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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关于李白的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有关李白生平的考述，如李白的家世与出生地、李白的两次入长安、李白的交游等，很有创见。我个人认为，这些年来有关李白作品的论证和李白事迹的考索，其成就是超过对同时期诗人杜甫的研究的。但有些问题似还有模糊不清之处。近年来我因研究唐代翰林与文人生活的关系，搜集了一些材料，其中也涉及李白于天宝初入长安任翰林供奉问题。最近写有一篇《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
，本拟同时论述李白的翰林供奉一节，限于篇幅，不便细述，故另撰此文，以便将这一问题说得更充分一些，谨供李白研究者研讨。
李白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秋应诏入长安，为翰林供奉，天宝三载（744）春离开长安，随即在洛阳与杜甫会面。尽管目前有李白两次入长安、三次入长安等不同说法，但天宝初几年在长安，这是没有异议的。而且这二三年间李白的生活与创作也很受人关注，是李白生平研究中一个重要环节。但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即李白这几年应诏入宫中，是为翰林供奉还是翰林学士？随即又产生一些疑问，就是这时的某些作品，如《宫中行乐词》、《清平调》，是否为李白所作，以及是什么原因使他不得不离开长安。这些看来都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但我近来翻阅这些年来的有关论著，却觉得这些不成问题的问题，还是需要清理的。
1999年《光明日报》的《史林》副刊（第266期），刊有《古代翰林制度及其对封建文化的影响》一文（作者杨果），把李白、杜甫与宋代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同列于翰林学士之列。我当时看了很奇怪，因杜甫虽考过进士，与个别翰林学士也有过交往，但他本人与当时的翰林学士院毫无关系，李白则在历史上仅记为翰林供奉，怎么能把这两位诗人与真正是宋朝翰林学士的苏轼、欧阳修等并列呢？我最初以为这大约是搞历史的人不太懂文学家的生平事迹，以致出现这一不应有的疏误，但后来翻阅近些年来的一些论著，不意发现竟有好几家说及李白于天宝初任为翰林学士。
较早的，如安旗先生于1983年所写的《李白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以文学笔调描写李白进宫的情景，明确把李白说成翰林学士，如：“大家都要来看看天子亲自召见的翰林学士”（132页）；“贺知章站出来说：‘李学士醉了……’”（147页）；“翰林院一角，一群蚊子在哼哼：‘他哪里像个翰林学士！’”（154页）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在有关李白一章中，虽没有明确说李白是翰林学士，但在提及翰林供奉时，仍认为这“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地位特殊而重要”，把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混同。书中还引录《新唐书·百官志》一句话：“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其实《新唐书·百官志》的这句话说的就是翰林学士，而且还不是初期，是就中唐时期翰林学士地位逐步提高以后而说的。
郁贤皓先生主编的《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于《李翰林》条下注云：“李白于天宝元年（742）至三载（744）曾奉诏入翰林院，为翰林学士，又称翰林供奉。”（1页）
詹锳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在注释《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诗时说：“李白在朝，即为翰林学士，未授他官。”（卷二二，3467页）
《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载有李子龙先生《读〈李白集〉三题》一文，其中也说及：“即如他（按：指李白）奉诏翰林学士之初。”（336页）
应当说，这几位先生在李白研究中，是作出过引人注目的成绩的，但为什么都把李白说成天宝时期的翰林学士呢？
按：《旧唐书·文苑传》说李白“待诏翰林”，《新唐书·文艺传》说李白“供奉翰林”，都未有“翰林学士”一词。李白自己也只称“翰林供奉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
，从来没有说自己做过翰林学士。他的友人，如杜甫、贾至、任华、独孤及、魏万等，在所作与李白交往的诗文中，也未称其为翰林学士。——这应当说是现存最原始的材料，值得注意。
中唐时，曾有几位翰林学士，根据他们在翰林学士院中所见到的壁上所书材料，详细载录自玄宗开元以后的翰林学士姓名（包括翰林学士承旨以及翰林侍讲、侍书学士）。如元稹有《承旨学士院记》，记载贞元二十一年（805）至长庆四年（824）期间的翰林学士承旨姓名，及任职时间；韦执谊有《翰林院故事》，记开元至宪宗元和时期的翰林学士姓名，及以什么官职入充，以什么官职出院；丁居晦有《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记开元至咸通年间的翰林学士姓名，及入、出之年月与官职
。此三书，以丁居晦所记时间最长，人物最多。按：丁居晦于文宗大和九年（835）五月入院，开成三年（838）十一月以御史中丞出院，后又于开成四年（839）闰正月入院，五年（840）三月卒。当然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丁居晦此记，据丁氏自云作于开成二年（837）五月，而其卒年又为开成五年，怎么能记翰林学士姓名至懿宗咸通年间（860—873）呢？岑仲勉先生《翰林学士壁记注补》
有很好的解释，书中谓：“盖丁氏记述，应至作记日止，过此则后来入院者各自续题。”可见所谓学士院壁记，其姓名皆为入院的学士自己所题，因此可以确信。二是丁居晦所记，题云《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实则所记不限于承旨（按：承旨是宪宗即位后所定的每一时期翰林学士首领），凡翰林学士及侍讲、侍书学士，都予记入，这样似名实不符。不过丁氏此书，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职官类，著录其书，仍为《重修翰林壁记》一卷，可见此书确为当时的实际记录。
应当说，元稹、韦执谊、丁居晦所记的翰林学士姓名，也是唐代有关这方面的原始材料，是可信的。正因如此，唐代研究前辈学者岑仲勉先生即据这几份材料，对从开元至昭宗约170年间的翰林学士，作了总体事迹的考索，是20世纪唐代翰林学士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所记玄宗朝的翰林学士，依次为吕向、尹愔、刘光谦、张垍、张淑（应作埱）、张渐、窦华、裴士淹；肃宗朝的翰林学士，依次为董晋、于可封、苏源明、赵昂、潘炎。丁居晦的《重修翰林壁记》，玄宗朝八人，与韦执谊所记同，肃宗朝四人，缺赵昂，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则据《翰林院故事》补入，仍为五人。可以注意的是，有关唐代翰林学士，其姓名记于学士院壁上而为唐代当时人著录并考述的，均无李白。这便值得我们考虑。
以上应当说是确切可靠的证据，说明李白于天宝初应诏入宫，只为翰林供奉，非为翰林学士。不过这里还有一个误会，即翰林供奉可能就是翰林学士，两者大约是同一而异名。从有些学者所记，似乎有这一意思。上述《李白大辞典》，于“李翰林”一条，即谓李白奉诏入翰林院“为翰林学士，又称翰林供奉”（1页）。又《李白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在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一诗时，就说“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也容易使人以为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确为同一职事，只不过于开元二十六年改了名称。
应当说，所谓开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为学士，是有所依据的。翰林院之设，始于唐玄宗。《新唐书·百官志》一谓：“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此处《新唐书·百官志》的文字，大致是本于中唐时李肇《翰林志》、韦执谊《翰林院故事》的，但概述得不够清楚。如说玄宗最初建翰林院，设翰林待诏，命张说等人为之，实际上张说等人至少于开元十年以前未作过翰林待诏，而这时已有翰林供奉（为吕向，详下文），并非开元十三年置集贤院后才改翰林供奉的。
开元二十六年以后任为翰林学士的吕向，《新唐书》卷二〇二有传，称“玄宗开元十年，召入翰林”。又同书卷二〇〇《儒学下·赵冬曦传》，载赵于开元初由监察御史坐事贬岳州，后召还复官，与秘书少监贺知章等为集贤院修撰，而这时“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为（集贤）校理”。据岑仲勉《注补》所考，赵冬曦召还，为开元十年，对照《新唐书》吕向本传，则吕向于开元十年已为翰林供奉。
实际上，玄宗于开元初建立翰林院时，所谓翰林供奉、翰林待诏，实为同一职名，并非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说，先是待诏，后改供奉。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正月记：“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有《翰林》一条，即据两《唐书》，记唐代历朝工艺书画之士，及僧、道、医官、占星等，均入“待诏翰林”之列，而这些人又称之为翰林供奉。
开元二十六年则不同，“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李肇《翰林志》），“由是遂建学士，俾专内命”（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就是说，在此之前，设有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其人大致分两类，一是工艺书画、僧道医术等人，一是文学之士（如吕向等）；而开元二十六年起，选取一部分文学之士入学士院，“专掌内命”，同时在翰林院中还是有供奉等人，并不是单纯地把所有的翰林供奉改为学士。就是说，并非改名称，而是另选人。因此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在叙述学士院建立后，就说：“其外有韩翃（应作汯）、阎伯玙、孟匡朝、陈兼、蒋镇、李白等，在旧翰林中，但假其名，而无所职。”所谓“外”，即学士院之外。其意谓开元二十六年建学士院后，仍还有一部分人在过去的翰林院中（其中就有李白），不过“假”翰林之“名”，而未就学士之“职”。因此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也说：“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以词臣侍书诏其间，乃艺能之一尔。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犹称供奉。”
应当说，在此之后，凡称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皆非翰林学士，也不像开元二十六年以前那样，有时还能与集贤院学士、中书舍人等，分掌制诏，他们一般是书画家、医官、僧道。如玄宗时著名书法家蔡有邻，据《金石萃编》卷八十八所录《章仇元素碑》（天宝七载十月建），即署为“翰林学士院内供奉”。又宋陈舜俞《庐山记》卷三著录有《简寂先生陆君碑》，注谓“中岳道士、翰林供奉吴筠文并序”。又《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卷》二：“（敬宗宝历）二年三月戊辰，命兴唐观道士孙准入翰林。”又卷一八〇《帝王部·滥赏》：“（宝历）二年十一月己卯，赐翰林僧惟真绢五十匹。惟真以异术出入禁署。”
以上所述关于开元时期翰林院建置的演变以及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于开元后期的区分，从这一大背景来观察李白天宝初几年在长安的生活与心情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安旗先生《李白纵横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有一段话倒是较为确切的，书中叙述李白第二次入长安，说：“‘翰林待诏’就是待在翰林院里，听候皇帝下诏，或帮助起草些文书，或回答皇帝的咨询，或侍候皇帝宴游，做些点缀太平的诗文，本是个帮闲的角色，但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毕竟还是相当荣耀的。”（41页）这里所谓“相当荣耀”，不只一般人的心目中是如此，李白本人自我感觉更为优佳。他本早有抱负，“拜一京官”，但一直未有机会，只能流落各地：“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现在却忽然意想不到地直上云霄：“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他确实是颇为得意的，就在这首诗中，说自己有幸陪从皇上到骊山温泉去宴游，于是“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
。
我以为，我们看李白自己描述这段时期的生活，最好把有关作品分成两部分，一是李白当时在长安所写的，身处其境时他是怎么看待的；二是离开长安后他是怎么回顾的。这两部分作品确实有所不同，我们分别来作一些分析，可能会更合乎实际。
李白作品的系年，研究者多有不同意见。长安这几年的诗作，我们可以选择确切系年的作为例子来说。我觉得，这二三年的作品，如《金门答苏秀才》、《游宿温泉宫作》、《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玉壶吟》、《羽林范将军画赞》等，其内容，一是表现得意之状，以及对皇上的感恩之情；二是抒发未能遂志之意，并作离开长安、“归卧白云”的准备。这两方面，有关的研究著作已论述得很多，这里不必再重复。我认为其中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李白此时所作，没有说自己为皇帝起草过制诏等机要文书，连一些比喻性的词句也没有。稍为接近的，如“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那也不过是说到翰林院值班，等候上面有什么事情要办。而且接着又说：“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以上皆见《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原来在院里他只不过看看一些散遗之书，相当寂寞。这时的集贤院学士，其职责主要也是校理经籍、编著目录，与开元中期“分掌诏书敕”大为不同，因此李白与他们可以作心理上的沟通。
这里还应提一件事，此事看来似乎是一个细节，但对我们考察李白在长安这几年的生活，是应予重视的，而这，却恰好为李白研究者所忽略。唐代的翰林学士，严格说来，只是一种差遣之职，并非官名。《新唐书·百官志》一曾说：“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诸曹尚书，如尚书省的各部侍郎，官阶为正四品下，校书郎为正九品下，不管品阶差得多远，都可入充为翰林学士。这是唐代的特殊现象，因此引起宋人的注意。宋叶梦得特别提出：“如翰林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书学士，乃是职事之名耳。”（《石林燕语》卷五）清人钱大昕也说：“学士无品秩，但以它官充选……学士亦差遣，非正官也。”（《廿二史考异》卷四四）“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它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同上，卷五八）
这就是说，一个翰林学士，他必须带有其他正式的官职，这样，他才有一定的品位，才有一定的薪俸。如德宗初一位翰林学士姜公辅，他原是以左拾遗入充，“岁满当改官，公辅上书自陈，以母老家贫，以府掾俸给稍优，乃求兼京兆尹户曹参军”（《旧唐书》卷一三八本传）。诗人白居易也是如此，他于元和二年以集贤校理入为翰林学士，第二年由集贤校理改为左拾遗。元和五年，又可改官，这时他上奏：“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朝廷也给予京兆尹户曹参军的官衔，实际上则仍为翰林学士（《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京兆府户曹参军为正七品下，比左拾遗要高好几阶，而主要是京兆户曹参军薪俸收入明显增多，因此白居易很高兴，特地写了一首诗：《初除户曹喜而言志》，其中说：“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不以我为贪，知我家内贫。”
元稹也特地作了一首和诗，点明“君求户曹掾，贵以禄奉亲”
。可见仅任翰林学士是没有经济来源的。
这就是说，凡翰林学士，都须带有官衔。如与李白同时的代宗时翰林学士于益，据《金石萃编》卷九三著录的《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赠太子宾客白公神道碑铭并序》，于益撰，所署为：“朝议郎、行尚书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赐绯鱼袋。”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说唐代翰林学士，其授衔“或在官上，或在官下，无定制”。他据其家中所藏唐碑，引录两个例子，一是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为“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一为大中中《王巨镛碑》，撰者为“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瑑”。就是说，不管任翰林学士在先在后，是一定带官衔的。
翰林学士如此，翰林供奉、翰林待诏也是如此。前面已举过数例。又如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六载《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之碑》，碑阴有撰者吕向署衔，为“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集贤院学士、翰林院供奉、轻车都尉……”
，则吕向除翰林供奉外，还有从五品上的尚书主客郎中。又如《金石萃编》卷一〇七《邠国公（梁守谦）功德碑》，篆额者为翰林待诏陆邳，其衔为“朝议郎、权知抚州长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可见其所带之官衔，不仅有京官，还有地方官。这又可见于白居易在穆宗长庆年间任中书舍人时起草的《侯丕可霍丘县尉制》
。原来这位侯丕也是翰林待诏（制词云“执艺以事上，奉诏而处中”），现在给予“守寿州霍丘县尉，依前翰林待诏”，是因为“既宠之以职名，又优之以禄俸”，因为地方官的薪俸是高于京官的。
从以上事例，我们当可有这样一个认识，即无论是开元时期，还是天宝及天宝以后，翰林学士以及翰林供奉（翰林待诏），都应该带有正式官衔，这一方面是个人地位及生活保障的依据，一方面也是朝廷对其待遇的确认。这是一个通例，但偏偏李白除了“翰林供奉”外，什么也没有，这不是一个空架子吗？这确实很奇怪，很值得探究。如果刚召入，有待考查，暂不带官衔，还可理解；第二年整整一年，还是没有，直至第三年，天宝三载春李白离去，也还仅仅是一个“高士”（其友人李华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尽管魏颢《李翰林集序》中说玄宗曾表示要授予中书舍人，这只是李白去世后的一句虚辞，不足为信；而且即使如此，这位帝王也不过略作表示而已，并未真的授予。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尽管历史上记载唐玄宗如何对他宠遇，却始终不给他一个官衔，实际上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陪同宴游的侍者。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前三首曾见于法藏敦煌遗书。据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卷上所录，敦煌抄件原卷题下所署作者姓名为“皇帝侍文李白”。这是抄录者加的，但也可见当时确有人把李白仅仅视为皇帝的“侍文”，这是很有意思的。
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如此，李白在刚刚离开时，仍很向往以后再返朝廷。如《赠崔侍御》诗，据詹锳先生校注本（卷八），此诗作于天宝三载秋，刚离长安不久，仍希望崔侍御再荐于朝。又如《走笔赠独孤驸马》（同上，卷八），此位独孤驸马为独孤明，玄宗之婿。李白先颇为眷恋地说：“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而现在“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因此希望“傥其公子重回顾，何必侯嬴长抱关”。李白的这种心态，一直是保持着的，而且对唐玄宗的感恩之意，以及对天宝初宫廷生活的怀念之情，比刚离开长安时更为深切，也正在这时，他诗中出现了替皇帝起草政书、密参朝政等文词。如约作于天宝十二载（753）的《赠崔司户文昆季》（詹校注本卷九）中云：“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后至德二载（757），浔阳出狱，在宋若思席，作《为宋中丞自荐表》，说天宝初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我觉得，这样写与其自己于天宝初在长安所作的不合，也与翰林供奉的身份不符。我们往往把李白的高傲看得太重，实际上李白难免于世俗，他是不能脱离社会实际的。他一直是想回到朝廷中去的。又如《寄上吴王三首》（詹校注本卷十二），约作于天宝七载，中云：“客曾与天通，出入清禁中。襄王怜宋玉，愿入兰台宫。”如吴王可以延揽，他也愿意入以备顾问，也因此，他在回顾天宝初时，就竭力夸大玄宗对他的宠遇、重视。后来李阳冰、范传正、刘全白等所作的序、碑等文，说他在宫中作和蕃书，专掌密命，潜草诏诰，等等，俨然已在一般的翰林学士之上，是否属实，甚可怀疑。老实说，即使当时的几位翰林学士，也不一定能受此重任（参拙作另文《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
至于范传正所作的李白墓碑，题中提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裴敬所作墓碑，也说是“翰林学士”，等等，这些也是不足为据的。裴敬所作墓碑中还述及李白曾在太原解救郭子仪，后郭子仪又回报救李白，都为明显讹传，渲染得更多，而离事实也越远。即如他之受谗被迫离开长安，种种说法，也都须重新考虑，据可靠材料加以论证，如高力士为之脱靴、进谗言于杨贵妃，等等，皆为后来传说之辞。杨玉环于天宝头三年，还只是以女道士身份在宫中，虽已受到唐明皇的宠爱，陪从到温泉等处游乐，但不可能如宋朝乐史在《杨太真外传》中所述，高力士在此时已当面称杨氏为“妃”。据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所考，杨玉环先于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被册为玄宗子寿王之妃，后玄宗宠爱之武惠妃于开元二十五年卒，后宫无有当其意者，遂听从高力士之意，于开元二十八年十月将杨氏召入宫中。但为掩人耳目，于此时先将其度为女道士，至天宝四载八月，才册为贵妃，公开身份。
又如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是因为受张垍之谗才被迫出走的，现在的研究者据张垍这时也正好为翰林学士，以证实李白为“同列所谗”。这似乎已成为定论，实则尚可探究。据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张垍于开元二十六年自太常少卿入为翰林学士，是学士院建立后与刘光谦同为第一批学士。但丁居晦《重修翰林学士壁记》则记张垍为由太常卿入充。新旧《唐书》本传都未记张垍何时任翰林学士。据《旧唐书》卷九《玄宗纪》，天宝十三载三月，张垍因涉安禄山事，与其兄均、弟埱都被贬出，这时他任为太常卿。同一年，张垍又被召回，复为太常卿。则他任太常卿，时间较晚。又《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四载五月，垍方为兵部侍郎。就官阶而言，兵部侍郎为正四品下，太常少卿为正四品上，太常卿为正三品。按正常而言，则张垍任太常少卿、太常卿当在天宝四载任兵部侍郎以后，而他由太常少卿、太常卿入为翰林学士，也就不可能在天宝四载以前。岑仲勉先生《翰林学士壁记注补》也曾考证刘光谦以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当在天宝五载以后，决非开元二十六年首批入院的。据此，则李白于天宝头几年在翰林院时，张垍还未为翰林学士，他就不可能因“同列”而妒忌李白。
总之，关于李白与翰林供奉，还是应从史料清理入手，对过去的各种说法作细致、求实的考析，切不要囿于成说，以免由误传误。谨以此向当代李白研究者求教，并祈赐正。
2000年4月
原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200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