辑了文学副刊《慧星》。《世界日报》创办于1925年，由成舍我创办，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世界日报》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并精心编辑副刊，发行量一度高达一万多份。毕奂午编辑了二十多期《慧星》，发表了不少传诵一时的新文学作品，并最先发表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怎样写诗》的中文译文。这一时期，毕奂午通过办刊、翻译让自身的诗歌创作日渐成熟，而内忧外患的时局，让毕奂午无法只沉浸在纯文学的园地中。现实中底层人民的流离失所、挣扎苦难给他带来极大的触动，他决心用笔刻画人间疾苦，由此奠定了他诗歌创作上现实主义的底色。
在北京逗留了三年后，毕奂午于1934年经过考试，成为天津南开中学的教员。当时的天津南开中学的教员队伍囊括了李尧林（巴金的三哥）、何其芳、高远公（王国维、梁启超的学生）、李苦禅等，毕奂午与他们志趣相投，时常诗文切磋，成为一生的挚友。尽管日本侵华战争的阴云已时刻笼罩华北大地，但1931年至1937年这一段时期，可谓是京派文化圈繁荣期。
这一时期各种高质量的文学副刊汇聚，如巴金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卞之琳主编的《水星》，杨振声、沈从文又从吴宓手中接过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由萧乾主编，给文学新人开辟了发展的空间。
毕奂午作为诗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正式登上文坛。而对毕奂午人生事业影响最大的，是他通过南开中学的同事李尧林得以结识了巴金。一次巴金来南开看望三哥李尧林，恰遇上毕奂午，得知毕奂午正在写新诗，巴金在看了他的几首习作之后，很是欣赏，便鼓励他多多创作。之后毕奂午的第一部诗集《掘金记》（1936）、第二部诗集《雨夕》（1939）均是在巴金的支持下得以出版问世的，说巴金是毕奂午文学上的伯乐和引路人一点不为过。两人从青年时代至耄耋之年，长达近七十年的友谊，也令人十分动容。
晚年时，毕奂午谈起巴金总流露出无比的敬重、感激和怀念，他买到巴金翻译出版的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在新书的扉页上，充满感情地写上这样的话：“巴金——我的挚友、兄长，我买来他译的书，仿佛见到他一样。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面，也没有通信，想到的，只是彼此一定还深深地怀念着。”
两部诗集的出版，让年轻的毕奂午成为了诗坛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然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一介书生的毕奂午被日军投入了监狱，并受到了非人的屈辱和摧残，精神肉体遭到极大损伤，甚至一度丧失记忆。现存的资料已无法得知毕奂午入狱的原因和细节，但从他之前的经历来看，毕奂午可能很早就作为一名党员投身地下工作了。
早在北平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毕奂午就曾与当时的同学王荣庭（之后成为极负盛名的“西部歌王”王洛宾）一起结伴辗转来到哈尔滨，希望经哈尔滨奔赴红色圣地莫斯科。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未能顺利成行，在哈尔滨流浪了三个月后，仍返回北平。逗留北平，埋首于图书馆的岁月里，毕奂午接纳一位从太行山矿区到北平的好友李威深，李威深原本也是北平师范学校的学生，后因多次反对当局而被开除。李威深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海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君彦，他与毕奂午同样来自河北，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毕奂午的第二部诗集《雨夕》出版于1939年，巴金在诗集后记中提到，自上海“八一三”事变以来，完全失去了毕奂午的消息，惦念友人，也为了不让诗人的手稿空驻在黑黑的书架上，便一力促成了诗集的出版。艾青在评价毕奂午诗时也写道：“诗人似乎就一直生活在已经沦陷了的城市里，除了读到他这样痛苦的诗之外，从来没有得到他的消息。”由此可以看出，“八一三”事变后毕奂午可能就被秘密逮捕入狱了，而巴金等一众友人并不知情，至于毕奂午何时出狱的，现有的资料也都难以查证，只知道他在1946年由巴金先生和李健吾先生介绍，由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聘请为助教。所以很可能是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毕奂午才被释放。入狱期间，毕奂午完全停止了创作，出狱之后他的文学创作热情锐减，仿佛诗神忽然远离了他，仅有少数诗文发表，而他对狱中经历也没有太多回忆见诸文字。
1948年，毕奂午调赴华中大学任讲师，华中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是华中师范大学的主要前身。翌年毕奂午便晋升为副教授，后又升为教授。解放战争爆发后，毕奂午也跟许多爱国志士一样投身到“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风潮中，这期间，他作为大学教员，全力地支持青年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与当时清华大学、华中大学两校从事地下活动的中共党员学生，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的家也成了学生党员地下活动的场所和掩护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毕奂午先生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先后担任中南文联、第一届湖北省文联、武汉市文联、湖北省文化局等机构的领导职务。应该说，50年代初，毕先生在湖北文化界地位颇为重要，但之后他却因为一些纯属子虚乌有的原因，被打入另册，调离领导岗位，来到武汉大学成为一名普通教师。
与毕奂午先生自80年代开始有多次接触的文化学者李辉，以及毕先生1978级的硕士生都曾提到，可能因为毕先生作为湖北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全国文代会时被错误地指认为叛徒，尽管从无证据和结论，但他却从此不再受到尊重和任用。其中的真实原因，已无法还原考证，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以毕奂午先生长期从事白区地下工作的经历，被边缘化，被打成右派并不足为奇，毕先生的老友们都有相同的磨难遭遇，有的甚至惨死。“文革”十年，毕先生无法再上讲台，藏书也被抄走，他被下放农场劳动，一直住在武汉东湖旁的牛棚里，真正地变成了一个放牛郎。毕奂午生性豁达乐观，十年牛棚岁月，他还给自己起了个雅号叫“唤牛”，灵感来自他早年在南开中学教书时，中午休息便在门外写上“午睡”二字，谁想给调皮的学生改成“牛睡”。
“文革”结束，毕奂午也得到了平反，重新回到武汉大学，并出任中文系系主任。改革开放之后，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一代文人都已两鬓苍苍，历经坎坷磨难的他们深有一种与时间岁月赛跑的紧迫感，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把自己所学所思呈现世人、贡献国家社会。他们中有的埋首著书，有的积极办刊，有的大力促进国际学术文化界的交流，而毕奂午则没有再创作更多的作品，除了写下《初出牛棚告白》发表在《诗刊》上，几乎没有其他作品问世。但毕老并没有闲着，他怀着与他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同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从东湖的牛棚搬至武大宿舍，毕奂午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教学和科研上。他一人带5名研究生，还时常为中青年教师提供资料、审读论文著作，为慕名求助的文学青年看习作，解答各式各样的问题，真正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有劳必效，“俯首甘为孺子牛”了。为人修改书稿、引见编辑，甚至寻找工作单位，这些为他人做嫁衣之事，耗费了毕老大量精力，但他却甘之如饴。他自谓不是作家，更不是学者，也不是诗人，只是希望把教师作为毕生志愿：“站在讲台上讲课，我是体力不支了。但我可以像珞珈山上的拾柴人，多捡一些枯枝落叶，供中青年教师们烧火煮饭，做出美味佳肴来。”
鲜有作品问世，也不愿外出访问交流，只爱守着一方书斋，读自己想读之书，自然使毕奂午在新读者中不免文名寥落，在他2000年逝世后，鲜有纪念或回忆的文字。幸运的是，李辉先生的《先生们》出版问世，其中写到毕奂午先生的一篇，感情极为真挚，读来分外温暖。1980年李辉因老师贾植芳的介绍，结识了毕奂午先生，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二十年的老少文人之谊。毕老在珞珈山坡道上为李辉送别，为李辉引见了萧乾并鼓励他写作《萧乾传》，在信中对李辉的工作生活甚至恋爱表达关切，对他所办的副刊中有关星象的文章提出意见，这些细节都为我们还原了那个慈祥、宽厚、热情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