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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弘农华阴人，字不详，有传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文苑传》，《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传》。
《旧唐书》本传谓：“炯幼聪敏博学，善属文。神童举，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新唐书》本传也说：“举神童，授校书郎。”两书都未载何年应神童举，何年为校书郎，而从上下行文看，则杨炯似于神童举及第后即授校书郎。元人辛文房所著《唐才子传》卷一杨炯小传即言：“显庆六年举神童，授校书郎。”似校书郎即于显庆六年（661）所授者。考南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集部别集类于《杨盈川集》下云：“显庆六年举神童，授校书郎。”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一“经籍考”五十八，集部别集类著录《杨盈川集》二十卷，其下引晁氏曰，即与此处所引《郡斋读书志》同。《唐才子传》所谓“显庆六年举神童”，显然本之于晁志或《通考》。但显庆六年的记载是有问题的。
现在所见杨炯诗文全集的最早本子，是四部丛刊的《杨盈川集》十卷，这个十卷本系据江南图书馆所藏明童氏刊本影印。所谓童氏刊本，即明万历中龙游童珮重新编次的。这个本子除诗文十卷外，尚辑有本传、祭文、《唐会要》、《文献通考》等有关资料为附录一卷。值得注意的是附录所载《通考》文，为：“晁氏曰：唐杨炯也。炯，华阴人。显庆四年举神童，授校书郎。”这里说是显庆四年（659）举神童，与传世的诸刻本《通考》所载作显庆六年者不同。按杨炯有《浑天赋》一文（《杨盈川集》卷一），其自序中说：“显庆五年，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始以应制举，补校书郎。”从这里可以考见：第一，显庆五年（660），杨炯十一岁，则其生年应为唐高宗永徽元年（650）。第二，显庆五年已待制弘文馆，则其应神童举当在此之前（与《杨盈川集》附录载《通考》作显庆四年举神童合），不当在此之后，所谓显庆六年应神童举就成了问题。第三，他于上元三年应制举及第后才补为校书郎，上元三年为公元676年，上距显庆五年有十六七年之久，这时杨炯已二十七岁；由此可见，他之为校书郎，并不是像新旧《唐书》、《唐才子传》所载的那样，是由神童举及第而授的。
关于第二、第三点，现在再参稽有关史料，考之如下。
《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这就是说，唐朝取士的途径有三，一为生徒，二为乡贡，三为制举。一、二为“岁举之常选”，制举则并非每年举行，“所以待非常之才”，其设置的科目依当时的政治情况及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定（所谓“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见《新唐书·选举志》上）。杨炯所应的童子举为乡贡之一
，属于“岁举之常选”，而他于上元三年应试的则为制举，从唐朝政府取士的途径来看，这两者本来就是不同的。
关于童子科，《新唐书·选举志》上又说：“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这里讲到了“十岁以下”如何如何，但还是不很明确。考《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则载：“广德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敕，孝弟力田科，其每岁贡宜停，童子每岁贡者亦停，童子仍限十岁以下者。至大历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敕，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仍每年冬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例考试讫闻奏。”此处“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与《新唐书·选举志》稍有小异，可注意的是它明确记载应童子举者须十岁以下（十岁当亦在其列）。《唐会要》这里所载为广德二年（764）敕，在杨炯之后约一百年，但它说“童子仍限十岁以下者”，云“仍限”，意即谓这一年龄限制仍然照旧，可见这一命令虽是广德二年下的，而童子举的年龄在十岁以下，早在广德二年之前即已实行，因此大历三年（768）的命令再次重申“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
既然童子举的年龄在十岁以下，则显庆六年杨炯已经十二岁，按照唐朝政府的规定，已不可能再应神童举。再参照《浑天赋》序中所说显庆五年杨炯已待制弘文馆，则显庆四年应童子举无疑是正确的，这一年他正好十岁，在年龄限制之内。由此可见，四部丛刊本《杨盈川集》附录所载的《通考》引晁氏曰，足可校正《郡斋读书志》和刻本《文献通考》之误，当然也可驳正《唐才子传》相同的误载。
杨炯的家世，其父、祖两代已不得其详，据其所作的《常州刺史伯父东平杨公墓志铭》（《杨盈川集》卷九），他的伯父为杨德裔，曾官御史中丞，历任棣、曹、桓、常四州刺史；德裔之父名不详，曾为左卫将军，封武安公；德裔之祖为常州刺史，封华山公。又据《从弟去盈墓志铭》（同上），去盈之父某，曾为润州句容、遂州长江县令，官至邓州司马，则去盈之父并非德裔。去盈之祖名安，曾在隋末王世充部下为将领，谋归唐，被王世充杀害。去盈曾祖名初，“周大将军、隋宗正卿、常州刺史、顺杨公，皇朝左光禄大夫、华山郡开国公”。显然，这一任常州刺史、封华山公的杨初，也就是《常州刺史伯父东平杨公墓志铭》所叙述的杨德裔之祖，而且我们还可以推断，杨炯与杨德裔、杨去盈，是同出于杨初的。杨初在北周时曾为大将军。据《通典》卷二十九《职官》十一，“大将军，战国时官也。楚怀王与秦战，秦败楚，虏其大将军屈匄，是矣”。在这之后，汉高祖刘邦以韩信为大将军，汉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汉光武帝以吴汉为大将军，汉和帝以窦宪为大将军，等等，职位是相当高的。据《周书》卷十六《赵贵传》，魏孝庄帝曾因尔朱荣有推戴之功，拜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此后功臣位至柱国及大将军者众矣，咸是散秩，无所统御”。《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也载：“勋官者，出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可见在北周时，大将军已为勋官，本以酬军功，后又“渐及朝流”，只是一种散秩，所授人数又多，已与过去汉魏时的大将军名高位崇者大不一样了。杨炯的曾祖杨初在北周时任大将军，恐也只是“朝流”而授以勋阶罢了，因此入隋时也只不过任宗正卿那样的闲职。
又据《旧唐书》杨炯本传，杨炯另有伯祖虔威，唐高祖时官至右卫将军。虔威子德幹，“历泽、齐、汴、相四州刺史，有威严，时语曰：‘宁食三斗炭，不逢杨德幹。’”（据《新唐书》卷一九七《循吏·贾敦颐传》，杨德幹又曾为洛阳令，为政也以酷烈著称，也载其为泽、齐、汴、相四州刺史。）
由此可见，杨炯的伯父辈，都曾任州县的地方行政长官，但杨炯自己的祖父、父亲，却不仅史失其名，而且连仕履也毫无记载。杨炯的《梓州官僚赞》一文
，在自赞中称“吾少也贱”，这句话当是实录，这说明，尽管杨炯的曾祖在北周时曾为大将军，他的伯父辈也曾任州刺史一类的官职，但他自己的祖、父辈却看来是未有高位的。
《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文苑上·王勃传》载：“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见（王）勮与苏味道，谓人曰：‘二子亦当掌铨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果如其言。”此又见《新唐书》卷一〇八《裴行俭传》，所记略同。关于裴行俭对于王、杨、卢、骆的评价，在古代是记载颇广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也成为传诵的一句名言。事实究竟如何，本文拟稽引一些有关材料，作一些考核。
按，新旧《唐书》以前，记载此事的，有刘肃的《大唐新语》，其书《知微》第十五中云：
裴行俭少聪敏多艺，立功边陲，屡克凶丑。及为吏部侍郎，赏拔苏味道、王勮，曰：“二公后当相次掌钧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等四人，以示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勃等虽有才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者？杨稍似沉静，应至令长，并鲜克令终。”卒如其言。
刘肃是中唐时人。此处所记，大致与两《唐书》相同，但新旧《唐书》所载裴行俭语，说“余得令终为幸”，是杨炯除外的，《大唐新语》则说是“并鲜克令终”，则连杨炯也包括在内，评论似更苛刻。可见此事的记载，在流传过程中，已有歧异。
考张说有《赠太尉裴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张说之文集》卷十四），所谓太尉裴公，即裴行俭。文中说：“官复旧号，为吏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自居铨管，大设网综，辨职羌才，审官序爵法，著新格言成故事。……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评曰：‘炯虽有才名，不过令长，其余华而不实，鲜克令终。’见苏味道、王勮，叹曰：‘十数年外，当居衡石。’后果如其言。”张说此文后曰：“开元五年四月二日归真京邑，其年八月迁窆于终南山。”则碑文当作于开元五六年间。这是记载裴行俭对“四杰”评论之最早者，《大唐新语》、新旧《唐书》等大抵都出于此。按新旧《唐书·裴行俭传》皆未明载行俭何时为吏部侍郎。据《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杜易简传》“咸亨中，为考功员外郎，时吏部侍郎裴行俭”云云，则裴行俭于咸亨中（670—674）为吏部侍郎。又《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总章三年“十二月庚寅，诸司及百官各复旧名”，又咸亨二年“冬十月，搜扬明达礼乐之士”。总章三年即咸亨元年。参以上面引述的张说所作裴行俭神道碑“官复旧号，为吏部侍郎”，则裴行俭为吏部侍郎当在咸亨元年十二月或咸亨二年初，而王勃等参选或当在咸亨二年十月及在此后的数年间。杨炯有《王勃集序》（《杨盈川集》卷三），中云：“咸亨之初，乃参时选，三府交辟，遇疾辞焉。”王勃于咸亨二年六月尚在梓州，其所作《梓潼南江泛舟序》（四部丛刊本《王子安集》卷五）称：“咸亨二年六月癸巳，梓潼县令韦君以清湛幽凝，镇流靖俗。”（王勃于咸亨二年上半年在蜀，还可见于《王子安集》卷一《春思赋》，《永丰乡人杂著》续编所载王子安佚文《夏日仙居观宴序》等文。）其由蜀返京即在咸亨二年下半年，与杨炯《王勃集序》“咸亨之初，乃参时选”也大致相合。卢照邻于咸亨二年春也在四川成都（见四部丛刊本《幽忧子集》卷七《益州玉真观主黎君碑》）。他不知于何时由蜀北返，有材料可查者，咸亨四年（673），已在长安，《幽忧子集》卷一《病梨树赋》自序谓“癸酉之岁，余卧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癸酉即咸亨四年。骆宾王则咸亨三年（672）尚在蜀，后又往云南（见《骆临海集笺注》卷十《兵部奏姚州道破逆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兵部奏姚州破贼没蒙俭等露布》、《为李总管祭赵郎将》等文）。他大约于上元元年（674）前后返长安（见其所著《畴昔篇》，及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卷五）。杨炯则于显庆五年（660）待制弘文馆，至上元三年（676）补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一直在长安。由此可见，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于咸亨元年及元年以前都在四川，他们返京的时间虽各有先后，但咸亨中期是都在长安，这时裴行俭正为吏部侍郎。因此，裴行俭的评论，从时间上说，参以王勃等四人的行迹，是相合的。
但稽考王勃、骆宾王与裴行俭交接的事迹，裴行俭的评论，其真实性究竟如何，也有使人可以怀疑之处。王勃有《上吏部裴侍郎启》（《王子安集》卷八），其中说：“殊恩屡及，严命并加，……诚恐下官冒轻进之讥，使君侯招过听之议。”又说：“今者接君侯者三矣，承招延者再矣。”则裴行俭为吏部侍郎，王勃参选时，裴行俭对王勃是很看重的，王勃几次受到裴行俭的接见，裴行俭也再次为之延誉，以致使王勃担心裴行俭因之而“招过听之议”。骆宾王也有与裴行俭的书启，也表示过与王勃类似的意思，他的《上吏部侍郎帝京篇》一文（《骆临海集笺注》卷一），自序有云：“宾王启，昨引注日，垂索鄙文，拜手惊魂，承恩屡息。”说“引注日”，即咸亨中裴行俭为吏部侍郎时，骆宾王参预铨试事。由此可见，至少裴行俭对王勃、骆宾王的才器是相当看重的。再看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所表达的思想，与上面所引材料中裴行俭的见解，可以说是十分相似的。王勃的文中说：“文章之道，自古称难。……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俗，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矣。”又说“君侯受朝廷之寄，掌镕范之权，至于舞咏浇淳，好尚邪正，宜深以为念也。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这里的议论，与所传裴行俭的“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而且这些话又都直接说给裴行俭听的，裴行俭又何从而获得王勃等“浮躁浅露”的印象呢？因此，包括张说在内的诸种有关裴行俭对“四杰”评论的记载，是否是事实，确是大可怀疑。本文提供的王、骆等人的第一手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说明，希望有助于对这一记载的进一步的探讨。
据本文第一节所述，杨炯于上元三年（676）应制举及第，补校书郎之职，时年二十七岁。又《新唐书》本传载：“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释奠，表豪俊充崇文馆学士，中书侍郎薛元超荐炯及郑祖玄、邓玄挺、崔融等，诏可。迁詹事司直。”（《旧唐书》杨炯本传未载此事）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确曾载永隆二年“二月丙午，皇太子亲行释奠礼”。但《旧唐书》卷七十三《薛收传附元超传》谓：“永隆二年，拜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东都，太子于京师监国，因留元超以侍太子。……于是元超表荐郑祖玄、邓玄挺、崔融为崇文馆学士。”而据《旧唐书·高宗纪》下，高宗幸东都在永淳元年（682）四月：“丙寅，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留守，命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等辅之。”薛元超既然在高宗赴东都、在长安辅佐太子时表荐邓玄挺、崔融等，则当在永淳元年，而非永隆二年，即不在681年，而在682年。由此可知，杨炯与崔融等因薛元超之荐为崇文馆学士，及为太子东宫僚属，当从《旧唐书》的《薛元超传》及《高宗纪》在永淳元年，而非如《新唐书》杨炯本传在永隆二年。杨炯《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杨盈川集》卷十）也说：“及兼左庶子，又表郑祖玄、沈伯仪、贺觊、邓玄挺、颜强学、崔融等十人为学士。”所记之事与《旧唐书·薛元超传》合，也可为一佐证
。
杨炯在任校书郎与崇文馆学士、太子詹事司直的约十年期间，写作了不少篇文章，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王勃集序》（《杨盈川集》卷三）。这篇序中说王勃“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也，不改其乐，颜氏斯殂，养空而浮，贾生终逝”。虽然关于王勃的卒年还有歧说，但可以确定的是，杨炯的这篇序中称“薛令公朝右文宗”，指为中书令的薛元超，而薛元超之为中书令在永隆二年七月（据《旧唐书·高宗纪》下），则杨炯之为王勃编集及为其作序，当是在崇文馆学士期间。
这篇序文简略地记述了王勃的生平事迹，而突出地论叙了王勃在唐初文坛上的贡献，尤其是王勃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诗风的批判，给我们提供了初唐时期文学思想斗争的较为直接的材料。文中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龙朔为公元661—663年。王勃与杨炯还是十四五岁左右的少年。《旧唐书·高宗纪》上载龙朔二年十月“庚戌，西台侍郎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同书卷八十《上官仪传》载：“高宗嗣位，迁秘书少监。龙朔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如故。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龙朔年间，正是上官仪“贵显”之时，也是上官体诗风盛行之际，《隋唐嘉话》卷中曾对上官仪诗作过形象的记述：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这段记载说明以绮错婉媚为主的上官体诗，产生于“天下无事”之时，也就是像上官仪这样居高位的显贵，以诗来作为粉饰太平、讴歌朝政的工具。杨炯序文中所说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在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所引《诗苑类格》中还保存了一部分材料：
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又曰诗有八对：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是也；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联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是也；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是也。
初唐时期讲究诗的对偶，是律诗发展所带来的必然需要，适当探讨诗歌对偶这一艺术形式，也并无不可，但像这里所引述的六对、八对说，那简直是在做文字游戏了，其间所举的词和句，也毫无艺术美可言。上官体诗可以说是初唐时期形式主义诗风的一大代表，不但受到王勃、杨炯、卢照邻
的责难，也是为后来的陈子昂所反对的，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全唐文》卷二三八）在谈到陈子昂对前朝文学的看法时也提及：“宋齐之末，盖顦顇矣，逶迤陵穨，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由此可见，初唐四杰的文学思想，与陈子昂的以复古而革新的主张，是前后一致的，而在当时，则共同反对上官体诗所带来的诗歌单纯追求形式对偶、以绮错婉媚为美的偏向。
杨炯的卒年，各书都没有明确记载，而关于他后期的仕履，新旧《唐书》所载不仅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还有漏略。
《旧唐书》本传载：“则天初，坐从祖弟神让犯逆，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选授盈川令。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无何卒官。”传末又载：“（德幹）子神让，天授初与徐敬业于扬州谋叛，父子伏诛。”《新唐书》本传载：“迁詹事司直。俄坐从父弟神让与徐敬业乱，出为梓州司法参军。迁盈川令。……卒官下。”关于杨德幹与神让的事，《新唐书》则载于卷一九七《循吏·贾敦颐传》，云：“德幹历泽、齐、汴、相四州刺史。……天授初，子神让与徐敬业起兵，皆及诛。”
按据《旧唐书》本传所载，杨炯于武则天即皇帝位的初期，即因从祖弟神让“犯逆”，被贬为梓州司法参军。武则天即帝位在光宅元年（684）。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又授为盈川令，后卒于官。又叙杨炯献《盂兰盆赋》在如意元年，叙事的位置在选授盈川令及卒于官之间。如意元年为公元692年。也就是说，692年杨炯献《盂兰盆赋》，是在盈川令任上。但传末又载杨神让是“天授初与徐敬业于扬州谋叛”，因而被杀。《新唐书》本传也说杨炯之出为梓州司法参军，是“坐从父弟神让与徐敬业乱”，而神让也是“天授初……与徐敬业起兵”而被杀的。天授为武则天称帝后年号，公元690—692年，共三年，天授初即天授元年，690年。那就是说，杨炯是在690年左授为梓州司法参军的。这里就出现了几个矛盾：第一，690年始为梓州司法参军，692年已在盈川令任上，相隔只有两年或甚至两年不到，不能称为“秩满”；像州一级的司法参军的官，至少要三、四年才算秩满的。第二，徐敬业起兵及失败是在光宅元年（684），在这之后，武则天就开始了对唐宗室及持异见者的大规模镇压。新旧《唐书》都说神让于天授初与徐敬业起兵，天授初距光宅元年有六七年，这在时间上有矛盾。第三，杨炯有《为梓州官属祭陆郪县文》（《杨盈川集》卷十），显系在梓州司法参军时所作，文中说：“维垂拱二年太岁景戌正月壬寅朔二十二日癸亥，长史刘某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陆明府之灵。”垂拱二年为686年。就是说，686年春杨炯即已在梓州，这与天授初（690）云云，也发生矛盾。
这些矛盾之产生，归根到底是新旧《唐书》的叙事有问题。就是说，新旧《唐书》所载，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虽然无误但却是含混不清的，也有漏载的。今为之辨析如下：
一 《旧唐书》本传谓“则天初，坐从祖弟神让犯逆，左转梓州司法参军”。以杨炯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在武则天在位初，而不在天授初，大致是正确的。最主要的根据是上面引述过的杨炯《为梓州官属祭陆郪县文》，此文作于垂拱二年（686）春。这是杨炯本人的作品，当然可以信从。这就是说，686年春他已在梓州。徐敬业起兵在684年。杨炯因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而受累，贬谪外出，这在时间上是相合的。又，薛振（元超）卒于光宅元年冬
。杨炯有《祭汾阴公文》（《杨盈川集》卷十），称：“维大唐光宅之元祀，太岁甲申冬十有二月戊寅朔丁亥御辰，杨炯以柔毛清酒之奠，敢昭告于故中书令汾阴公之贵神。”这篇祭文是光宅元年（684）十二月作的，则那时尚未外出。《杨盈川集》卷十又有《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文中称“垂拱元年四月四日故中书令汾阴公府功曹姓名谨状”。如前所述，杨炯曾与崔融等因薛元超之荐为皇太子东宫官属，薛元超与杨、崔等有故主之情，因此杨炯因薛元超府中诸功曹之请，为之作行状。文中称垂拱元年四月四日，垂拱元年为685年。可见这时杨炯还未外出。再据上述《为梓州官属祭陆郪县文》作于垂拱二年正月，则其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即在垂拱元年四月至十二月之间。
二 宋之问有《秋莲赋》文（四部丛刊续编本《宋之问集》卷一），自序云：“天授元年，敕学士杨炯与之问分直于洛城西，入阁，每鸡鸣后。……”这就是说，天授元年（690）秋，杨炯已在洛阳。按《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中·宋之问传》：“初征令与杨炯分直内教。”《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艺中·宋之问传》也说：“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新唐书》这里说宋之问“甫冠”与杨炯分直习艺馆，这个“甫冠”的记载是错误的，《唐才子传》卷一宋之问小传也说“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即沿袭《新书》之误
。关于习艺馆，据《通鉴》卷二〇八中宗景龙元年十月“习艺馆内教苏安恒”条胡三省注：“习艺馆，本名内文学馆，选官人有文学者一人为学士，教习宫人。武后改为习艺馆，又改为翰林内教坊，以地在禁中故也。《新书》曰：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这是亲近之职。杨炯死后，宋之问有《祭杨盈川文》（《全唐文》卷二四一），其中说：“大君有命，征子文房，余亦叨忝，随君颉颃。同趋北禁，并拜东堂，志事俱得，形骸两忘。”由此可见，杨炯于天授元年秋已在洛阳武则天宫中习艺馆任职。由垂拱元年（685）至天授元年（690），约有五六年的时间，在这段期间他在梓州司法参军任，五六年的时间是可以称为秩满的。
三 宋之问《祭杨盈川文》叙述宋与杨炯同在习艺馆时，称“载罹寒暑”，可见是经历寒暑，至少一年以上。宋之问另有《温泉庄卧病寄杨七炯》诗（《宋之问集》卷一），称“多病卧兹岭，寥寥倦幽独，赖有嵩丘山，高枕长在目”；又说：“伊洛何悠漫，洲源信重复。夏余鸟兽蕃，秋末禾黍熟。秉愿守樊圃，归闲欣艺牧。惜无载酒人，徒把凉泉掬。”此诗虽未明载何时所作，但所写为洛阳南郊风物，宋之问有山庄在此处
，诗中所寄又为杨炯，则很可能即同居洛阳时作。诗中写夏秋景色，与祭文所云“载罹寒暑”者相合。杨炯又有《杜袁州墓志铭》（《杨盈川集》卷九），称杜为京兆杜陵人，官至袁州刺史，天授三年二月与其妻合葬于杜陵，这篇墓铭当即是天授三年春作（天授三年四月改元如意，文中仍称天授三年，可证写作于该年四月以前）。可见这时仍在洛阳。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杨炯的《盂兰盆赋》也当作于洛阳，文中说：“粤大周如意元年秋七月，圣神皇帝御洛城南门，会十方贤众，盖天子之孝也。浑元告秋，羲和奏晓，太阴望兮圆魄皎，阊阖开兮凉风嫋，四海澄兮百川皛，阴阳肃兮天地窅。”文中毫无涉及盈川一字，而满篇全写洛中秋色。据上所述，杨炯当于天授元年（690）秋至如意元年（692）秋在洛阳，任教习艺馆。在此之后，则又出为盈川令。由此可见，新旧《唐书》等所载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后选授为盈川令是不对的，他应当是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后入京（洛阳），与宋之问分值习艺馆，数年之后，乃又出为盈川令。新旧《唐书》等皆漏略习艺馆一事，《旧唐书》则因而又误以《盂兰盆赋》为在盈川令时作。
四 杨炯终于盈川令，卒年无可考。宋之问所作祭文云：“自君出宰，南浮江海，余尝苦饥，今日犹在。”又云：“昔子往矣，追送倾城。”可证杨炯确是由洛阳出发而赴盈川的。又据《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五，江南东道衢州信安郡有龙丘县，下注云：“本太末，武德四年置，以县置谷州，并置白石县，八年州废，省太末、白石入信安。……如意元年，析置盈川县。……元和七年省盈川入信安。”据此，则盈川县于如意元年始置，在此之前并未有盈川县之建制。由此益可证明，杨炯之为盈川令，根本不可能在如意元年之前，而只能在此之后。很可能他在如意元年七月献《盂兰盆赋》后不久，因新设置了盈川县，就选授了他为县令。又，宋之问所作祭文云：“昔子往矣，追送倾城；今子来也，乃知交情。”又云：“陟冈增哀，归葬以礼。旅榇飘零，于洛之汀。”可见杨炯终于盈川令任上，卒后归葬洛阳。宋之问另有《祭杜学士审言文》（《全唐文》卷二四一），中云：“国求至宝，家献灵珠。后复有王杨卢骆，继之以子跃云衢。王也才参卿于西陕，杨也终远宰于东吴，卢则哀其栖山而卧疾，骆则不能保族而全躯。”这里提及王杨卢骆的名次，是现在所见材料之最早的。又说“杨也终远宰于东吴”，盈川即在东吴的大范围之内
。
但杨炯究竟于何年卒，仍不可确考。杨炯有《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杨盈川集》卷六），文中谓“粤以大周长寿二年岁次癸巳二月辛酉朔二十四日甲申，迁窆于雍州蓝田县骊山原旧茔”。这是杨炯诗文有年可系之最后的一篇，长寿二年为公元693年，也就是杨炯授盈川令的第二年，也就是说，杨炯在693年二月尚在人世，在此之后就不得而知了，或即卒于此后几年之内。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系其卒年为695（？），于695年下打一问号，表示不确定之意，是比较慎重的，但为何定于695年，不得其说。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皆定其卒年为692年，较《唐诗大系》早三年，均以选授盈川令之年为其卒年，盖未查阅杨炯集中《梁公神道碑》者。从目前所能获知的材料，我们只能说，杨炯当卒于公元693年或693年后的几年中，确切的卒年无考，其年岁则为四十四岁或四十四岁稍大一些。
宋之问所作祭文有“痛君不嗣，匪我孤诺”语，又云“子文子翰，我缄我持；子宅子兆，我营我思”。可见杨炯身后并无子女。
他有一个侄女，颇能诗，而为唐人所称道，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载：“杨盈川侄女曰容华，幼善属文，尝为《新妆》诗，好事者多传之，诗曰：宿鸟惊眠罢，房栊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向月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
《旧唐书》本传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新唐书》本传也载：“迁盈川令，张说以箴赠行，戒其苛。至官，果以严酷称，吏稍忤意，榜杀之，不为人所多。”按张说有《别杨盈川炯箴》（四部丛刊本《张说之文集》卷十三），说：“杳杳深谷，深深乔木，天与之才，或鲜或禄。君服六艺，道德为尊，君居百里，风化之源。才勿骄吝，政勿烦苛，明神是福，而小人无冤。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诰之酒，成败之根。勒铭其口，祸福之门。虽有韶夏，勿弃系辕；岂无车马，敢赠一言。”这也是一般的箴规之辞，从中看不出杨炯居官严酷的迹象。相反，张说对杨炯的文才还是评价很高的。《大唐新语》卷八《文章第十七》中云：“张说谓人曰：杨盈川之文，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则信然，愧在卢前，则为误矣。”我们从有关的记载中倒可以看出，杨炯对当时的朝士是很看不起的，并以所谓“麒麟楦”加以挖苦讽刺。托名五代冯贽所作的《云仙杂记》（卷九）载：
唐杨炯每呼朝士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饰其形，覆之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无德而朱紫，何以异是。
此事又见于《太平广记》卷二六五“轻薄”门：
唐衢州盈川县令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忤怨，人问其故，杨曰：“今
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覆麟皮何别矣。”
《云仙杂记》与《太平广记》二书所记详略不同，字句亦有小异，但都注明出自《朝野佥载》，而今传的《朝野佥载》，无论一卷本还是六卷本，皆无此文，当是佚篇。从这里可以见出，杨炯“恃才简倨”确是有的，他对于朝官们的讽刺挖苦，以麒麟楦目之，无怪就“不容于时”，四杰的“浮躁浅露”，或即由此类事例而招致。总之，杨炯与王勃等，无论在当时的诗坛上或在政治上，都是与当时的传统挑战而“不容于时”的有志于革新者，因此遭到世俗的攻击，目王勃为“浮躁浅露”，以杨炯为居官严酷，都与此有关，我们今天应对此作具体的分析。
清人姚大荣《惜道味斋集》中有《跋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一文，虽然是谈骆宾王与裴行俭的关系，实际上是讨论裴行俭对“四杰”的评价的，颇有见地，现录如下，以备研讨：
谀墓之文不可以入史，苟其入史，一经后人考核失实，訾议蜂起，则虽欲谀之，而适以谤之。案《张燕公集·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行俭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评曰：“炯虽有才名，不过令长，其余华而不实，鲜克令终。”又《唐会要》载裴行俭为吏部侍郎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为之延誉，引以示裴行俭，行俭曰：“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杨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终。”又《旧唐书·王勃传》称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果如其言。又《新书·裴行俭传》：善知人，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才，引示行俭，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衒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以上四书评论四子，虽详略不同，而皆以归美行俭知人。夫行俭典选，偏重文艺，当时王勃致书规讽，刘晓亦上书讥短，是行俭本不为知人。自张说徇裴氏子之请为作佳碑，妄许前知，新旧二书更增饰其词，滥加称誉，尤为失当。今考其实，行俭生前必无轻藐四子之语，后因四子盛名，不获大用，赍志以殁，嫉才者乃饰为预料不终之言归之行俭典选时评断，张说撰碑，乃摭入之。
考碑并叙及行俭妻厍狄氏身后事。厍狄氏卒于开元五年，在行俭殁后三十七年，是时四子卒已久，其为事后追论而谬托先见，殆无疑义。于何知之？于骆丞《上吏部裴侍郎书》知之。案书略云：“不图君侯忽垂过听之恩，任以书记之事，正当陪麾后殿，奉节前驱。”又有“流沙一去，绝塞千里”之语。考行俭以吏部侍郎奉使册立波斯王，便道计禽西突厥都支，在调露元年己卯六月。是时宾王官武功主簿，以母老不堪远行辞不往。胡应麟谓其书情旨酸楚，词旨真笃，即李令伯《陈情表》不能过，诚然。夫行俭奉使绝域，欲立奇功，择于众中，而辟宾王，使掌书记，其相知必深，期许必厚。使果有浮躁浅露之嫌，肯引为臂助，与之驰驱绝塞乎？况更辞而不行，不以功名之念，夺其孺慕之真。以天理人情论之，吾意行俭之于宾王，必更加敬重，而不至再有讥评矣。矧过此不及三年，行俭遂卒，推之前此典选时再三招筵王勃，虽于杨、卢二子未知相待何如，然杨、卢固王、骆亚匹，其视王、骆既重，视杨、卢亦必不轻，可断言也。今观宾王之书与勃之启，一为忠告，一系陈情，均于行俭无触忤之处，行俭何为既重之而复曲诋之乎？况王勃卒于上元二年乙亥，在行俭辟宾王之前五年，行俭之评四子，若在勃卒后，不应与三子同论，若在勃存时，其后何为又举用宾王？反复推求，牴牾实多。吾以为燕公谀墓之词，非独诬四子，实并诬行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