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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科举，也就是设科取士的意思。封建朝廷按照不同的行政管理的需要，规定不同的考核内容，设置一定数量的科目，使地主阶级文人根据各人不同的文化程度和志趣，分别选择一项科目，进行考试，并通过考试而进入仕途。
关于唐代的取士各科，《新唐书·选举志》有一个概括的叙述，这一段文字也是为历来论唐代科举者所经常援引的：
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新唐书》的这一段话，虽然多为人所援引，但其叙述的逻辑很不清楚。譬如，它首先说取士之科大要有三，这应当说的是取士的科目，那么这三个科目是什么呢？没有回答。接下去说的却是应试者的来源，说应试者由学馆荐送的称做生徒，由州县荐送的称做乡贡。这两种，合起来叫“岁举之常选”，就是说每年定期举行的考试。“岁举之常选”与所谓“天子自诏”的制举是相对而言的；与常选不同，制举科的考试项目与考试时间都不固定。这样说来，制举与常选是并列的两种，并非如《新唐书》所说的那样“大要有三”。至于常选中，有从秀才到童子凡十二科，其中明经又再分为七科；制科，据唐宋人的记载，则有多至八九十科的。因此《新唐书·选举志》所说的唐代的取士之科大要三，可以说无从着落。从上下文意推测，《新唐书·选举志》说的“大要有三”可能指的是生徒、乡贡和制举，但这三者实际上不是同一类别，因而也是不能相比而言的。
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新唐书·选举志》上述的一段话也有过类似的分析，他说：
《新·选举志》：唐制，取士大要有三……愚谓虽大要有三，其实惟二，以其地言，学馆、州县异，以其人言，生徒、乡贡异，然皆是科目，皆是岁举常选，与制举非常相对。（卷八一《取士大要有三》）
王氏接着又论述各科的具体情况说：
其实若秀才则为尤异之科，不常举。若俊士与进士，实同名异。若道举，仅玄宗一朝行之，旋废。若律、书、算学，虽常行，不见贵。其余各科不待言。大约终唐世为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同上）
王鸣盛从大处着眼，指出《新唐书·选举志》的不够确切之处，显示出清朝汉学家思考问题确较前人为精密。他所归纳的各科兴废的大概和地位的轻重，有些虽不尽符合于实际，但大致是可信的。
如果进一步观察，《新唐书·选举志》所说的各科，还有使人可怀疑之处。今列表如下：
常选中的一史、三史是与明经并列的，而明经中又有史科，这其间的关系怎样？没有说明。同样是礼，开元礼是常科，三礼又属于明经，实际情况恐非如此。根据现在所见唐人的记载，如《唐六典》、《通典》，则将常选分为六科，即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都较《新唐书》为明白简括。
通常所说的唐代科举项目，主要是指进士、明经和制举，尤其是进士科，更为人所称道，唐人所谓“国家取士，远法前代，进士之科，得人为盛”
，宋人说：“某尝谓李唐设科举以网罗天下英雄豪杰，三百年间，号为得人者，莫盛于进士。”
关于进士、明经、制举，本书各有专章论述
，为叙述方便起见，这里拟大致依《新唐书·选举志》所列的次序，介绍秀才等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