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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但笔者在几年前立意要为他写一部年谱的时候，却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的。中晚唐的文学与初唐、盛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初盛唐时期的作家，尽管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想，特别是李白和杜甫，在他们的诗作中，对国家的命运，政治的盛衰，表现得特别关切，但那时的作家，真正卷入当时重要的政治斗争的，却甚少；中晚唐不同，不少作家本身就往往是政治斗争的一员，也有些则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现实政治的波涉，他们的作品直接反映了这些斗争，或者带上了他那一时代所特有的政治斗争的色彩。这种情况，对于生活在九世纪前半世纪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而这近五十年唐朝廷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牛李党争。
笔者几年前曾与张忱石、许逸民同志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一书（1982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在该书的《前言》中，笔者曾说：“中晚唐的文学，是在较前期更为复杂的社会斗争中发展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或许会比研究初唐和盛唐更能引人入胜。但另一方面，它也要求有更为广博的历史知识，更为充实的资料基础。作家是社会的人，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的研究，不了解作家与当时社会生活的联系，不清楚作家当时的各种人事关系，要确切理解作品的内容，它的思想倾向，它在整个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是不可能的。”当时我写这几句话的时候，具体想到的就是牛李党争对于文学的影响。
中晚唐文学上的几位大家，除了韩愈、柳宗元以外，其他如白居易、元稹、李绅、李商隐、杜牧，都与牛李党争有关。过去的一些研究者，也往往把他们列为牛党或李党。另外又如李翱、皇甫湜、孙樵等，也都在作品中涉及这一斗争。
李商隐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坎坷的一生，他的瑰丽奇伟而又带有浓厚感伤情调的诗句，如果不从当时的现实政治和牛李党争这一角度去理解，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笔者曾有一篇《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文章（《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讨论过这些问题。与李商隐并称的杜牧，似乎比李商隐更关心政治，过去对他在这方面的评价，也往往要比李商隐为高，不少论著认为李商隐在政治斗争中依违动摇，杜牧则以豪爽刚直著称。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牛李党争的材料，就可以发现，情况恰恰相反。李商隐在前期并未牵涉到党争，历史上袭称的他投靠王茂元乃背牛而依李，这一传统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会昌时期的现实给了李商隐以影响，他从实际生活中对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产生了认识，正因如此，当宣宗即位后，牛党得势，李德裕接连被贬，李党处于无可挽回的失败情况下，他却用自己的一支笔为之辩诬申冤，表现了明确的是非观念，坚持了倾向进步、追求理想的气概和品质。杜牧是一个对政治非常敏感的诗人，他在李德裕执政以前和执政期间所作的诗文，其中所表达的如抑制藩镇擅权，抗击回纥侵扰，整顿吏治，加强国力，这些都与李德裕的主张相接近，他对于李德裕在会昌执政时期所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也直接表示了欢悦和钦佩之情。但一旦李德裕失势，杜牧却接连写出几篇文章，对李德裕落井下石，攻击诬蔑，无中生有，把他在会昌时期称颂李德裕的文章和大中时期痛骂李德裕的文章摆在一起，人们真会不敢相信那是出之于同一人的手笔。李商隐知道他所写的表同情于李党的诗文会招来牛党的打击，但他仍然写了，杜牧却为了求得自己仕途上的进展不惜违背事实，违背自己原先坚持过的政治主张。李、杜二人，在这一点上，品格迥异。如果不研究牛李党争的史料，这一传统的误解就无从得到澄清。
又譬如白居易和元稹。元、白的文学成就，世有定评，无庸多说。以为人而论，过去的评论者大多颂白而短元，尤其是对两人的后期的评论。元稹确有可訾议之处，他太热衷于仕途，他是个不甘于寂寞的人，往往在进退出处上招人非议。但元稹的有些方面是被人忽略的。他由江陵召回不久，在起草的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的制词中，指责令狐楚在元和时“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这两句是说令狐楚附和李逢吉，阻挠对淮西的用兵，又巴结权臣皇甫镈，排斥裴度等贤臣。李逢吉正是李宗闵、牛僧孺等人早期的庇护者。元稹后来又直接与李宗闵发生冲突，指斥李宗闵等人利用科场弊端，为贵要子弟考取进士而向主考官通关节，走门路。据说元稹为此事起草的诏令，使李宗闵等朋党之士切齿痛恨。正因如此，牛党人物把元稹视为李德裕一党，在贬斥李德裕时，也就同时排挤元稹。白居易的妻子是牛党骨干杨汝士从父妹，正因为他与杨家有姻亲关系，就在文宗时牛李斗争激烈之际，他主动请求出居洛阳，过着安闲不问世事的生活。白居易后期之所以未能写出如前期《新乐府》、《秦中吟》那样的诗篇，与他的这种不问是非、消极逃避的政治态度极有关系。激烈而复杂的现实斗争，能磨炼一些作家的笔锋，但也会模糊一些作家的眼睛，捆住他们的手笔。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元稹是李党，白居易是牛党，但如果脱离牛李党争的现实，元、白政治态度的变化也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牛李党争中，核心人物是李德裕。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办法则是研究李德裕。尽管环绕牛李党争，环绕李德裕，历史记载，纷纭繁杂，但是不从李德裕入手，无论对当时的政治或文学，都不能得到真切的回答。雨果曾经说过：“艺术就是一种勇气。”我觉得，这句话也可用之于学术，真正的学术研究，同艺术创作一样，是需要有探索和创新的勇气的。正因为如此，虽然我并不是搞历史的，又缺乏史学素养，但出于对那一时期文学和政治的探索的愿望，使我鼓起勇气来写这一年谱，而在这一年谱中，也用了一定的篇幅来记述有关的文学家的活动，这样做，是希望从多方面来了解李德裕这一历史人物，也希望有助于对那一时期政治变化与文学发展的研究。
牛李党争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它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两种不同政治集团、不同政见的原则分歧。
大和六年（832）十一月，有一次，唐文宗问宰相：“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当时作为宰相之一的牛僧孺回答说：“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这个时候李宗闵也是宰相，史书上没有记载他的答语，看来牛僧孺的话是可以代表他的意见的。《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由于他在北宋中期也处于新旧党派的斗争中，出于他对王安石新法的反对态度，他在《通鉴》中常常是偏牛而非李的。但即使如此，他对于牛僧孺的这番话也大不以为然，评论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而僧孺谓之太平，不亦诬乎！”（《通鉴》卷二四四）
司马光所说的，简直是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政治情势，这是大致符合当时实况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二百多年后的司马光能说到的，生活在当时的牛僧孺却反而看不到？
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战争连年不息，赋税日益加重，士兵与农民大批被杀戮于战场，农村十室九空，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这是当时的现实。怎样对待这个现实，上述牛僧孺的这番话，把牛僧孺等人的政治面目，勾勒得清清楚楚。一句话，他们是把乱世说成盛世。既然这个世界一切都很合理，按照现成的秩序，继续统治下去就是了。牛僧孺、李宗闵各有一些思辨哲理性的文章，牛僧孺说：“君人者当务乎道适时。”（《辨名政论》，《全唐文》卷六八二）李宗闵说：“人皆奉时以行道者也。”（《随论上下篇》，《全唐文》卷七一四）似乎他们很注意于“时”这个概念。实际上他们所谓“时”的含义，就是趋时，也就是承认当时既成的事实，维护现成秩序的所谓合理性，他们强调人君应当以现成的“时”为准绳，来奉行与之相适应的“道”。如果说牛党有哲学基础的话，这就是他们的哲学基础。他们在政治上的因循保守、反对一切改革，依附于腐朽势力，都是与此相一致的。
李德裕的文采是远胜过牛党诸人的。刘禹锡、元稹等在与李德裕的唱和中赞誉过他的诗篇。宣宗时人裴庭裕说他“文学过人”（《东观奏记》卷上）。一代文豪欧阳修说李德裕的“文辞甚可爱也”（《集古录跋尾》卷九）。高标神韵、少所许可的王渔洋，称道《会昌一品集》的骈体文“雄奇骏伟”（《池北偶谈》卷一七），又认为李德裕的文章可以与陆贽、杜牧、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并提（《香祖笔记》卷六）。近代学者罗振玉又推崇李德裕的书法，以为唐人隶书“尚存古法者，有唐惟李卫公一人耳”（《石交录》卷四）。至于他的博学广识，唐朝当时人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段成式《酉阳杂俎》，都有翔实的记载。尽管是如此的文采风流，但在政治上，李德裕却是一位实干家。他在好几个地方担任过节度使的官职，如在浙西、滑州、西川、淮南，都有治绩，在可能的范围内，为当地做过一些好事。他曾两度为相，都有改革的措施。正是李德裕这种“错综万务，应变开阖”的政治才干和革新主张，使他成为“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也使他与牛僧孺、李宗闵集团尖锐对立。可以说，牛李两党，对当时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是针锋相对的。
唐代中后期政治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藩镇割据。藩镇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主要矛盾。李德裕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会昌年间他当政时，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对拥兵擅命、盘踞泽潞的刘稹进行军事讨伐，就是明显的例子。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一些，平定了泽潞五州，打击了藩镇势力，巩固了国家统一，振奋了全国的军心民心。正如《旧唐书》本传所说，在这次平叛战争中，“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而与此相对立，李宗闵等早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交通往来，牛僧孺居洛阳时，闻刘稹败讯，每“恨叹之”（《新唐书·牛僧孺传》），态度明显不同。
宦官专权是唐代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又一表现。宦官主持了好几个皇帝的废立，操纵朝政，并且直接与一些朝臣勾结。李德裕是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的，他在抗击回纥、平定刘稹的战争中，不许宦官干预军政，加强了将帅的权力，使得指挥统一，军权集中，保证战争的胜利。他在会昌时的一些实施，都可看出是主张抑制和削夺宦官干政的。清初王夫之曾明确指出：“唐自肃宗以来，内竖之不得专政者，仅见于会昌。德裕之翼赞密勿、曲施衔勒者，不为无力。”（《读通鉴论》卷二六）而李宗闵等人，却有巴结宦官的事例。
唐朝中后期，西北和西南边防相当紧张，经常受到回纥、吐蕃和南诏的侵扰。李德裕在文宗大和年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整顿巴蜀的兵力，成绩斐然，并使得相陷已久的西川入吐蕃的门户维州归附唐朝；而这时牛僧孺为相，却执意放弃维州，结果是平白丢掉重要的边防重地，并使得降人受到吐蕃奴隶主贵族残酷的报复性杀戮。在对回纥的战争中，李德裕也是与牛僧孺相对立的。李德裕主张积极巩固国防，保护边疆地区的正常生产，在此基础上与一些有关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和好关系；而牛僧孺则一味主张退让，所执行的完全是一种民族投降政策。
佛教在唐朝中期以后大为发展，使得“中外臣民承流相比，皆废人事而奉佛，刑政日紊”（《通鉴》卷二二三唐代宗永泰元年）。李德裕明确指出，释氏之教“殚竭财力，蠹耗生人”（《会昌一品集》卷二十《祈祭西岳文》）。他赞助武宗灭佛，是历史上的有名事例。这次灭佛，涉及面很广，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有具体生动的记载。但宣宗即位，牛党白敏中等人执政，马上宣布兴佛，恢复佛教势力。这点，连杜牧、孙樵等在大中时也是不赞成的。
陈寅恪先生认为牛党重进士科，李党重门第，李党代表两晋、北朝以来的山东士族，牛党代表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这一说法在史学界影响很广，有些新编的历史书也认为李德裕是“关东著名士族地主的后裔”，“排斥进士”，“企图挽救已经失去社会基础的门阀制度”，而牛党则“都是进士出身”，“他们是新兴的进士贵族”（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仅仅以对进士科举的态度来划分这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从上面所举牛李两党对当时重大政治问题的分歧来加以考察，可以看出论据是如何薄弱。但即以科举而论，牛李两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也是十分显然的。
长庆元年（821），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李宗闵等人向钱徽托人情，后来放榜，录取的多是公卿子弟，其中就有李宗闵的女婿苏巢。于是舆论大哗，皇帝只得命白居易、王起等人复试，这班公卿子弟有不少人落选，苏巢也是其中之一。牛党骨干杨虞卿更是请托、通关节的能手，“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缺，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唇吻。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旧唐书·杨虞卿传》）。李德裕在执政时，对科举考试作过哪些措施呢？大致有：第一，他反对进士只考试诗赋，认为不能只讲究浮华的词藻，还应考经义策问，讲求实际的行政才能；第二，他反对当时盛行的进士登第后大宴曲江池、门生拜座师的习尚，认为这只能助长奢侈和朋党的不良风气；第三，当时科举考试有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规定，礼部阅卷初步定了名单，还要依次到宰相府上呈报，请求过目，这里面就有上下其手的种种弊端，李德裕执政，奏请取消这一层手续，这实际上是对包括李德裕自身在内的宰相权力的一种限制；第四，会昌以前，每年录取进士名额大致以二十五人为限，会昌时取消这一限额，这就必然使进士录取人数增加，而这正是在李德裕做宰相、掌大权的时期。
读者不妨比较一下，牛李两党，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在科举制度上，究竟谁是谁非？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结论在唐代当时就已经有了。当李德裕为牛党所陷害，远贬到海南岛的崖州，当时就有两句诗道：“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所谓“八百孤寒”，就是指当时较为清贫的应试举子而言。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当然，李德裕并不是完人，他有种种缺陷和弱点，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他有他的阶级局限。这是可以分析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一些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主张和行动，在历史上是属于进步的，他是一个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北宋时“庆历革新”的名臣范仲淹就从这点着眼，对李德裕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他“独立不惧，经制四方，有真相之功，虽奸党营陷，而义不朽矣”（《范文正公集》卷六《述梦诗序》）。清朝人毛凤枝认为他“料事明决，号令整齐，其才不在诸葛下”（《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九）。如果我们把他的政见放在历史的联系上来看，可以说，会昌政治是永贞革新的继续。削夺藩镇和宦官之权，革除朝政的种种弊端，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整顿，这是德宗末期以来要求改革之士的共同愿望。顺宗时永贞革新是一个高潮，宪宗元和前期是又一个高潮，第三个高潮就是武宗会昌时期。会昌以后，唐朝就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高潮，唐王朝就在腐败中走向灭亡。唐中期以后，腐朽势力越来越强大，革新力量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会昌、大中之际是这两大势力最后一次的大搏斗，结果以李德裕的贬死而宣告革新力量的失败。
另外，牛党攻击李德裕，连带也攻击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李吉甫在唐宪宗元和前期也曾两度执政，他在任相期间，主张对强藩擅政采取严厉的制裁，史称他“为相岁余，凡易三十六镇”（《新唐书》本传）。他也抑制宦官操持政权，并采取实际措施精简官僚机构，裁汰冗官。李德裕与其父的政治主张，有一定的连贯性。《通鉴》记述牛李党争，也是从元和三年李吉甫当政时开始的。因此，本书编次李德裕早年的行迹，主要就谱叙李吉甫的事绩，希望读者能从整个中晚唐的时代背景下，更充分地理解李德裕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
王安石曾指出有一种“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心”的人，利用执笔为史的机会，对前世“雄奇
烈”之士曲尽谤讪之能事，以致“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答韶州张殿丞书》，《王文公文集》卷八）。作为改革家的王安石，他生前的遭遇和身后的评论，他上面所说的话是不幸而言中的。李德裕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他在生前，处于激烈的党派斗争中，在他贬死以后，牛党文人，又多“阴挟翰墨”，假造出许多情节，甚至伪撰李德裕的诗文，对他进行攻击，诬蔑。作为年谱，就应该提供这些材料，并对这些材料加以必要的辨析。本书是尽可能这样做的。年谱与传记是有所不同的。传记对于人物的记述和评论，作者主观色彩可以较强一些，他认为不确当的材料，可以不写，不予理睬。年谱不同，年谱好比是传记的资料长编，它应当尽量搜集正反两方面的记载，加以恰当的安排和简括的辨析。年谱作者的观点有可能不正确，但如果他辑集了较为齐备的资料，读者仍可从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也就是传记之所以不能替代年谱的原因所在。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改革者提出的主张虽然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其本身的遭际往往是不幸的，后世的评论往往是不公正的。盖棺未必能定论，这是历史常见的现象。我们现在一些史学史的著作和论文，往往多从正面论述一些为通常所肯定的史书，而不大重视古代有些人如何利用历史记述和历史评论来歪曲、毁谤历史上有成就的人物。其实，古往今来，伪史和谤史难道还见得少吗？如果有人在这方面下一些工夫，搜罗一些材料，揭示一些正面的历史人物如何受到歪曲和谤讪，借以照见作伪者鄙怯的灵魂和卑劣的手段，这样做，无疑会丰富史学史的内容。鲁迅曾主张编某一作家的集子，把前人对他毁誉两方面的材料都列入其中；我们今天读鲁迅的几本杂文集的后记，这些后记录入了不少诬蔑、攻击他的文章，我们读了之后不是得到了对当时情景的具体认识，获得极大的启示吗？
以上只是在年谱编成之后，就李德裕的历史作用和牛李党争的性质，谈谈笔者个人的一些看法，同时对本书的编写体例，略作一些说明。杜甫在《秋兴》诗中说：“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由盛转衰，长安城也经历几度兴废。但是它作为汉唐京都的历史名城，却给后世留下丰富的文化积累。笔者今年5月间在西安参加全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饱览了西安的山川胜迹，大雁塔，小雁塔，昭陵，乾陵，华清池，杜公祠，兴教寺，青龙寺，在在引起人们对悠远历史的遐想，使人留下美好的回忆。谨以本书献给永远值得人们忆念的历史文化名都——西安。
1982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