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選唐詩與《河岳英靈集》

《河岳英靈集》是專收盛唐詩的一部詩選，天寶後期丹陽殷璠編。在編選時，殷璠把他對同時代詩人的評論寫進這部《河岳英靈集》中，使這本詩選帶有文學批評的性質，而他的批評又牽涉到詩歌的藝術表現，詩歌的發展道路，以及内容與形式等具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問題，這就使他的批評又進入文學理論的範疇。但是《河岳英靈集》畢竟是詩歌選集，我們首先要把它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來考察。唐人編選本朝的詩歌，有它自身發展的軌迹。我們不妨循着這條軌迹，看看殷璠佔據着什麽樣的位置，他與其先行者相比，有否增加些什麽；與他以後的詩選家比較，他給予了什麽。在對他的詩歌批評與理論觀念進行具體的分析的同時，對唐人選唐詩的演進作一概括的考察，似也是合宜的。

殷璠以前的唐詩選本，據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一“集録”所載，有《續古今詩苑英華集》、《麗則集》、《詩人秀句》、《古今詩人秀句》、《玉臺後集》、《正聲集》、《奇章集》、《搜玉集》、《國秀集》等九種。其實還應當加兩種，即《翰林學士集》和崔融編的《珠英學士集》。這十一種如《麗則集》、《奇章集》、《搜玉集》因不知編撰者姓名，其書早已亡佚，具體情況不得而詳，又如《珠英學士集》只記武則天時修《三教珠英》諸臣的詩，並無多大意義，其書也僅存殘本，這些都不可論。現在讓我們以確知其編撰者姓名，並可以考知其書的，作一個較爲系統的回顧，並以之與《河岳英靈集》作一些比較（《翰林學士集》有傳本，收唐太宗、許敬宗等人詩，當另論）。通過這一回顧，希望對於從唐初至玄宗時期的唐詩編選，以及中晚唐時期的某些有代表性的選本，有一個大致的瞭解。

唐代前期的唐詩編選，也同當時的詩歌創作一樣，受六朝詩風的影響。似乎到高宗、武則天時，一些詩歌選本在編選本朝詩時，還是與前朝（尤其是與南朝）一起合編，這反映了當時一些編者們的文學觀念，他們還没有認識到唐詩的獨立價值。

現今所知唐代第一個唐詩選本，是出於長安的一個僧人所編，即釋慧净的《續古今詩苑英華集》。與此同時，他的友人劉孝孫也編有一部類似的書，名《古今類聚詩苑》三十卷。但劉孝孫所編已經亡佚，而他爲慧净的書所寫的一篇序言却保存下來，由此使我們得以窺見慧净編選的宗旨。

《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丁部集録載《續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在另一處（丙部子録釋氏類）著録慧净的另一部著作《雜心玄文》，並云：“姓房，隋國子博士徽遠從子。”關於慧净的事跡，我們從《續高僧傳》卷三的傳文中可以得知，他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士徽遠之侄。十四歲即出家，隋文帝、煬帝時就有聲譽。唐貞觀時爲長安紀國寺主持，大臣房玄齡與結爲法友。高宗李治爲太子時，就曾請他主持普光寺。《全唐文》卷九〇四所載慧净《辭謝皇儲令知普光寺任啓》、《重上皇儲令知普光寺任謝啓》二文，即爲此而作（《全唐文》據《續高僧傳》輯録），皇儲即指李治。慧净卒於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年八十六。

《續古今詩苑英華集》已佚，我們只能從《續高僧傳》中所載劉孝孫《沙門慧净英華序》瞭解其情況（也載於《全唐文》卷一五四）。這裏似應對劉孝孫作一些介紹。他的事跡附見於《舊唐書》卷七二《褚亮傳》後。《褚亮傳》中有一段話記叙唐太宗設文學館事：“始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宫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值宿於閣下，每軍國務静，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州。”在這之後，即記劉孝孫事：

劉孝孫者，荆州人也。……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爲文會。大業末没于王世充。世充弟僞杞王辯引爲行臺郎中。洛陽平，辯面縛歸國，衆皆離散，孝孫猶攀援號慟，追送遠郊，時人義之。武德初，歷虞州録事參軍，太宗召爲秦府學士。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吴王友。嘗採歷代文集，爲王撰《古今類聚詩苑》四十卷。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參軍，尋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又《新唐書》卷一二〇《褚亮傳》載秦府十八學士原有薛收，貞觀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録事參軍劉孝孫補之”。據《新唐書·藝文志》，他的著作尚有《二儀實録》一卷（屬乙部史録儀注類），與房德懋合撰《事始》三卷（屬丙部子録小説家類，當是《事物紀原》一類的書），又《隋開皇曆》一卷，《七曜雜術》一卷（屬曆算類）。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劉孝孫是在南朝的文學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與南朝一些著名文人如虞世南、庾抱、孔德紹一樣，經過隋朝的短促時期，因其學識和文才而得到新建立起來的唐朝廷的重視。他的詩現存七首，特色不多，但似乎已多少擺脱六朝綺艷文風的影響。如《咏笛》一首：“凉秋夜笛鳴，流風詠九成。調高時慷慨，曲變或淒清。征客懷離緒，鄰人思舊情。幸以知音顧，千載有高聲。”又如《早發成皋望河》：“清晨發岩邑，車馬走轘轅。回瞰黄河上，惝恍屢飛魂。……懷古空延佇，歎逝將何言。”（《全唐詩》卷三三）寫景抒情，行役懷古，已經向質朴方向發展。

《沙門慧净詩英華序》開首稱頌慧净於佛家教義涵養之深，後叙二人交誼：“予昔遊京輦，得伸敬慕。寥寥净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閒居，入室而生虚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誘余以真如，挹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仰其峻極。”這是唐初士大夫與佛教徒交往的一段很好的材料，對研究僧人怎樣以佛學奥義來吸引文士，很有幫助。文章接着説：

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閣綺窗之咏，魏王北上，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明月，彭澤之摛微雨，逮乎顔、謝掞藻，任、沈遒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遞相祖述，鬱爲龜鏡。

從這段話中可以見出他們對建安至齊梁的詩歌有較廣泛的討論。接着説：

近世文人，才華間出。周武帝震彼雄圖，削平漳滏；隋高祖韞兹英略，龕定江淮。混一車書，大開學校。温、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絶代。凡此英彦，安可闕如。自參墟啟祚，重光景曜，大宏文德，道冠前王，薖軸之士風趨，林壑之賓雲集。故能抑揚漢徹，孕育曹丕，文雅鬱興，于兹爲盛。……固請法師暫回清鑒，採摭詞實，耘剪繁蕪。

這説明慧净所選起自北朝的周，南朝的梁陳。《唐音癸簽》説明此書所輯爲“自梁至唐初劉孝孫”，是不錯的（胡震亨所謂至劉孝孫止，也根據此篇序文末所云“予聊因暇日，敬述芳猷，俾郢唱楚謡，同管弦而播響”）。

由於這個選集已經亡佚，前代文獻記載缺乏，我們未能知道選目的詳細情況。但從以上所引，可知慧净與劉孝孫對於建安至齊梁的詩人，所看重的還是一些寫景抒情之作，對建安文學的意義，對齊梁文風的柔弱，缺乏認識，又加以貞觀前期詩歌還仍沿六朝餘波，因此他們認爲唐初詩歌只不過是北朝温（子升）、邢（邵），南朝徐（陵）、庾（信）的繼續，他們看不出新朝在文學上有什麽變化，因此將唐初詩歌與周、梁時合編，在他們看來自是順理成章的事。

劉孝孫雖然參加了唐太宗的文學館，但他對前代詩歌的發展衍變，以及新時期詩風應當具有什麽新的特點，似都缺乏認識。慧净得名於隋朝，作爲一個僧人，又囿于教義，他當然更不瞭解大唐帝國的建立會對文學發展具有怎樣的意義。他們的識見都落後於當時參預修史的大臣如魏徵、李百藥、令狐德棻等。唐朝建立之初，即命朝臣修梁、陳、北齊、北周、隋史，貞觀三年（六二九），唐太宗下令由魏徵總其成，加快修史的進度。貞觀十年（六三六）五史相繼完成。他們修史的時間與慧净、劉孝孫討論、編撰選詩的時間是相近的。而魏徵等却明確地提出了新建立的王朝對前朝文學提綱挈領式的看法。他們也肯定齊、梁時文人在藝術技巧方面的探討和成績，如説江淹、沈約等“縟彩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隋書·文學傳序》）；又説徐陵“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陳書·徐陵傳》）。但在總體上，也就是詩歌的發展方向上，他們是予以否定的，並且指出這種文風對於國家政權的危害：“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争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隋書·文學傳序》）爲適應統一大帝國的建立，他們要求有這樣的一種文風，即取江左清綺，河朔剛貞，“掇彼清音，簡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同上）。當然，這在當時只能是一種理想提出，文學創作的實際遠未具備這樣的條件，但畢竟發展的方向已經概括地、明確地指出。劉孝孫、慧净反映的是當時一般文士的認識，也與當時詩歌創作的實際相適應。他們與殷璠，處於極不相同的文學環境，以至幾乎無法加以比較。

過了三、四十年，即唐高宗、武則天時期，我們看到另一種唐詩選本的出現，這就是元思敬的《古今詩人秀句》。

《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文苑傳》上《崔行功傳》後附記元思敬事，謂：“元思敬者，總章中爲協律郎，預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兩卷，傳於世。”《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丁部集録，載高宗、武后時期朝臣所修的大型類書、總集，有許敬宗、劉伯莊等《文館詞林》一千卷，《麗正文苑》二十卷，另有《芳林要覽》三百卷，參預編纂者許敬章、顧胤、許圉師、上官儀、楊思儉、孟利貞、姚臻、竇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新唐書·藝文志》同卷並載元思敬《詩人秀句》二卷。

元思敬的其他事迹未詳。《全唐詩》、《全唐文》都未曾收録其文。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三）第二章《詩的對偶及作法》曾疑元思敬即元兢。按羅説是。據《説文》，兢，敬也。元兢，字思敬，名與字正合。《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類引“或曰”論秀句一段，羅根澤謂即其《古今詩人秀句》序。這段文中説及參預修纂《芳林要覽》，時與事都與《舊唐書》所載元思敬事相合。

按《古今詩人秀句》一書已佚。據日本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第一章《成立考》，元兢此書曾著録於《見在書目》中的總集類，載爲二卷。《見在書目》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編於日本陽成天皇、宇多天皇年間（公元八七六—八九八，即唐僖宗乾符三年—唐昭宗光化元年）。則元兢此書大約也是中唐時流傳到日本去的。據《文鏡秘府論》南卷所載序，稱“時歷十代，人將四百，自古詩爲始，至上官儀爲終”，則似乎上溯兩漢。序中又云：

余以龍朔元年爲周王府參軍，與文學劉禕之、典籤范履冰書，東閣已建，期竟撰成此録。王家書既多缺，私室集更難求，所以遂歷十年，未終兩卷。今剪《芳林要覽》，討論諸集，人欲天從，果諧宿志。常與諸學士覽小謝詩，見和宋記室省中，詮其秀句。……

元兢總章中爲協律郎，總章爲公元六六八—六七〇年。又於龍朔元年爲周王府參軍，龍朔元年爲六六一年。又據《舊唐書》卷七《中宗紀》，中宗李顯，顯慶元年（六五六）十一月生，“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儀鳳二年徙封英王”。儀鳳二年爲六七七年。則李顯封周王在六五七—六七七的二十年間。《古今詩人秀句》序謂兢撰此書歷十年之久尚未終二卷，乃因爲“王家書既多缺，私室集更難求”，後因預修《芳林要覽》，又得與諸學士討論，“果諧宿志”。則此書之編撰爲元兢在周王府參軍時，同時又參預編修《芳林要覽》，則兢當以協律郎又兼在周王府供職。又據《舊唐書》卷八〇《上官儀傳》，上官儀之子庭芝亦“歷位周王府屬”，可能與元兢同僚。《文鏡秘府論》天卷“調聲”引“元氏曰”，曾載元兢《蓬州野望》詩，爲《全唐詩》未收者：“飄颻宕渠域，曠望蜀門隈。水共三巴遠，山隨八陣開。橋形疑漢接，石勢似烟回。欲下他鄉淚，猿聲幾處催。”蓬州在今四川省林溪流域一帶。不知元兢因何而貶，也未知貶在何年。據《文鏡秘府論》所引，他尚著有《詩髓腦》一書，已散佚。在上述所引《詩人秀句序》的一段文字之前，已稱“皇朝學士褚亮，貞觀中奉敕與諸學士撰古文章巧言語”，後又説“詮其秀句”，似所選並非全篇，像《芳林要覽》那樣，都是摘抄佳句。《玉海》卷五四載《瑶山玉彩》一書的編撰：“龍朔元年，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採摘古今文章英詞麗句，以類相從，號《瑶山玉彩》，凡五百篇。”可見採摘古今詩文中的“英詞麗句”，乃是當時的風氣，也是繼《藝文類聚》而來的把詩歌創作看成事類堆砌的一種作法。聞一多《類書與詩》（載《唐詩雜論》中）曾列舉唐初五十年間大量編修類書的情況，説：“假如選出五種書，把它們排成下面這樣的次第：《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家的詩集，我們便看出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序中的幾個階段。”因此他曾形象地比喻説：“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較粗糙的詩，他們的詩是較精密的類書。”

元兢（思敬）所參預編修的《芳林要覽》也就是這樣的把詩歌的創作與類書的編纂結合起來的工作，而歸結點則是在追求詞藻的彫飾。《芳林要覽》的修纂者有上官儀，而《古今詩人秀句》在唐人的終點又是上官儀，就可見元兢的審美追求是怎樣反映高宗前期的文學環境——那正是“四傑”已經登上詩壇、陳子昂還未出場，上官儀的綺靡錯媚的詩風正彌漫於一時的文苑。楊炯《王勃集序》曾對那一時期上官體文風作過描畫：

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争構纖微，競爲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黄，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文苑英華》卷六九九）

不過，我們還應注意到的是，元兢序中稱他選詩的宗旨是：“以情緒爲先，其直置爲本，以物色留後，綺錯爲末，助之以質氣，潤之以流華。”元兢這裏提到選詩以情緒爲先，雖然他没有具體闡述這個“情緒”究竟是什麽，但終究接觸到了詩歌創作的一些本質方面的東西。我們知道，陸機《文賦》是很重視情對於文學、特别對於詩歌創作的重要作用的，他在論述詩、賦、碑、誄、銘、箴、頌、論等文體時，特别提出“詩緣情而綺靡”；在論到創作過程時，講到感興，也即是創作靈感、想象問題時説：“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指出在創作過程中，物象的清晰，是與作者主觀情緒越來越鮮明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而當興會過去時，則先是“六情底滯，志往神留”，於是就“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元兢没有像陸機那樣作細致的分析，但他概括地提出“以情緒爲先”，並説“其直置爲本”，雖然還失之籠統，但這與當時一味追求藻飾、失去真情的臺閣體詩已有所區别。而且他還提出“質氣”這一概念，這也是難能可貴的。不過他仍然把“質氣”放在輔助的地位（“助之以質氣”），這比起當時王勃所要求的“氣凌雲漢，字挾風霜”（王勃《平臺秘略贊·藝文》）和“思飛情逸”、“興洽神清”（《山亭思友人序》）的詩風來，不免稍遜，比起後來殷璠在《河岳英靈集》中明確提出的“興象”、“氣骨”等概念來，就更有一段距離。但我們由此也可看出唐代詩選家漸進的痕迹。

這裏我們連類而及地介紹一下李康成的《玉臺後集》，因爲據《唐音癸簽》，《玉臺後集》也是“唐人選唐詩，其合前代選者”的一種，雖然編選者李康成的時代已晚，與殷璠同時，都是天寶時人。

《新唐書·藝文志》丁部集録載李康《玉臺後集》十卷，無“成”字，對其生平一無説明。後世有關李康成的記載，都是根據南宋劉克莊的《後村詩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七《詩話續集》：

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選，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匯爲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今不能悉録，姑摘其可存者於後。……天寶間大詩人如李、杜、高適、岑參輩迭出，康成同時，乃不爲世所稱，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編，則諸多佳句失傳矣。中間自載其詩八首。……

在此之前，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下也著録《玉臺後集》十卷，謂“唐李康成採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則南宋時其書尚存，恐明以後亡佚。晁《志》謂所採爲“樂府歌詩”，今檢劉克莊所引詩有祖詠《愁怨》，《全唐詩》卷一三一祖詠詩題作《别怨》，爲五言四句：“送别到中流，秋船倚渡頭；相看尚不遠，未可即回舟。”又如張繼《望歸舟》：“暮暮望歸客，依依江上船，潮落猶有信，去楫未知旋。”今《全唐詩》張繼名下未收。崔國輔《採蓮》：“玉淑花紅發，金塘水碧流。相逢畏相失，並著採蓮舟。”見《全唐詩》卷一一九崔國輔詩，題《採蓮曲》。劉克莊在詩話中並記載李康成自作之詩，説“中間自載其詩八首，如‘自君之出矣，弦吹絶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似六朝人語”。由這些記載看來，李康成似有意在徐陵的《玉臺新詠》之後，編一部梁至唐天寶年間文人仿作的樂府民歌詩，但都爲五言四句，係仿南朝子夜歌體式。從其所選及自作的一些詩句看來，都還不失情趣，因篇帙散失，無從窺其全豹，也無從明瞭其選録宗旨，但可看出唐代一些詩人向六朝民歌學習的情況。所選均爲五言，這與《河岳英靈集》所選也以五言爲主一樣，似可見出一定的時代風尚。

《正聲集》是唐人選本朝詩的第一部，唐朝中後期的選家對它評價很高。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的序中稱許它説：“暨乎梁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數家，推其風流，《正聲》最備，其餘著録，或未至焉。”高仲武把《正聲集》推崇爲前此詩選之冠，未必確當，還是顧陶《唐詩類選序》（《文苑英華》卷七一四，《全唐文》卷七六五）較爲公允，序中將它與《河岳英靈集》、《中興間氣集》、《南薰集》並列：“雖前賢纂録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間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舍之時，能無少誤。”顧陶對這四種書的取舍雖有意見，但仍是把它們視爲在此之前唐人選唐詩的代表著作。

《正聲集》三卷，《新唐書·藝文志》（丁部集録）記載爲孫季良撰。《舊唐書》卷一八九下《儒學傳》下《尹知章傳》後附載孫季良事：“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翌。開元中爲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孫季良之所以附於《尹知章傳》之後，是因爲他是尹知章的學生。尹知章是當時的一位著名儒家經師，中書令張説於睿宗初曾推薦他“有古人之風，足以坐鎮雅俗”，授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後秘書監馬懷素奏引知章就秘書省與學者刊定經史”。開元六年（七一八）卒，“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行於時”。可見是出入儒道、不拘一格的學者。知章卒後，“門人孫季良等立碑於東都國子監之門外，以頌其德”。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乙部史録職官類載《唐六典》云：“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集賢院修《六典》，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張説知院，委徐堅，經歲無規制，乃命毋煚、余欽、咸廙業、孫季良、韋述參撰。”《六典》於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修成。又《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録類書類載《初學記》的纂修：“張説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堅、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李鋭、孫季良等分撰。”《六典》和《初學記》是開元時纂修的兩部大書，一是政典，一是文藝性類書。孫季良先後參加編書工作，具體情況雖不得其詳，但也可見他是一位博達之士。《舊唐書》説他曾任集賢院直學士，而集賢院是開元中期張説主持下集文學、經學之士的著名學術機構，與貞觀時期的唐太宗文學館先後輝映。

《全唐詩》卷一一三載孫季良詩一首，但《全唐詩》作孫翃，翃應是翊（即翌）之形誤。詩題作《奉酬張洪州九齡江上見贈》。《全唐詩》實本《唐詩紀事》，其書卷二二有“孫翃”條：“張曲江在洪州，有《郡南江上别孫侍御》詩云：‘雲障天涯盡，川途海縣窮。何言此地僻，忽與故人同。身負邦君弩，情紆御史驄。王程我安駐，離思逐秋風。’翃時以監察御史奉使洪州，酬云：‘受命議封疆，逢君牧豫章。於焉審虞芮，復爾共舟航。悵别秋陰盡，懷歸客思長。江皋枉離贈，持此慰他鄉。’”按這兩首詩也見於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本《曲江張先生文集》卷四，前詩題作《郡江南上别孫侍郎》，“侍郎”當依《唐詩紀事》作“侍御”。此詩之後題爲《奉酬洪州江上見贈監察御史孫翊》。這裏的“奉酬洪州江上見贈”當是詩題，而“監察御史孫翊”當是署名。唐集中往往附他人酬贈之作，並署官銜、姓名，後世不察，抄刻時與詩題連書，因而致誤。《曲江張先生文集》末曾附録誥命，有開元十五年三月十三日《授洪州刺史制》，開元十八年七月三日《轉授桂州刺史兼嶺南按察使制》。張、孫詩中有“離思逐秋風”、“悵别秋陰盡”句，當作於開元十五年至十七年間。《六典》修成於開元二十六年，此後即未見孫季良事迹的記載，他當是開元時期的人。

《正聲集》已佚，無從知其詳情。《唐音癸簽》卷三一記唐人選初唐詩者三家，《正聲集》是第一家。又《大唐新語》卷八“文章”門載劉希夷事，謂：“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爲集中之最，由是稍爲時人所稱。”劉希夷是初唐詩發展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聞一多《宫體詩的自贖》（載《唐詩雜論》）論述初唐詩在揚棄宫體詩風的過程中，由盧、駱到張若虚，怎樣一步步地將男女之間的感情净化，在這種發展中，劉希夷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今年花落顔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代悲白頭翁》），與張若虚《春江花月夜》同是初唐八十年間歌行體的傑作。另外，唐趙儋於中唐時爲陳子昂作《旌德之碑》，説陳子昂“有詩十首入《正聲》”（《陳子昂集》附録）。陳子昂詩的風格與劉希夷不同，但都同樣選入《正聲集》，可見孫翌是力圖反映初唐詩的全貌的，因而爲後來的詩選家所推重。

因此我們可以説，孫翌編《正聲集》，第一個把唐代詩歌作爲獨立的發展階段，而不是以前的一些選本那樣把初唐詩附麗於六朝之後，這是一個大功績。在這之後，《奇章集》（“録李林甫至崔湜百餘家詩奇警者” ）、《搜玉集》（“自四傑至沈、宋三十七人，詩六十三篇”）相繼編出，皆以初唐斷代，這都標明開元時人文學觀念有異於他們的前輩，他們已經有眼光與魄力把本朝八十年間的詩歌與唐以前相並立，顯示出開元前期詩歌創作與詩歌理論的趨向成熟。

在這之後，就是略早於殷璠的芮挺章《國秀集》。胡震亨將《國秀集》列爲“合選初盛唐”，説“所載李嶠、沈、宋，迄祖詠、嚴維九十人，詩二百二十篇，三卷。樓穎序稱其譴謫蕪穢，登納菁英，成一家之言”。這是根據今存《國秀集》前的一篇序的。其實這篇序中明確説明所選詩作乃“自開元以來，維天寶三載”，應當説是盛唐詩。序中叙述編選緣起時説：

近秘書監陳公、國子司業蘇公嘗從容謂芮侯曰：“風雅之後，數千載間，詞人才子，禮樂大壞，諷者溺於所譽，志者乖其所之，務以聲折爲宏壯，勢奔爲清逸，比蒿視者之目，聒聽者之耳，可爲長太息也。運屬皇家，否終復泰，優遊闕里，唯聞子夏之言；惆悵河梁，獨見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廣，風雲極致，雖發詞遣句，未協風騷，而披林擷秀，揭厲良多。自開元以來，維天寶三載，譴謫蕪穢，登納菁英，可被管弦者都爲一集。”芮侯即探書禹穴，求珠赤水，取太冲之清詞，無嫌近溷；得興公之佳句，寧止擲金。道苟可得，不棄於厮養；事非適理，何貴於膏粱。

這篇序言未署姓名，而稱編者爲芮侯。最早以此序屬之樓穎者，爲宋人曾彦和，現存《國秀集》後有“大觀戊子”龍溪曾彦和跋，説：“《國秀集》三卷，唐人詩總二百二十篇，天寶三載國子生芮挺章撰，樓穎序之。”大觀爲宋徽宗年號（一一〇七—一一一〇），可能曾彦和於北宋末所看到的本子，其序有樓穎署名，並載芮挺章爲國子生。今存《國秀集》前目録，於所選詩人姓名上各載其官職，未有官職者注明其身份，如處士、進士等。樓穎、芮挺章各冠以“進士”。按唐代科舉習稱，這是已被貢舉但尚未登第的舉子（已登進士第的稱“前進士”）。國子生即是在國子監所屬如太學、國子學、四門學等就讀以備應試的士子，因此也可稱進士。據此，則序作於樓穎，當屬可能。但《全唐文》未載樓穎文，而將此序屬於芮挺章（卷三五六）。按彦和在“事非適理，何貴於膏粱”下云：

其有巖壑孤貞，市朝大隱，神珠匿耀，剖巨蚌而寧周；寶劍韜精，望斗牛而未獲。目之縑素，有愧遺才。尚欲巡采風謡，旁求側陋，而陳公已化爲異物，堆案颯然，無與樂成，遂因絶筆。今略編次，見在者凡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爲之小集，成一家之言。

這就是説，在編定之後，還擔心因囿於見聞，恐有遺珠之憾，擬再加搜採，但“陳公”已死，無人討論，只得就原所纂緝，略加編次。問題在於此處提到的秘書監陳公、國子司業蘇公是誰，如能考定這兩個人，則也能大致推測序的寫作時間。

今查史籍，此國子司業蘇公當爲蘇源明。《新唐書》卷二〇二《文藝傳》下有傳，稱其“工文辭，有名天寶間”。曾任東平太守，後爲國子司業。“安禄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新傳》未載蘇源明任東平太守、國子司業的年月，而這可由蘇源明本人的詩文考知。《全唐詩》卷二五五載蘇源明《小洞庭洄源亭宴四郡太守詩》，其自序謂“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於洄源亭”。同卷又載其《秋夜小洞庭離宴詩》，自序有云：“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於洄源亭，明日遂行，及祖留宴。”由此可知蘇源明於天寶十二載（七五三）七月在東平太守任，不久徵調入京爲國子司業，其時在安禄山起兵前。總之，都在天寶三載（七四四）之後。而開元末至天寶時陳姓曾任秘書監而又著名者，只有陳希烈。《舊唐書》卷九七《陳希烈傳》：“開元中，玄宗留意經義，自褚元亮、元行冲卒後，得希烈與鳳翔人馮朝隱，常於禁中講《老》、《易》。累遷至秘書少監。”天寶時與李林甫同在相位，楊國忠執政後，希烈失勢。安禄山攻佔長安，陳又受僞職，肅宗復京城，“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於家”。其時爲肅宗至德二載（七五七）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