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版题记

我于1978年底完成《唐代诗人丛考》，交中华书局出版（出版于1980年1月）。《唐代诗人丛考》所论诗人到大历时为止，我遂想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中晚唐。但我对中晚唐的研究颇有畏惧心理，这是因为中晚唐的社会情况，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都较前复杂，而且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不单数量繁多，并且真伪混淆、难于辨别。为此，我做了一些基本史料的辑集与梳理工作，并从1980年下半年起，进入选题的思考。我很快就选择了李德裕的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中晚唐时期的选题，最好有一定宽度的社会涵盖面，这样，研究的视野可以广一些，史料的运用可以活一些，即既能有史实的考辨，也能有事理的推释。中晚唐社会政治的主要问题，一般概括为宦官、藩镇、朋党，这三者是互相制约而又互相联系渗透的，研究三者之一，就一定要牵动其他两点。而在朋党方面，从宪宗元和年间起，直到宣宗大中时期，这近半个世纪，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牛李党争。牛李党争一直使研究者感到头疼，认为是非曲直，各有各的说法，很难界清，有些人认为牛李之争头绪纷繁，索性不去理它。有些搞唐代文学的人，一碰到有些作家夹杂在那时的党争中，也觉得难于措手。

经过史料的清理，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牛李党争中，核心人物是李德裕。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最直接的办法则是研究李德裕。尽管环绕牛李党争，环绕李德裕，历史记载纷纭繁杂，但是不从李德裕入手，无论对当时的政治或文学，都不能得到真切的回答。正因如此，我就用两年的时间，即1980年冬至1982年冬，撰写了一部约四十万字的《李德裕年谱》。

这部书于1984年10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出版后得到学界的首肯。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宗强先生在为我的《唐诗论学丛稿》所作的序言中，先是肯定我的《唐代诗人丛考》已越出个案考辨的范围，从个案考辨通向了整体研究，然后说：“这种研究特色在《李德裕年谱》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在这部年谱里，谱主的事迹完全织入到围绕牛李党争而展开的历史画面里。因此有研究者提到可以把它作为一部牛李党争专史读。它涉及的其实是当时的整个政局与牵涉在这个政局里的各种人物的活动。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说，它是一个大背景，在这个大的背景中，有谱主也有众多作家的活动、心态。在对纷纭繁杂的史料的深见功力的清理中，始终贯串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而且是一种论辨是非的充满感情的审视。这其实已经超出一般谱录的编写范围，而是一种历史的整体研究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董乃斌先生在一篇题为《宏通而严谨的历史眼光》书评中，肯定拙著“在学术上又有其新的面貌、新的特点”，其中之一是：“李德裕出身世代官宦之家，一生未尝应科举，三十岁以前基本上没有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因此，如仅将视线拘限于德裕一人，则他三十一岁任河东节度掌书记之前的诸般史实本可一笔带过。但由于《年谱》编者有宏通的历史眼光和总揽全局的学术气度，遂将（其父）李吉甫后半生的官历和自贞元初至元和中一系列朝廷政争编入。这就使本来可能流于单薄的前半部分变得十分充实，使全书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中晚唐政治斗争大事纪要。”

董乃斌先生接着又指出：“围绕着牛李两党的人事权位和不同政见之争，《年谱》除两党中心人物之外还引入了其他许多历史人物，著名的如裴度、元稹、白居易、李绅、李训、郑注、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等，实际已形成一张以李德裕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和一场以牛李党争为名目的政治斗争活剧。《年谱》所涉及的那些著名历史人物，许多已有定评，现在又被编者放在与李德裕的关系这块区别中晚唐人政治立场分野的界石面前加以考察，遂从事实、从他们的具体言行中引出了不少新颖的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我在这里之所以引录罗、董两先生不少赞许的话，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所说的，我在写作时还未能有此明确的认识，他们所作的理论的概括，对我的治学确有新的启发。我想这或许也有助于读者对本书的研索和利用。

不过，对于1984年出版的这部书来说，我觉得今天也不应讳避其缺失。这也是此次作较大幅度的修订，并重新出版的原因。

首先，这1984年版，错字实在太多，几乎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每页都有误字、漏字。按照现在的万分之一错字审查规格来说，此书在编校质量上是不合格的。这之中，有排校中的问题，也有我在誊写中的问题。

其次是材料运用中的错失。有的地方把并非李德裕的作品编入，如文宗大和四年（830），据《文苑英华》卷八三二，把一篇题为《易州候台记》列于李德裕任滑州刺史时所作，因文中有“德裕，邑人也”等语。实际上此文为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梁德裕所撰，见《全唐文》卷三五六。梁德裕有诗一首，载于玄宗天宝时所编的唐人选唐诗《国秀集》卷下。又如元和十三年（818）、开成五年（840），两次提到温庭筠均谒见过李德裕，并献诗，所据为温诗《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此处的“淮南李仆射”，夏承焘、顾肇仓两先生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都认为是李德裕（李曾任淮南节度使），我未经覆核，因仍陈说，而实际温诗中的“淮南李仆射”乃是李绅（见陈尚君先生《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见所著《唐代文学丛考》）。又如长庆四年（824）记李德裕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时，与元稹有诗唱和（元稹时为浙东观察使），因元稹诗题中有“金陵太守”语，我就引杜牧“金陵津渡小山楼”诗说明此时所谓金陵乃指润州（即今江苏镇江）京口。这一说明是不错的，但“金陵津渡小山楼”一诗非杜牧作，实为张祜的《题金陵渡》，乃张冠李戴。

我在每年纪事之后，根据考查所得，李德裕诗文凡可以系年的，都列有“编年文”、“编年诗”。这一做法，董乃斌先生书评中曾谓谱主附载编年诗文题的做法创于清人所作《顾亭林年谱》，称赞拙著保持并发扬了这一良好的学术传统。但我在具体编排时却常出现问题，如上述《易州候台记》即是一例，有些地方则把同一篇作品重复见于两处。如开成五年列《怀山居邀松阳子同作》、《思归赤松村呈松阳子》二诗，谓本年作于扬州，但又见于开成二年。而开成元年之《初归平泉过龙门……》诗，又见于开成五年。有些则编年有误，如别集卷一《通犀带赋》、《鼓吹赋》应在文宗大和八年（834）冬在浙西观察使任上作，却列于大和九年（835），而列于大和八年的《早入中书行公主册礼事毕登集阁成咏》诗（别集卷四），此处所述实为武宗会昌二年（842）八月事。类似情况不少。有些地方记事之处也有重复的，如李德裕第二次入相时加“司空”一事，会昌元年（841）正月有记，而会昌二年（842）正月又有记（经考证，应在二年）。这些都是史料编纂上的粗心所致，有可能因此而造成混乱。

我在撰成《年谱》后，曾想进一步作李德裕文集的整理工作，因李氏文集有多种本子，文字差异较大，需要作一番系统的清理。但因故未及时进行。后来有机会得到两个好的本子，即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清陆心源影宋抄本（胶卷），及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的宋刊《会昌一品制集》（卷一至卷十）。我就会同原在安庆师院任教的周建国先生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做文集的校笺工作，历经十年，终于有成，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德裕文集校笺》一书。这是目前李氏文集篇章收辑最为齐全、文字校勘最为确当的本子。这次修订《年谱》，即充分利用《校笺》的成果，对引录的文字作了核对，并在作品系年上也相应作了修正。同时，在引用日本遣唐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有关记载时，也复核了白化文学兄等所作的《校注》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

这次修订，对某些记事之误加以改正的，还可举几个例子。如李吉甫由郴州刺史改饶州刺史，原系于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实应为贞元十九年（803）。我已引用《唐语林》的记述：“李相国忠公，贞元十九年为饶州刺史。”但认为此乃孤证，不足为据。这次据唐权德舆《使持节郴州诸军事权知郴州刺史赐绯鱼袋李公（伯康）墓志铭》、宋《太平寰宇记》、清《金石补正》之《路恕李吉甫题名》，正式确定贞元十九年之说。又如李德裕因其父居相位而以荫补校书郎，原系于元和元年（806）李吉甫第一次入相时，实误，现改为元和八年（813）李吉甫第二次入相时，这样，李德裕与王起等交往及唱和诗之时间都可理顺。

这次还补充了一些有用的材料。如元和五年（810），柳宗元时在贬所永州，曾有《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柳宗元集》卷三六），这时李吉甫在淮南节度使任，曾托吕温致书柳宗元，对柳之境遇表示关注，柳表示感谢。《柳集》同卷又有《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启中称颂李吉甫在淮南之政绩。由此可以见出李吉甫对永贞革新的贬臣是寄予同情的，这当与后来李德裕同刘禹锡时有诗文交酬有所影响。又如宝历元年（825）李德裕在浙西观察使任，曾献《丹扆六箴》上谏敬宗（《通鉴》载敬宗“游幸无常，昵比群小”），此次修订时，增补一条材料，即《宋会要·选举》九三五，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赐进士柳察，拟白居易所作策问七十五篇，又续李德裕《丹扆箴》以献，遂复试，赐出身。由此可见李德裕作品对宋代士人的影响。又大和五年（831）有关西蜀维州受降而涉及牛（僧孺）李（德裕）之争以及司马光《通鉴》之评论，这次补辑宋《朱子语类》、明胡广《胡文穆杂著》等，可以更全面研究唐以后人们的评论。又如李德裕有《寄茅山孙炼师》诗三首（别集卷三），又《遥伤茅山县孙尊诗三首》、《尊师是桃源黄先生传法弟子……》（别集卷四），这几首诗中提及的“孙炼师”、“黄先生”、“瞿童子”，原谱中均未考出姓名。这次据陶敏先生《全唐诗人名考证》，并参我与周建国先生合著的《李德裕文集校笺》，查出《茅山志》、《集古录目》等书，考出孙炼师为孙智清，黄先生为黄洞元，瞿童子为瞿柏庭。

原谱中对外集《穷愁志》四卷，我是基本上采取非李德裕作的态度的。在作《文集校笺》过程中，发现有些篇章的文字非出李德裕之手不可，因此改变原来的主张，认为除了个别少数篇章外，《穷愁志》绝大部分为李德裕所作。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这次修订，得力于周建国先生之助不少。他帮我通阅了全书，有不少问题是他发现的。周建国先生于八十年代在复旦大学做研究生时，就发表过关于牛李党争的学术论文，很有见地。近十年来，我们在李德裕研究上合作很有成效。他比我年轻，但治学上多有胜我之处。

我与周建国先生合作，花费将近十年的时间，编纂成《李德裕文集校笺》，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付印问世，现在这部修订本《李德裕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也慨允出版。我自信这两部书是真正下过实力的，凡研究李德裕，研究中晚唐历史与文学，最好参阅这两部书。对于河北教育出版社坚持高品位，坚持对文化学术的奉献，我是十分钦佩的，谨致以诚挚的感谢。

1999年6月北京

【补记】以上题记是去年6月撰写的，因9月初我将应邀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学，须作各种准备，因此，未能将这次修订情况作较为充分的介绍。我于今年2月自台返京。5月初河北教育出版社副总编邓子平先生因公来京，亲自把这新版《李德裕年谱》校样带给我，我即用5月上旬的一周假期通阅全稿。近日河北教育出版社又把修改过的校样送来，我再校阅，通读后深有所感。我感到，唐代中晚期，不少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绅、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司空图等，都曾牵涉到当时的政治纷争。他们很关心国事，关心社会，也极重视自己的事业，但他们终究受到各种打击，自己个人、家属及友人都遭遇过祸害。从中晚唐的政事与文人的关系看，文人涉及政争，是没有不失败的，这很值得研究。这之中，有大的朝政问题，也有一些人的品质问题。韩愈在为柳宗元所作的墓志铭中就说过，有些人在交往中，先是“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而一旦友人失势，就“挤之又下石”，而且“自视以为得计”。李德裕也有此遭遇。他在武宗朝任宰相时，特别提拔白居易之从父弟白敏中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白敏中于会昌年间仕途的进升是全得力于李德裕之荐引的。但武宗一死，宣宗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到半个月，李德裕就马上贬官，连续受到打击，直至贬于海南岛而死。这之中，白敏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怪不得清初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说：“及德裕之贬，（白敏中）诋之不遗余力。……尤为当世鄙薄。”李德裕在流贬途中所作《穷愁志》四卷，置生死于度外，对世事作了严正的评论，其中有《小人论》一文，说小人不仅是因“世态炎凉”而对人漠视，最主要是“以怨报德”、“背本忘义”，而这二者又恰恰是“不可预防”的。李德裕这样说，当是有为而发。这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世态人心，都有启发。不过还是杜甫说得对：“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切都会过去，对有成就、有贡献的人来说，最主要还是看他本人的事业和作品。正因如此，李商隐代郑亚致书于李德裕，劝他“慎保起居”，“少以家国为念”，建议他将其“言不失诬，事皆可信”的著作很好地编起来，以传于后世，“翳尔来者，景山仰之”。（2000年7月1日记，时当高温摄氏4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