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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有關《河岳英靈集》及編選者殷璠的評論、考證，後一部分是《河岳英靈集》的整理點校。《河岳英靈集》是唐人所選唐詩的一種，但它不是一部尋常的詩歌選本，在中國詩歌史和文學理論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從文獻材料上説，由於它的選録，保存了若干唐人的詩（其中如賀蘭進明、李嶷等好幾位詩人，《全唐詩》據《唐詩紀事》採録，而《唐詩紀事》即直接採自《河岳英靈集》）。它的理論上的價值更加明顯。它所提出的興象説、音律説，鮮明地反映了盛唐時代詩歌高峰期的創作特色和理論特色。殷璠與王昌齡，是開元、天寶時期最具理論系統的詩論家。
但長時期來，這兩位詩論家的意義却得不到足够的認識。原因在於研究不足。對於殷璠與王昌齡的研究，需要從理論探討與文獻整理兩方面入手，缺一不可。王昌齡，一般都單純地把他視爲有特出成就的詩人，而忽略他還是很有系統的、極富理論色彩的詩論家，他的《詩格》長時期中被認爲僞作，原因即在於没有對《詩格》進行實實在在的清理。對於《河岳英靈集》的研究，這些年來有一定的進展，有幾位研究者作出了很好的成績。但以往的研究還只限於一個一個專題，而更大的遺憾是，對《河岳英靈集》本身缺乏認真的整理，以致長時期來没有能爲研究者提供一種較爲信實可靠的本子。
殷璠所編的這部詩選，他自己説是兩卷，宋人的公私書目，也都作同樣的記載。但從明代開始，却都著録成三卷，一些有名的刻書家，也按三卷本刻印，較早的兩卷本遂不爲人所知，以致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把它與鍾嶸《詩品》相並比，説鍾嶸《詩品》三卷分上中下三品，殷書既然也分爲三卷，當也同樣有抑揚之意。這就造成了評價上的極大的誤解。而在文獻整理上，自從三卷本流行，一般也就根據這三卷本來對詩人的作品進行文字上的校勘。本世紀五十年代，現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印了一部《唐人選唐詩》。這部書的印行曾起到材料普及的作用，對研究者帶來較大的方便。但也有很大的不足，即底本選擇不嚴，校勘不細，《搜玉小集》等幾種都有這種缺陷，而問題最大的則是《河岳英靈集》。編者不選擇較早的兩卷本，却選擇後起的三卷本（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刊本），書後雖附有臨毛斧季、何義門的校記，却又缺漏極多。而又因爲自五十年代以來就僅僅印行了這一部《唐人選唐詩》，於是研究者在作文獻整理時即據此作爲版本的依據。這裏不妨舉一個小例子。近年巴蜀書社出版了王仲鏞先生的《唐詩紀事校箋》，這是一部很見工力的著作。但王先生在據《河岳英靈集》校勘時，當即是據這部五十年代印行的本子。這樣，就往往出現這樣的情況，即在作異文校時，校記中説《河岳英靈集》與此不同，而作某某，但實際上宋刻本《河岳英靈集》恰恰不作某某，而同於所校的文字。近代印刷術的發達固然可以促使古籍的流通，但如果採擇不當，工作做得不細，也反而可能以次品當真品，從而給文獻整理帶來更大的不便。
鑒於以上情況，我們遂決定對《河岳英靈集》本身進行清本正源的整理，希望恢復兩卷本之舊，並結合明代流傳的幾種本子，加以彙校。我們這樣做，是想爲理論探討提供較爲札實的材料基礎。同時也想表明，我們對於古代遺産的研究，確實需要對基礎工作的重視。我們對古代有代表性的著作，要一部書一部書進行清理和研究，做一項有一項的成績，使後來者能據此再向前進展，而不要仍遺留不少問題，使以後的研究者還不得不再回過頭來補正我們的遺誤。
前面的幾篇專文，有些曾在刊物上發表，這次作了若干改動。
我們誠懇地等待讀者的批評。
一九九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