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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启动研究李商隐，后因李商隐生平与创作牵涉于牛李党争，我就着重研究李德裕，于1982年冬撰成《李德裕年谱》，1984年10月在齐鲁书社出版。出版后得到学界的首肯，如南开大学中文系罗宗强教授在为拙著《唐诗论学丛稿》所作的序中，特为论及《李德裕年谱》，谓：“在对纷纭繁杂的史料的深见功力的清理中，始终贯串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而且是一种论辨是非的充满感情的审视。这其实已经超出一般谱录的编写范围，而是一种历史的整体研究了。”
另有两位学者在八十年代有专文评论，如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当时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董乃斌先生，以《宏通而严谨的历史眼光》为题评这部《年谱》（刊于《读书》1986年第2期），认为此书“不仅是运用传统史料编纂法做出的新成绩，而且向我们有力地证明了文史研究中‘社会—历史’方法的合理和重要”，肯定此书“在学术上又有其新的面貌、新的特点”。又武汉大学文学院王兆鹏教授所作《传统的突破——傅璇琮三部学术著作述评》（《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将《李德裕年谱》与《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并论，着重论及《李德裕年谱》从李德裕入手，具体翔实地考察牛李党争的政见、政绩，“使牛李党争的真相与是非曲直大白于天下，同时也澄清了对李商隐的一些‘传统的误解’”。
以上所引学术名家对《李德裕年谱》的赞评之辞，对于我自己的治学思路实深受启发。但此书1984年齐鲁版，排校中错字太多，印出后我自己核查，发现几乎三分之二的篇幅，每页都有错字、漏字；另外，在材料的运用中也有好几处错失。李德裕祖籍，为今河北省赞皇县，河北教育出版社重视地域文化建设，注意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就与我联系，提出重印《李德裕年谱》修订重印本。经河北教育出版社慨允支持，于2001年11月出版此书的补订新版。此书新版质量提高，更引起读者重视。出版后，历经十年余，据说市场上现已很难再购得。现在中华书局正在出版一套“年谱丛刊”，已推出十余种，即向我提出，将《李德裕年谱》再次重印，列于中华书局“年谱丛刊”中。征得河北教育出版社同意，此次又重印，则我又有机会再作一次订正，力求再次提高质量。
这次我又核查出版后逐步检出的问题，发现仍有错字和材料运用的疏失，这次由中华书局重印，也确是对此书质量提高的再次机缘。
关于文字之错失，这次改正有十五处，今略举数例：如人的名称，原书页106行12，云：“当时制诏可能以德裕与无稹为名重一时。”此“无”为“元”之误，元稹是中唐时诗文名家。又原书页14倒5行，“照德皇后”，“照”应改为“昭”。这些皆为排校中的疏误。又如地名，原书页454倒7行，引《旧唐书·武宗纪》“东驾幸洛阳”，经核，“洛”为“咸”之误，此次即改正。又如文集卷次，原书页322行9，《刘禹锡集笺证》卷十六《秋声赋》，此“卷十六”应为“卷一”。又原书页375行6，《李德裕文集》卷一《黜戛斯朝贡图传序》，此“卷一”应为“卷二”。其他错失字，如原书页214行11，“六和七年六月”，“六和”应为“大和”，为文宗年号；页35倒2行，“贬使雷州”，“使”应为“死”；又如页99末行“元和十五年正月甲寅”，据《旧唐书·穆宗纪》，此“正月”前应加“闰”字；页229倒3行“覃亦左秘书监”，“左”前缺“授”字。其他多余字、错字等，均加改正，不再具述。
另有材料运用须正补的，更关系到学术性，今作具体记述，供学者参阅并请指正。
原书页26，贞元十二年（796），记李德裕父吉甫在忠州刺史任，段文昌时在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幕，曾至忠州以文干谒。所据为《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文昌传》，称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曾召段文昌在其幕，“表授校书郎”，时“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尝以文干之”。我在谱中曾云：“文昌至忠州以文干吉甫，未能确定何年，姑系于此。”虽云“未能确定何年”，但仍列于贞元十二年。按段文昌之子段成式著有《酉阳杂俎》，其书《读集》七，记有：“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应韦南康辟命。”韦南康即韦皋，韦皋于德宗贞元年间始终任剑南镇。段成式明确记其父于贞元十七年始自荆入蜀，在韦皋幕，则决不能记贞元十二年段文昌由蜀至忠州拜谒李吉甫。故此次于贞元十二年删，改列于贞元十七年。
原书页71，元和六年，记李吉甫任相时，推动并指导林宝、王涯编纂《元和姓纂》，提及林、王二人之序，但未注出处。今即补记林宝之序载于《全唐文》卷七二二，王涯之序载于《全唐文》卷四四八。
原书页106，穆宗长庆元年（821），记：“二月，沈传师迁中书舍人，出翰林院，判史馆事。”此乃据唐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长庆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迁中书舍人，二月十九日出守本官，判史馆事。”沈传师乃于宪宗元和十二年二月由左补阙、史馆修撰入为翰林学士。经查核，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见《欧阳修集》卷一四一，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年）卷八著录《唐韩愈罗池庙碑》，引有《穆宗实录》，云：“长庆二年二月，传师自尚书兵部郎中、翰林学士罢为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迁吏部。”韩愈确于长庆二年九月由兵部侍郎迁改为吏部侍郎，则沈传师亦当于长庆二年二月出院。不过，此处所引之《穆宗实录》谓沈传师由兵部郎中罢为中书舍人，则误，因沈传师在翰林院期间已由兵部郎中（从五品上）迁为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何以又谓出院时以兵部郎中罢为中书舍人？故此次记沈传师出院仍列于长庆元年，但补作辨析。关于沈传师事，见拙著《唐翰林学士传论》宪宗朝沈传师条（辽海出版社，2005年12月）。
原书页177，文宗大和四年，记郑澣，引《旧唐书》卷一五八《郑澣传》所记“大和二年，迁礼部侍郎，典贡举二年”，即谓：“依唐人惯例，授礼部侍郎多在上年冬，并典明年贡举，郑澣当为大和二年冬任礼部侍郎。”按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明确记郑澣“（大和）二年六月一日，迁礼部侍郎出院”。丁居晦亦为文宗朝翰林学士，与郑澣同时，其所记当确切，不能以“唐人惯例”推断郑澣为大和二年冬任礼部侍郎，今改。
原书页392，会昌三年编年文，将其《赠陈夷行司徒制》列于会昌三年，引《旧唐书》卷一七三《陈夷行传》：“会昌三年十一月，检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卒，赠司徒。”谱中即谓“此制当是十一月作”。但据《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会昌四年八月，“河东节度使陈夷行卒”。则陈夷行于会昌三年十一月出任，翌年八月卒，未应将李德裕此制列于会昌三年，今改正。
另外可补的材料：萧遘为晚唐僖宗朝翰林学士，后曾为相，甚有声誉。《全唐文》卷八六僖宗《授王择萧遘平章事制》曾概誉为：“自精通艺行，履历清崇，逸翰摩云，高踪绝地。”又乐朋龟草撰的《萧遘判度支制》（《全唐文》卷八一四）特称其才华：“众谓国华，雅得韦平之称；时推人瑞，谅齐管乐之名。”萧遘于懿宗咸通五年（864）登进士第，《旧唐书》卷一七九《萧遘传》记其登第后初入仕，即“形神秀伟，志操不群”，慕李德裕为人，自比为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可见懿宗时李德裕在士人中之声誉。此次即补于大中三年李德裕卒后于后世的影响。
我的这部《李德裕年谱》之所以能得到社会的了解和学界的认可，是与齐鲁书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和中华书局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我确有亲切体认和坚定展望，学术研究与出版事业的密切配合，必是我们文化建设的一个极有意义的项目。
2012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