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若干年前，我读丹纳的《艺术哲学》，印象很深刻。丹纳在他的书中写道：

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第一章《艺术品的本质》）

又写道：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例如莎士比亚，初看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迹，从别个星球上来的陨石，但在他的周围，我们发现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在画家方面，卢本斯好像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前无师承，后无来者。但只要到比利时去参观根特、布鲁塞尔、尔鲁日、盎凡尔斯各地的教堂，就发觉有整批的画家才具都和卢本斯相仿……到了今日，他们同时代的大宗师的荣名似乎把他们湮没了；但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同上）

作为十九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美学思想家，丹纳当然不可能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阐述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更不可能懂得“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但丹纳还是在他那一时代资产阶级美学理论所能达到的高度，力求在上层建筑这一范围内，对欧洲艺术发展的某些阶段，从整体出发，作了细致的叙述。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绘画，对尼德兰的绘画，对希腊的雕塑，作了细腻的，富有才学的分析，读来使人感到新鲜，具有吸引力。

由丹纳的书，使我想到唐诗的研究。唐代的诗歌，在我国古代文学上，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在唐代的诗坛上，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即每隔几十年，就会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一批成就卓越的作家，其中还产生了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那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譬如七世纪后五十年，相当于高宗、武则天时期，先是王、杨、卢、骆“四杰”，再则是陈子昂，并辅以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正式展开了唐诗发展的独特的道路。八世纪前半期，主要是开元、天宝以及稍后肃宗、代宗时期，唐诗到了它的繁荣发展时期，名家辈出，佳篇竞传，除了李白、杜甫外，如王维、王昌龄、孟浩然、李颀、高适、岑参、王之涣、元结、韦应物、刘长卿等等，一口气可以说出二三十人来。八世纪的后半期和九世纪的头二三十年，先是以钱起、卢纶等为代表的“大历诗风”，后是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和体”诗，以及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韩愈、李贺提倡的浪漫主义诗歌，形成风格多样的文学流派交相辉映、竞放异彩时期。可以注意的是，在这些发展阶段，有才能的作家，不是一二个、三四个出现，而是成批地产生，而且有些诗人还兼备其他出众的才具，如王勃的博学，王维深湛的绘画和音乐修养，李白的懂得多种西域少数民族语言，等等。在这同时，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以及各种实用工艺美术，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基础上，都达到了非常高级的程度。丹纳说：“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 同样可以来说明唐代的艺术发展。

对于这样的一种文学现象，如果只是以诗论诗，以文论文，显然是不够的。另外，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对于叙述复杂情况的文学发展，似乎也有很大的局限。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

我想，如果我们这样研究和叙述文学史，可能会使研究更深入一步的。我在若干年前，曾希望在唐代文学这一范围内做这种尝试。我想先从材料积累着手，先编唐代文学的编年资料，与此平行的，是为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撰写比较信实可靠的传记。这是一项大工程，决非短短几年所能够完成的，而且可能也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但我愿意为此努力，贡献自己的一点微力。我经常参考的，是《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在工作进行过程中，我逐渐感到，过去的这些文献记载，固然有可以依据的地方，但却有不少缺漏和错误。如《唐才子传》，它集中记载唐代诗人的事迹，其中的登第年确可参据，但其谬误之多是很使人吃惊的。而这些错误，却一直为一些文学史著作和唐诗选本所沿袭。又如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这是解放前较早的一个有特色的唐诗选本。闻一多先生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唐诗大系》所选的诗，在艺术性方面是很可以作唐诗选的借鉴的，但书中有关作家生卒年的记载却往往很不可靠。经过比较核对，我发现现在的不少文学史著作和唐诗选本，有关生卒年的记载，却大都本《唐诗大系》。这种种情况，使我对作家事迹考辨的工作发生了兴趣，并由此搜辑了有关的材料，后来把高宗至德宗前期的部分加以整理成文，就是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唐代诗人丛考》。这本书偏重于资料的辑集和考证，它只不过是研究工作的初步阶段。我希望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比丹纳更进一步，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来深入研究唐代诗歌的发展。我自感能力和基础较差，只能为这样的一种研究提供经过审核、整理的资料，盼望有成熟的研究著作产生。

在工作进行中，我不得不接触历史记载，因此查阅和参考了建国前后的一些史学著作。这方面，陈寅恪、岑仲勉等学者的有关著作给我很多启发和帮助。从资料考据的角度说，岑仲勉先生的书对我尤有帮助。这真是一位勤勉的学者，他的著作中材料的丰富是使人获益不浅的。我觉得，对唐代的研究，史学方面的成绩要比文学方面大得多，研究唐代诗歌一定要批判地掌握和继承已有的史学研究成果。

本书共收文二十七篇，其中七世纪的两篇，即《杨炯考》和《杜审言考》；开元、天宝时期的比前一时期多，而属于肃宗、代宗时期的则占较大的比例。我个人认为，过去对大历时期诗歌的研究是不够的；一说到大历诗风，往往作为形式主义加以批判。这样做未免有些简单化。本书不仅对大历十才子诗人尽可能考证其事迹，还论到了他们作品反映现实的某些方面；此外，还考核了大历时期的其他一些诗人，希望在这方面能以补充过去研究的不足。

本书尽可能吸收建国前后文学史研究的成果，有些并已在文中作了说明；对于研究者的某些论述，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建国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确实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可靠保证。正因如此，我也期待着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以纠正本书的缺失和错误。

本书主要是考证诗人的事迹，间也论述其创作，那也是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引用前人的一些论说，帮助说明某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并不是全面评论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对于作家的事迹，凡所能接触的，择其可资参考者尽可能加以引用，这或许对某些查获资料不便的读者会有些帮助。——但由此也使得引文显得冗长，文字单调，这当是本书的一个很大缺点。

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一书自序中曾说过：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这番话表现了顾炎武对当时有些人以贩卖现成旧材料自诩的讽刺，以及对自己治学的严格要求，是很可为做学问的参考的。本书参考和吸收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尽可能作到不依傍成说，并对引用的材料经过检核，希望对研究者有所帮助，不敢望“采山之铜”，但希望免于“买旧钱”之讥。

本书《刘长卿事迹考辨》曾刊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韦应物系年考证》曾刊载于《文史》第五辑，《王昌龄事迹考略》曾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所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第一辑，这次收入本书时，都作了修改和补充。

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审阅本书时，提出了宝贵意见，并改正了书中不少材料上的错误；另外，又承蒙启功先生为本书封面题签，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7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