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与文学最新章节_傅璇琮著

二

在徐松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再往前进一步。这里且不说观点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无论对唐代科举制度的看法，或者是对唐代文学发展及其与科举关系的看法，从总的方面说是应该超过了徐松的。就是从史料的运用上说，我们也可以比徐松看得更全面，可以把过去为人忽视的材料，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做出合乎历史实际的联系。就是说，我们今天完全有条件，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来研究唐代的科举制度，以及这个制度给予当时的文学发展、文人生活、社会风气等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如果从这点出发，那么，在我们面前，材料的面可以说是相当宽广的；“唐代科举与文学”这一专题的材料学，有它深厚的基础。

首先是一些正式的史书。两部政书——作于唐代中期的《通典》和作于宋末元初的《文献通考》，都有专门的章节论述科举与学校，以及官员的铨试。作为有见识的史学家，杜佑把封建社会几个重要的制度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加以叙述，从远古时期起，直到唐玄宗天宝末 ——而安史之乱正是明显地划分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前后期。杜佑而且不无自觉地意识到社会经济发展对其他一些制度来说，是有首要的作用，因此在全书的结构安排上，把“食货”放在第一，他在自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种“足衣食”的思想当然是得之于先秦的某些思想家的启发，但杜佑把它运用于社会制度的全面研究上，这在中国古代历史学上还是第一次。有意义的是，《通典》在“衣食”部分之后，紧接着的则是“选举”，“选举”之后是“职官”，其次是“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杜佑对这几方面的关系，他是这样表达的：“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通典》自序）杜佑历任中央和地方要职，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当然不能越出封建臣僚的范围。他认为对百姓施行教化，必须依靠大大小小的官员，因此就必须设职官，而设职官就先要有一套审察官员才德的办法，而这种办法就在于对选举制度要有严密合理的规定。杜佑把选举制度作为实施封建政教的前提加以叙述，有着强烈的实用目的。他把占六卷篇幅的“选举”分成两大类，一是制度沿革的叙述，二是对历代制度得失的评论。他的这种著作体例大体为以后的同类著述所沿袭，像马端临《文献通考》在记叙“选举”、“学校”、“职官”等时，就明确声称：“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通考》自序）

《唐会要》与《册府元龟》都有关于科举的专章，显然是受《通典》的影响；《新唐书》的志的部分专设《选举志》，在断代正史中是体例上的创举，实际上是承袭了在它之前的几部大的史书的作法。另外，像《唐六典》中的礼部与吏部部分，我们可以参见开元以前有关科举的正式规定；而《唐大诏令集》的一些诏令文书，提供了不少科场事件的公开法令记录。

以上是所谓正式的、带有官方档案性质的史书。我们要较为全面地探讨科举制，当然不能仅限于此，虽然就篇幅来说，以上这几部书加起来已经有好几百卷，够一个研究者花相当的时间去阅览的了。另有一部分材料，我们姑且名之曰“史料笔记”，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地域，只要我们稍作努力，就会有所收获。其中较著名的如《唐摭言》、《唐语林》、《封氏闻见记》、《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刘宾客嘉话录》、《因话录》、《剧谈录》，等等。这些书一般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可信性较大。科举制对唐朝人来说是新事物，又是与读书人出处攸关的大事，因此不少笔记的作者对此感兴趣，他们结合社会风尚、文人生活对科举制作了不同侧面的记述，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认识。

另有一部分是唐代新兴的传奇小说，单本如《玄怪录》、《续玄怪录》、《独异志》、《博异志》等，总集如《太平广记》五百卷。这不但是我国古小说宝库中的佳品，也是我们研究唐代科举与文人生活的真切而生动的材料。别看它们是小说，透过一些虚构的神鬼怪异的情节，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新鲜的生活。对于现实生活的多方面的记述，对社会情景的浮雕般的刻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致描写，都是正式的史书所不能及的。

唐人众多的有特色的诗文，当然更应该是极好的材料。前人在论述时也曾注意于此，并加以引用。除了别集外，《全唐诗》和《全唐文》都是极为方便的和有用的文献。本书较多地引用了这些作品，目的是想从更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向读者提供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具体联系。

宋代与唐代，不但时间上接近，而且无论就科举来说，或文学的发展来说，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在中国诗史上，唐诗之后人们接着就会想到宋诗；以古代散文来说，说到韩、柳的古文，难道可以不提欧阳修和苏东坡吗？“唐宋八大家”，几乎成为古文写作的楷模。同样，宋代的科举，不少方面也是对唐代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往往从宋人的著述中更容易理解唐代科举的某些变化。因此本书是尽可能引用一些宋人的材料。当然，宋人的材料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不像唐代的集中，因此搜辑甚为困难，本书引用时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失（由此可以推想，如果效徐松之书的体例，编撰一部《宋登科记考》，材料一定会是更丰富，但搜辑和排比的功夫一定会更繁重）。宋以后的材料，也间有征引，那就更有疏漏了；其实清人的评论和考证是很可以探寻的，这方面的材料还有待于开发。

近人的材料，虽然从数量上说，没有上面所说的那几部分多，但近人的研究成果是弥足珍贵的。因为科举史的研究本来是刚兴起的学科，而以科举与文学作为研讨的对象，则似乎是介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涉足的人就更为少了。我们应当尊重前辈学者的建树，同时对当今学者做出的新成就更应有足够的重视。如陈寅恪、岑仲勉等老先生在建国以前的著作，虽然在科举方面未有专文论述，但他们有时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所表示的见解，是很足使人启发的。当今几位文史前辈学者，如唐长孺、王仲荦、启功、程千帆等先生的著述，都给笔者以启迪。我觉得，应当有人来做这样的工作，把近代学者有关唐代科举史研究的成果加以明晰的综述，做出充分的肯定；当然，也可以在肯定的基础上指出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和方向。

本书就是希望以上述的材料为依据，做出自己一点微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