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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审言的生年虽未能确知，但当生于公元648年之前（详下文）。他比起卢照邻、骆宾王来，生年稍晚，但比王勃和杨炯要早。但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在初唐时期的诗歌发展史上，他是排在初唐四杰之后的。这除了初唐四杰成名较早的原因之外，还因为杜审言在唐代律诗创作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而与沈佺期、宋之问那样在律诗写作上作出努力的诗人排列在一起，而王、杨、卢、骆，则一般认为是处于古体向近体过渡的阶段。
关于杜审言在律诗（主要是指五言律）创作中的地位，明朝胡应麟有一个概括的但却是极高的评价，他在《诗薮》一书的内篇卷四中，把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即“独有宦游人”首）推为初唐五律第一：“初唐五言律，‘独有宦游人’第一。”然后又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五言则‘行止皆无地’（按，即《秋夜宴临津郑明府宅》——引者，下同），‘独有宦游人’，排律则‘六位乾坤动’（即《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北地寒应苦’（即《赠苏味道》），七言则‘季冬除夜’（即《守岁侍宴应制》），‘毗陵震泽’（即《大酺》），皆极高华雄整。少陵继起，百代模楷，有自来矣。”
实际上，在杜审言身前，陈子昂就高度评价了杜审言的诗篇，他在《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陈子昂集》卷七）一文中说：“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徐幹、陈琳、应玚、刘桢，是建安时的著名诗人，何逊、王融、沈约、谢朓也是六朝的优秀作家，陈子昂认为他们都不足以与杜审言相匹敌。陈子昂这篇序文作于圣历元年（698）（详下文），就在前一年，即神功元年（697），陈子昂曾从建安王武攸宜征讨契丹，登蓟州北楼，唱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样慷慨高迈的诗歌（参见《通鉴》卷二〇六神功元年，《新唐书》卷一〇七《陈子昂传》，以及《陈子昂集》附录的卢藏用《陈氏别传》，赵儋《陈氏旌德碑》）。陈子昂对诗歌的看法，标准是很高的，但却如此推崇杜审言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他的这一评价当然不一定允当，但也说明当时人对杜审言诗评价之高
。
杜甫是杜审言的孙子，他曾说：“吾祖诗冠古。”（《钱注杜诗》卷四《赠蜀僧闾丘师兄》）这可能是出于尊亲之见，但在《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邕》（《钱注杜诗》卷七）一诗中，叙述天宝初年间，杜甫与李邕在山东宴游，曾听见李邕对唐代一些前辈诗人的评论，说：“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关于这几句，杨伦《杜诗镜铨》卷十四曾解释说：“赵注：钟律，比声之和雅；鲲鲸，比势之雄壮。言北海叹伏审言之诗如此。”李邕也是眼高一世、少所许可的人，但他对杜审言的律诗却表现了如此倾倒之情，这应当说不是杜甫私其所亲而故为其词的。
到了宋朝，就有不少人把杜甫与杜审言联系起来，认为杜甫的诗作得法于其祖父。陈师道《后山诗话》说：“黄鲁直云：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耳。”其实，稍前于黄、陈的王得臣，在其所著《麈史》一书中，也已对杜审言和杜甫的某些诗句作了比较：“杜审言，子美祖父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倡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蔓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子美‘林花著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风矣。”（卷中）这种句法的比较，在南宋名诗人杨万里的《杜必简诗集序》中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中说：
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如“往来花不发，新旧雪仍残”，如“日气抱残虹”，如“愁思看春不当春，明年春色倍还人”，如“飞花搅独愁”，皆佳句也，三世之后，莫之与京也宜哉。（《诚斋集》卷八十二）
正因如此，所以南宋著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甫之家传有自来矣。”（《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诗集类上）
根据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全唐文》卷二四一），杜审言卒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详见下文考）。又据《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文苑上·杜审言传》：“年六十余，卒。”由此上推六十年，为648年，即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旧唐书》本传只说是杜审言六十余岁卒，没有记载确切的年岁，因此他的生年也无法确定，但决不会晚于648年，只能在648年之前。大约在648年前的几年之内。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定其生年为646年，大致不差，后来不少文学史著作或唐诗选本即根据闻说。但据现存文献材料，只能说杜审言生于648年之前数年内，至于具体在何年，应当说还不能确定。
杜审言为杜易简的从祖弟。《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文苑上·杜易简传》说：“杜易简，襄州襄阳人，周硖州刺史叔毗曾孙也。”据《北史》卷八十五《节义·杜叔毗传》：“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阳。”杜甫诗中称自己为杜陵野老。京兆杜陵系指其族望而言，所谓襄州襄阳人，当是指杜叔毗的上代后来徙居襄阳，因此杜叔毗以后的一枝就称为襄阳人。又据出土的《杜并墓志》（详见下文），说：“京兆杜陵人也，汉御史大夫周、晋当阳侯预之后，世世冠族，到于今而称之，曾祖鱼石，隋怀州司功，获嘉县令；祖依艺，唐雍州司法，洛州巩县令。”杜并为杜审言之子，此处所述其先世辈分，是从杜并一代算起的，从杜审言来说，则应当说，其祖鱼石，曾在隋朝任过官职，其父依艺，则仕唐为雍州司法，终于洛州巩县令，即定居于巩县，因此杜甫也可说是巩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注的《唐诗选》，在介绍杜审言时说“原籍襄阳，从祖父起迁居巩县”，就把辈分弄错了，就是说，把杜并的祖父，误当成杜审言的祖父。
杜易简的年岁当要比杜审言大好多
，他是王勃父亲王福畤的朋友，在王勃还是六七岁孩童而表现出优异的文才时，曾称赞过王勃，事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文苑上·王勃传》：“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勔、勮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珠树也。’”杜易简于咸亨（670—674）中为考功员外郎，后来因附和裴行俭，奏劾李敬玄罪状，被唐高宗目为朋党，贬为开州司马而卒。杜易简也以诗文名世。从现有材料来看，杜审言似与他没有密切来往。
《旧唐书》本传载“审言进士举，初为隰城尉”。《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上·杜审言传》也说：“擢进士，为隰城尉。”都未明载何年中进士。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杜审言小传则谓：“咸亨元年宋守节榜进士。”按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云：“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由是赵傪等尝删去俊、秀，故目之曰《进士登科记》。”从这一记载可看出，第一，唐代进士科在这以前就已享有盛名，到咸亨以后，文学之士则差不多都集中于进士科，杜审言是咸亨元年（670）进士登第的，可见当时的风气。第二，在这之后，有人专门汇集进士登第的姓名，辑成《登科记》一类的书，这种书至宋元时当尚有留存，现在所见如计有功《唐诗纪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辛文房《唐才子传》等，记有唐人登第年岁者，当是根据这些留传的《登科记》一类的书的记载（《直斋书录解题》卷七著录《唐登科记》十五卷，宋洪适编，同卷还著录《五代登科记》一卷）。
新旧《唐书》本传都说杜审言于登进士第后任隰城尉，则其时间当在670年后的几年中。据《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河东道汾州西河郡所属有西河县，云：“本隰城，肃宗上元元年更名。”则西河原名隰城，肃宗上元元年（760）才改名西河，在今山西晋中汾阳县。按杜审言有《经行岚州》诗（《全唐诗》卷六十二）：“北地春光晚，边城气候寒。往来花不发，新旧雪仍残。水作琴中听，山疑画里看。自惊常远役，艰险促征鞍。”据《新唐书·地理志》岚州也属于河东道，其地与汾州相邻接。这首诗当为杜审言任隰城尉时因公事（所谓“牵远役”）经岚州所作。这是杜审言早年所作的一首五言律，其中“往来花不发，新旧雪仍残”，为杨万里称为“佳句”，整首诗也写得相当秀整，表现出杜审言年轻时在律诗的写作方面已有相当工力了。
在这几年中，沈佺期、宋之问也步入了诗坛。他们二人都于高宗上元二年（675）登进士第（见《唐才子传》卷一）。《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中·宋之问传》：“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沈、宋的生年都无可确考，从登第年比杜审言晚五年看来，大约他们的岁数比杜审言要轻一些。
再过几年，杜审言又有《赠苏味道》诗（《全唐诗》卷同上。按，杜审言诗皆见于《全唐诗》卷六十二，为避免重复，下引审言诗，皆不注出处）：
北地寒应苦，南庭戍未归。边声乱羌笛，朔气卷戎衣。雨雪关山暗，风霜草木稀。胡兵战欲尽，虏骑猎犹肥。雁塞何时入，龙城几度围。据鞍雄剑动，插笔羽书飞。舆驾还京邑，朋游满帝畿。方期来献凯，歌舞共春辉。
据《旧唐书》卷九十四《苏味道传》：“弱冠本州举进士，累转咸阳尉。吏部侍郎裴行俭先知其贵，甚加礼遇。及征突厥阿史那都支，引为管记。”这里没有标明年份，而据《通鉴》卷二〇二，则此事乃在高宗调露元年（679），云：“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裴行俭于是年秋设计策破之，“于是囚都支、遮匐以归，遣波斯王自还其国，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苏味道随军出征凡二次，一为武后延载元年（694）任凤阁侍郎时从薛怀义讨突厥，但“未行，虏退而止”（《通鉴》卷二〇五）；一为本年秋天，与杜诗“北地寒应苦”，“朔气卷戎衣”，“雨雪关山暗，风霜草木稀”，所写时节正相合，可见诗是这一年写的。本年，高宗居东都，杜审言送苏味道随从裴行俭出征及作此诗当也在洛阳。这时距杜审言进士登第已有十年，年约三十余岁，当已离隰城尉职。这是用五言排律写的边塞从军诗，是一首完全成熟的律诗，笔力雄健，意境开阔，虽写边地之苦，但并未使人有萧瑟之感，即使放在盛唐也是上乘之作。
杜审言有《大酺》诗，题下注“永昌元年”。诗为：“圣后乘乾日，皇明御历辰。紫宫初启坐，苍璧正临春。雷雨垂膏泽，金钱赠下人。诏酺欢赏遍，交泰睹维新。”按《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永昌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通鉴》卷二〇四，武则天永昌元年（689），“春正月乙卯朔，大飨万象神宫，太后服衮冕，搢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太后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贺。”这时唐高宗早已死去，武则天已镇压了徐敬业等起兵，为了从实际掌握政权到企图在名义上以武周代替李唐，武则天于永昌元年正月举行了这样“大飨万象神宫”的仪式。杜审言这首诗的诗题、诗题下注，以及诗的内容，都与当时情事相合，因此这首诗在永昌元年作是没有问题的。
他又有七律《大酺》诗：“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火德云官逢道泰，天长地久属年丰。”此诗所写时节与上引的五律《大酺》诗同，五六两句正是写春初情景。可以注意的是首句提及“毗陵震泽”，三四句又说“惊海上”、“照江东”，毗陵即常州晋陵郡，据《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五，说是“本毗陵郡，天宝元年更名”。由此可见，永昌元年春初，杜审言是在江南东道的毗陵郡。
让我们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杜审言又有《重九日宴江阴》诗，中有“高兴要长寿，卑栖隔近臣”之句，可见曾在江阴任职。他的著名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说：“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霑巾。”按据《新唐书·地理志》，晋陵、江阴都是毗陵郡的属县。与前面引述过的两首《大酺》诗联系起来，就可以完全有理由推断，在永昌元年间，杜审言当曾在江阴县任县丞、县尉一类的官职，他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正是在江阴任职时，与同郡僚友任晋陵丞的陆某唱和之作，时间当在永昌元年前后。
《旧唐书》本传说杜审言“初为隰城尉”，后又说“累转洛阳丞”。《新唐书》本传所载同，都没有说他在江阴任职。他任洛阳丞在公元698年前数年间（详下文），则永昌元年（689）曾在江阴任职是完全有可能的。《旧唐书》说“累转洛阳丞”，也就是表明在隰城尉与洛阳丞之间曾任过其他官职。现在考出永昌元年前后他在江阴任过县尉、县丞一类的官职，不仅可以补史之阙文，而且考证了《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的大致时间与地点，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收获。
新旧《唐书》本传未载杜审言任洛阳丞的时间。杜审言有《送崔融》诗：“君王行出将，书记远从征。祖帐连河阙，军麾动洛城。旌旃朝朔气，笳吹夜边声。坐觉烟尘扫，秋风古北平。”这是送崔融从军出征的诗。按陈子昂有《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诗（《陈子昂集》卷二），诗前小序有云：“岁七月，军出国门。……时比部郎中唐奉一、考功员外郎李迴秀、著作佐郎崔融，并参帷幕之宾，掌书记之任。燕南怅别，洛北思欢，顿旌节而少留，倾朝廷而出饯。”其诗云：“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王师非乐战，之子慎佳兵。海气侵南部，边风扫北平。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陈子昂与杜审言诗，时节、内容皆合，当是同时所作。据《通鉴》卷二〇五，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夏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璹副之，以备契丹。”杜审言诗首句“君王行出将”的君王，即指梁王武三思。陈子昂诗序中又有“得朱邸之天人，乃黄阁之元老”，也指武三思。崔融这次是随从武三思，从洛阳至蓟北，出军征讨。崔融有《留别杜审言并呈洛中旧游》诗（《全唐诗》卷六十八），也为同时所作。
据下文所考，杜审言于698年由洛阳丞贬吉州司户参军，据这里所考，他于696年秋在洛阳有送崔融出征诗，则696年当已为洛阳丞。永昌元年（689）前后他在江阴任职，尔后当由江阴入为洛阳丞。
《新唐书》本传说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崔融与陈子昂也有较好的友谊，有几首彼此酬赠的诗。崔融的诗今存二十余首，其中有几首边塞诗是写得相当出色的。他有几次从军的经历，因此所写较为真切，而且较有气势，如《关山月》诗：“月生西海上，气逐边风壮。万里度关山，苍茫非一状。汉兵开郡国，胡马窥亭障。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这样的诗，是能使人联想起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来的。但现在一些文学史著作及唐诗选本对崔融诗却重视不够，甚至没有一字论及，因此这里特地提及，希望引起文学史家的注意。
过了两年，杜审言就由洛阳丞贬为吉州司户参军。在吉州又发生与司马周季重、员外司户郭若讷不和事，而导致其子杜并刺杀季重，杜并也因而被杀的惨剧。此事新旧《唐书》本传皆载，而最早则见于刘肃的《大唐新语》，其书卷五“孝行”门载：
自洛阳县丞贬吉州司户，又与郡寮不叶。司马周季重与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之，审言系狱，将因事杀之。审言子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酬讌，密怀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见害。季重临死，叹曰：“吾不知杜审言有孝子，郭若讷误我至此！”审言由是免官归东都，自为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苏颋为墓志，刘允济为祭文。则天召见审言，甚加叹异，累迁膳部员外。
刘肃为中唐时人。此事除见于新旧《唐书》外，又见于《太平广记》卷二六五引《谭宾录》，《唐诗纪事》卷六，以及《唐才子传》卷一等，都出于刘肃的《大唐新语》。
但刘肃并没有记载杜审言被贬的时间，因此要考出杜审言被贬吉州的时间，还得查考其他的书。
今按陈子昂有《送吉州杜审言司户序》（《陈子昂集》卷七），其中除了赞誉之词如“杜司户炳灵翰林，研几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独秀于朝端……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和”等以外，还说“群公爱祢衡之俊，留在京师，天子以桓谭之非，谪居外郡”。桓谭曾屡次上书言事，触犯后汉光武帝刘秀，后终因言谶纬事，被贬出为六安郡丞（见《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传》）。陈子昂这里用桓谭的典故，透露出杜审言此次之贬也可能因言事不当，有触犯诸武之处
。
序中又说：“苍龙阉茂，扁舟入吴。告别千秋之亭，回棹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驻旌盖于城隅；之子孤游，淼风帆于天际。”“苍龙阉茂”，谓在戌年。武后圣历元年（698），即为戊戌年。这是698年被贬之一例证。
又出土的《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见《芒洛冢墓遗文》续补，罗振玉《雪堂金石丛书》本），中称“圣历中，杜君公事左迁为吉州司户”。圣历共三年（698—700），戌年只有在圣历元年（698）。墓志称杜并刺杀周季重
在圣历二年七月：“以圣历二年七月十二日，终于吉州之厅馆，春秋一十有六。”这里说杜并死时年十六，而各书皆记为年十三，当以墓志为正。由此可见杜审言之贬吉州在圣历元年，第二年七月乃发生杜并行刺事。
据《大唐新语》说，苏颋曾为杜并作墓志，但现存苏颋文并无杜并墓志。这一在洛阳出土的墓志未载撰人姓名，不知是否即为苏颋所作。但无论如何，它提供了研究杜审言行迹的重要线索。如墓志中又说：“今以长安二年四月十二日瘗于建春门东五里。杜君流目四野，抚膺长号，情惟所钟，物为之感。”长安二年为公元702年。可见702年杜审言已在洛阳，他由吉州北返，当还在这之前，其时间当在圣历三年（700）、长安元年（701）间。据《大唐新语》所载，武则天曾召见他，并为杜并事“甚加叹异”，后授以膳部员外郎之职。《旧唐书》本传记载稍详，云：“后则天召见审言，将加擢用，问曰：‘卿欢喜否？’审言蹈舞谢恩，因令作《欢喜诗》，甚见嘉赏，拜著作佐郎，俄迁膳部员外郎。”从这以后，杜审言就由地方的基层官员擢升至武氏朝廷，并与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交游，受到他们的信用。
《旧唐书》本传载杜审言“神龙初，坐与张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岭外”。《新唐书》本传则云“流峰州”。据《新唐书》卷四十三上《地理志》七上，峰州承化郡属安南都护府。关于此事，《旧唐书》卷七十八《张行成传附张易之张昌宗传》记载稍详，云：“神龙元年正月，则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暐、张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至玄武门，斩关而入，诛易之、昌宗于迎仙院，并枭首于天津桥南。则天逊居上阳宫。……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凡数十人。”神龙元年为公元705年。张柬之等起兵，是乘武则天病危时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使武则天避位，唐中宗复位，张易之兄弟被杀，武氏势力受到一次打击，同时，像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等依附于张易之的文士也即大批被贬出。从杜审言的一生来看，他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两个阶段，贬吉州以前是一个阶段，这时他大部分任地方低级官吏，虽没有写出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作品，但那一时期的诗篇，无论写边塞，写游宦，还是有特色的；从吉州还朝依附张易之兄弟以后，是后一阶段，这时官位迁升了，但从现有作品来看，却没有创作出值得肯定的诗作，可见作为一个诗人，他的文学创作，也是与其政治活动有密切关联的。
这些被贬流放岭外的诗人，在途中作了一些彼此唱酬的诗，如沈佺期有《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全唐诗》卷九十六），但杜审言的原作今已不见。宋之问有《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宋之问集》卷上），诗末说：“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表示归期渺茫之感。但想不到时隔不久，他们又都陆续回朝了。
原来张柬之等起兵，主要是诛杀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放逐了一批文人，而对于武三思这样的权贵人物并未触动，更主要的是对于武氏为代表的新贵豪族势力没有给以沉重的打击。中宗复位，皇后韦氏一家的另一批新贵豪族又起，她（他）们又与武三思等相勾结，终于排除并杀害了张柬之等人。因此中宗在位时期（705—710），仍是继承武则天统治时期的腐朽一面，朝政紊乱不堪，文学上也没有什么起色。
被流放的文士之中，李峤首先于神龙二年（706）正月入相，《旧唐书》卷七《中宗纪》，神龙二年正月“戊戌，吏部尚书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沈佺期大约也于同年入为起居郎，《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中·沈佺期传》：“神龙中授起居郎。”沈佺期有《喜赦》诗，《全唐诗》卷九十六：“去岁投荒客，今春肆眚归。律通幽谷暖，盆举太阳辉。”宋之问也于神龙二年春逃归，并因告密之功，擢为鸿胪主簿（参见新旧《唐书》本传及《通鉴》卷二〇八神龙二年三月条）。崔融则在神龙二年因修武则天实录成而封为清河县子；又因作武则天哀册文，用思精苦，于同年发病而死（见新旧《唐书》崔融本传）。杜审言何时召还，史未明载，但《旧唐书》本传说是“寻召授国子监主簿”，大约也是神龙二年（即706）的事
。
新旧《唐书》本传都说杜审言的最后官职是修文馆直学士，但未言时间。按《唐会要》卷六十四“宏文馆”条：“武德四年正月，于门下省置修文馆，至九年三月改为宏文馆。……神龙元年十月十九日改为昭文馆，避孝敬讳故也。二年，又改为修文馆。至景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馆增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征攻文之士以充之。二十三日，敕中书令李峤、兵部尚书宗楚客并为大学士。二十五日，敕秘书监刘宪、中书侍郎崔湜、吏部侍郎岑羲、太常卿郑愔、给事中李适、中书舍人卢藏用、李乂、太子中舍刘子玄并为学士。五月五日，敕吏部侍郎薛稷、考功员外郎马怀素、户部员外郎宋之问、起居舍人武平一、国子主簿杜审言并为直学士。”由此可见，杜审言之为修文馆直学士，是在中宗景龙二年（708）五月。
新旧《唐书》都没有记载杜审言卒于何年。考宋之问有《祭杜学士审言文》（《全唐文》卷二四一），首云：“维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月日，考功员外郎宋之问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馆学士杜君之灵。”后又有“孟冬十日兮共归君，君有灵兮闻不闻”之句。由此可见，杜审言即卒于景龙二年（708），他于这年的五月为修文馆直学士，孟冬卒。年六十余（据《旧唐书》本传）。
《新唐书》本传曾载：“初，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这是很著名的一条轶闻，但其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最主要的证据就是宋之问的这篇祭文，祭文称赞了杜审言的文才，说是“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诸子指祭文所举的王、杨、卢、骆所谓初唐四杰。祭文还对杜审言的文才作了形象的描绘：“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然后叙述杜审言病笃时情况：“君之将亡，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赠言宛转，识金石之契密，悔文章之交浅。命子诫妻，既恳且辨。”这应当说是有关杜、宋交情的第一手材料，就是说，直到临终时，杜还十分感激宋之问的情意，以至“命子诫妻，既恳且辨”。武平一也是如此，《唐诗纪事》卷六载“审言卒，李峤已下请加命，时武平一为志”云云。武平一的表中对杜审言也十分推崇。这其间看不出《新唐书》本传所载那样傲慢的情状
。
关于杜审言，从《大唐新语》开始，就说他“恃才謇傲”（卷五“孝行”）。新旧《唐书》本传更作了进一步的具体叙述，实际上所举事例，大多经不起推敲。除了临终时对宋之问等所说的一事以外，《旧唐书》还载：
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矣！”
实际情况如何呢？实际是乾封二年（667），苏味道才举进士第，后调为咸阳尉（参据新旧《唐书·苏味道传》），怎么可能他在乾封中就已为天官侍郎呢？《新唐书》本传可能看到了这一矛盾，因此没有“乾封中”三字，只说“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云云。但这仍有问题。苏味道于天册万岁元年（695）正月贬集州刺史，旋即召为天官侍郎（按，天官侍郎即吏部侍郎），圣历元年（698）九月又由天官侍郎迁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参见新旧《唐书·则天后纪》及苏味道本传，又《通鉴》卷二〇六）。这正是杜审言任洛阳丞的时期，都在洛阳，地点是相合的。但以一个县丞的职位，是不能参预吏部铨试的试判的。因此《新唐书》所载也不能成立。关于此事，最早见于《太平广记》卷二六五所引《谭宾录》，《谭宾录》为五代人所作小说，是不足为据的，其中也记载了杜审言夸诞的话，说是：“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这也见于新旧《唐书》，恐也是小说家言。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杜审言集》十卷。当是北宋初年流传之本，但不知这十卷本究竟包括多少篇诗文。《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诗集类上著录《杜必简集》，仅一卷，而且是有诗无文的。杨万里《杜必简诗集序》（《诚斋集》卷八十二），记述当时吉州户曹赵彦法辑集杜审言的诗，“旁搜远摭，得其诗四十二首”。这一数字与《全唐诗》所载的相近，当是从南宋初年以来，杜审言诗的数量，基本上就是今天从《全唐诗》中所见到的那样了。据赵执信《题杜审言集》一文（《饴山文集》卷十二），说：“右杜员外诗集一卷，虽非宋元旧本，犹是明代刻手之善者，校勘亦颇精细。”可见明刻即已作一卷，与《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相同。由此可以推想，《新唐书》虽著录为十卷，恐怕实际数量是不会太多的。
杜并的墓志，除载于《芒洛冢墓遗文续补》的以外，尚载于顾燮光的《梦碧簃石言》卷二，顾氏有云：“近年偃师县出唐杜并志石一方，事既孝烈可传，文则雅饬可诵，书亦端正足法，在唐志中洵为佳构。范鼎卿道尹从新旧《唐书》中考知并为审言之子，即少陵之叔父，文则苏许公所作，宜其修洁如此也。”在移录杜并墓志文之后，即附载范鼎卿的跋语，今节录于下，供参考：
右杜并墓志。并为杜审言之子，其手刃周季重之事，并见新旧《唐书》审言传中，……与此志所叙事实悉合，是志文虽不著撰人名字，其为许公大手笔无疑也。惟杜并之年，史云十三，志云十六，自应以志为正，可据以订史之误。《元和姓纂》襄阳杜氏，当阳侯元凯少子耽，晋凉州刺史，生顾，西海太守，生逊，过江随元帝南迁，居襄阳。逊生乾光。乾光生叔毗，周峡州刺史，生廉卿、凭石、安石、鱼石、黄石。鱼石生依艺，巩县令，生审言，膳部员外。审言生闲，武功尉、奉天令。闲生甫，检校工部员外。甫生宗武，宗武生嗣业。今志云曾祖鱼石，隋怀州司功、获嘉县令；祖依艺，唐雍州司法、洛州巩县令；父（下空两格，以审言尚在，故阙而不名），洛州洛阳县丞。鱼石官位赖此志以著之，并足补《姓纂》之阙矣。并为审言之子，闲之弟，亦即少陵之叔父。史称杜审言，襄州襄阳人，杜甫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惟《北周书》称杜叔毗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阳，今志云京兆杜陵人者，盖举其郡望言之耳。并以十余龄童子，卒能于广筵盛集中手刃父仇，纯孝奇烈，足以不朽。考《杜叔毗传》，叔毗因兄君赐为曹策所害，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断手刳腹，解其支体，然后面缚请戮。并为叔毗之玄孙，何其克肖祖德也。此考少陵家世者所亟宜表著之者矣。
我在《杜审言考》文中曾说：“杜甫诗中称自己为杜陵野老。京兆杜陵系指其族望而言，所谓襄州襄阳人，当是指叔毗的上代后来徙居襄阳，因此杜叔毗以后的一支就称为襄阳人。”现在参照范鼎卿所引《元和姓纂》的文来看，上述这几句话是不准确的。《姓纂》卷六于襄阳杜氏一支，开头就说：“当阳侯元凯少子耽，晋凉州刺史，生顾，西海太守，生逊，过江，随元帝南迁，居襄阳。”就是说，自西晋末、东晋初杜逊随元帝南迁，即居住襄阳，而杜叔毗则远在杜逊之后，因此《杜审言考》中说“杜叔毗以后的一支就称为襄阳人”，是不确的。又，范鼎卿跋语引《姓纂》文，称杜叔毗官峡州刺史，误，据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所考，峡当作硖。《姓纂》未著鱼石官位，出土的杜并墓志称鱼石为隋怀州司功、获嘉县令，范鼎卿因而说“鱼石官位赖此志以著之，并足补《姓纂》之阙”，其实杜甫为其姑母杜氏所作墓志中就已写过，云：“曾祖某，隋河内郡司功、获嘉县令”（见《钱注杜诗》卷二十《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可以互参。
关于杜甫诗中承袭杜审言之处，我在前文中引王得臣的《麈史》与杨万里的《杜必简诗集序》，今按南宋的《芥隐笔记》中也说到：“杜审言‘绾雾青条弱，牵风紫蔓长’，又云‘寄语洛城风月主，明年春色倍还人’，子美有‘林花著雨燕脂润，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皆祖述其意。”（《子美诗有祖述》条）可见这是南宋诗文评中带有普遍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