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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四月后，李吉甫坐窦参党，贬明州员外长史。时年三十五。
李吉甫《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壬申岁，吉甫贬明州长史。”《旧传》：“及陆贽为相，出为明州员外长史。”《新传》：“李泌、窦参器其才，厚遇之。陆贽疑有党，出为明州长史。”按窦参之贬在本年四月乙未，同日，“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德宗纪》）。同月，元稹岳丈韦夏卿也坐交结窦参而由给事中左迁常州刺史。又《通鉴》卷二三四贞元九年三月载陆贽奏语有云：“窦参得罪之初，私党并已连坐。”李吉甫之贬当与韦夏卿出为常州刺史约前后同时。
又据《新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明州为上州。《新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上州，刺史一人，从三品，职同牧尹；别驾一人，从四品下；长史一人，从五品上（中州、下州皆无长史）。又宋卢宪《嘉定镇江志》卷十六“长史”条谓：“隋为郡官，唐初无，永徽二年改别驾为之，其后二职并置。王府、都督府、诸州皆有长史一员，掌统官僚纪纲职务。中都督府长史正五品，上州长史从五品上，次于别驾。”但此次李吉甫之为明州长史，因是贬责，名为员外官，并无实职。（参《唐会要》卷六七“员外官”条：“员外及检校试官斜封官，皆神龙以后有之，开元大革前事，多已除去，唯皇亲战功之外，不复除授。今则贬责者，然后以员外官处之。”）
又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一、罗浚《宝庆四明志》卷一皆载任侗为贞元九年明州刺史，九年以前未详，亦未载李吉甫名。
关于窦参被贬原因之考察。
窦参于贞元八年四月被贬为郴州别驾，贞元九年三月再贬为驩州司马，未至贬所，中途“赐死”。窦参被贬的原因，过去史书记载，有以为是由于窦参与陆贽的矛盾，韩愈《顺宗实录》更载为“议者多言参死由贽”（卷四）。实际情况恐非如此。按《旧唐书》卷一三六《窦参传》，参历官万年尉、奉先尉、大理司直、监察御史，以及侍御史知杂、御史中丞，《旧传》称其“习法令，通政术，性矜严，强直而果断”；为御史中丞时，“不避权贵，理狱以严称”，“时宰颇忌之，多所排抑，亦无以伤参”。《新唐书》卷一四五《窦参传》也称其“为人矜严悻直，果于断”，“入为御史中丞，举劾无所回忌”。当然窦参本身的行为也有可议之处，史称其为相后“任情好恶，恃权贪利”；宠爱族子窦申，“每议除授，多访于申，申或泄之，以招权受赂。申所至，人目之为喜鹊”（《旧传》）。窦参被贬的直接原因，是窦申与吴通玄、通微兄弟相勾结，诬告陆贽，为德宗所察觉。《旧·窦参传》云：“兵部侍郎陆贽与参有隙。吴通微弟兄与贽同在翰林，俱承德宗顾遇，亦争宠不协。金吾大将军、嗣虢王则之与申及通微、通玄善，遂相与倾。贽考贡举，言贽考贡不实。吴通玄取宗室女为外妇，德宗知其毁贽，且令察视，具得其奸状，乃贬则之为昭州司马，吴通玄为泉州司马，窦申为道州司马。不旬日，贬参郴州别驾，即日以陆贽为宰相。”
按窦申倚仗窦参，招财纳贿，而窦参不加阻止，且加以包庇，诚如陆贽所云：“窦参顷司钧轴，颇怙恩私，贪饕货财，引纵亲党，此则朝廷同议，天下共传。”（《陆宣公集·奏议》卷二《商量处置窦参事体状》）但窦申之事尚不至于责窦参如此之重。所云陆贽与窦参有隙，史籍也未载其详，相反，窦参被贬郴州后，湖南观察使李巽又上言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送给窦参绢五千匹，德宗大怒，欲杀参，陆贽还上疏解救。陆贽奏谓：“窦参与臣无分。因事报怨，人之常情。然臣参宰衡，合存公体，以参罪犯，置之死地，恐用刑太过。”（《旧·窦参传》）陆贽且以刘晏被杀为戒，谓：“刘晏久掌货财，当时亦招怨讟，及加罪责，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为辞，众人亦为之怀愍。用刑暧昧，损累不轻，事例未遥，所宜重慎。”又云：“臣等亲奉天颜，议加刑辟，但闻凶险之意，尚昧结构之由。况在众流，何由备悉，忽行峻罚，必谓冤诬，群情震惊，事亦非细。”（同上）由此可见，罢窦参相位，贬出，及既贬之后，又欲置于死地，皆出于德宗，陆贽尚从中加以疏解。
细绎史籍的记载，可以推究出窦参贬死之缘由。《旧传》谓参“多引用亲党，使居要职，以为耳目，四方藩帅，皆畏惧之”。此谓窦参受到藩镇之忌恨，藩镇也阴谋报复之。淄青节度使李纳“既惮参，馈遗毕至，外示敬参，实阴间之”（《旧传》）。《新传》更明言：“于是淄青李纳厚馈参，外示严畏，实赂帝亲近为间，故左右争毁短之。”李纳如此，宣武（汴州）节度使刘士宁也如此，在窦参已被贬至郴州后，刘士宁仍故意送绢五千匹，“湖南观察使李巽故与参隙，以状闻，又中人为之验左，帝大怒，以为外交戎臣，欲杀参”；“时宦侍谤沮不已，参竟赐死于邕州”（《新传》）。窦参任御史中丞时，因执法严正，曾得罪于权贵，领度支盐铁转运使时，与方镇也有矛盾。窦参初时尚能得德宗的信任，但德宗为人忌刻，对地方强藩既惧兼恨，尤其嫉恨朝臣与方镇的联结，方镇如李纳等即利用德宗的这一心理，故意以钱帛馈参，引起德宗的猜疑，再加以宦官从旁“谤沮”，窦参终于贬死。陆贽《商量处置窦参事体状》、《奏议窦参等官状》引德宗宣谕，有“此人交结中外，意在不测”，“窦参结朕左右，兼有阴谋”等语，都可见出关于此事的处理，实出于德宗的意旨。此一事件并非如有些论著所谓是陆贽集团与窦参集团的斗争，而是藩镇、宦官利用德宗之猜疑与忌刻，加予窦参之诬陷与打击。
按照德宗之本意，坐窦参之事而远贬者为数尚多，如陆贽《奏议窦参等官状》所引德宗语：“其窦参等所有朋党亲密，并不可容在侧近，宜便条疏，尽发遣向僻远无兵马处，先虽已经流贬，更移向远恶处者。”陆贽对此是不赞同的，他在奏状中谓：“窦参久秉钧衡，特承宠渥，君之所任，孰敢不从，或游于门庭，或结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骤与荐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听流议，皆谓党私，自非甚与亲交，安可悉从贬累？”虽有陆贽的疏救，仍有不少人远贬，诸窦以外，上述韦夏卿、李吉甫即是如此。又如唐次，本为礼部员外郎，因受窦参器重，也被贬为开州刺史，“在巴峡间十余年，不获进用。西川节度使韦皋抗表请为副使，德宗密谕皋令罢之”（《旧书》卷一九〇下《文苑·唐次传》，又参《册府元龟》卷九一五《总录部·废滞》）。
李德裕随父至贬所。
《旧·李德裕传》：“贞元中，以父谴逐蛮方，随侍左右，不求仕进。”又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八《支动》：“卫公幼时，尝于明州见一水族，有两足，觜似鸡，身如鱼。”
本年，欧阳詹、李观、王涯、韩愈、李绛登进士科，裴度登博学宏词科，兵部侍郎陆贽知贡举 （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