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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除作家作品专题考证、论析外，总有一种意趣，就是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状况，由此进一步探讨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古代士子，也就是知识分子，往往是诗文、戏曲、小说描写的对象，而我们现在，也可以并应该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正因如此，我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就想以唐代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试图文史结合，选辑有关历史记载与文学描述的材料，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想由此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这就是后于1986年出版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我想，研究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形态，我们如能打通文、史、哲等相关学科，着重于探讨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及社会处境，这将有利于对文学发展作全面的把握与历史的考察。中国大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已有一定成果，较早如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今年我所看到的，如有《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周明初著，东方出版社）、《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高小康著，人民出版社）。这一研究动态，确也值得注意。
唐代翰林学士，应该说是当时士人参预政治的最高层次。翰林学士院与翰林学士，设置于盛唐，即唐玄宗开元后期。其与科举制度一样，从唐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作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一种重要现象与封建时代文人的必然求仕之途，翰林学士与翰林院，以及以进士为核心的科举制，是研究唐至清一千二三百年间历史文化所不能回避的。翰林学士与翰林院，可以从史学与文学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从史学角度研究，则侧重于制度的建置、人员的构成，以及职能作用、参政方式等等；从文学角度研究，则可以把重点放在当时文人参预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态，从而以较广的社会角度来探讨这一特殊文学群体的生活方式及文学创作。这样做，其涉及面可能较为广阔，而探索到的东西则可能更有新鲜感。
就研究课题而言，唐代翰林与文学，其容量是相当大的。先是文献的整理，唐代虽有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记有一百七十余位翰林学士任职年月与官衔，但所记仍有漏误，且只至懿宗咸通年间，唐末僖宗、昭宗、哀帝三朝，因时已动乱，即未有记。近代前辈学者岑仲勉先生对韦、元、丁三书均有所订补，并对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重加补辑
。但岑氏所著都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不免尚有疏失，我们现在还应加以订补。另外，唐代翰林学士中有不少诗文名家，从盛唐至晚唐，历朝都有，如苏源明、陆贽、梁肃、王涯、白居易、令狐楚、李绅、李德裕、元稹、柳公权、吴融、韩偓，等等。在他们一生中，任翰林学士时间并不长，一般只不过几年，但翰林学士的政治经历，对其人生态度与创作思想还是有特殊影响的，而这方面，我们过去往往未加注意。如白居易撰写《新乐府》，一般均将其归属于立足现实，反映民间疾苦的创作观念，实际上这是白居易于翰林学士任内，从翰林学士的职能出发，立意于“时闻得至尊”，将其创作视为反映民情国政的奏议性诗篇。也正因此，他在离职后，因已无此政治职能，即辍笔不写。又如韩偓，我们也可从其生平的前后经历，以及身处于唐末乱世，来研究其任翰林学士对其人生态度与诗风的影响。
这样看来，唐代翰林与文学，是可以写成一本专著的。我现在这一单篇论文，当然不可能对此作全面铺叙。本文拟重点论述当时社会及一般文士对翰林学士特殊地位及身份的看法，由此即从几个方面探索翰林学士的社会处境与文学交往，并就其任职期间与职能有关的文化活动，择要介绍，以为学术界进一步作历史—文化考索提供有关的线索。
唐朝有好几位诗文名家，是将翰林学士赞誉为“天上人”的。有唐一朝第一首赠翰林学士诗，是杜甫的《赠翰林张四学士垍》
。张垍本为玄宗开元时驸马，天宝前期入为翰林学士
。杜甫于天宝五载（746）入长安
，不久即写有此诗。此诗前四句云：“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溟。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学士院在皇宫内，身为学士的张公子，就犹如天上客星。又如王涯于德宗贞元二十年（804）由京畿蓝田县尉入为翰林学士
，诗人刘禹锡特地写了一首《逢王十二学士入翰林因以诗赠》
，有句云：“厩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汉杳难从。”按：此时刘禹锡任监察御史，秩正八品上，而蓝田县尉仅九品下，刘之官秩要比王涯高好几阶，但因王涯乃以蓝田尉入翰林学士，故刘禹锡则特喻为天上人，自谦为难于随从。另如蒋防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十一月十六日入院，同月二十八日赐绯
。这时诗人王建亦在京师长安，写有《和蒋学士新授章服》诗，云：“瑞草唯承天上露，红鸾不受世间尘。翰林同贺文章出，惊动茫茫下界人。”
这里也把蒋防与王建自己比喻为天上与下界。
又如张仲素、段文昌同于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八月十五日入为翰林学士，杨巨源作诗《张郎中段员外初直翰林报寄长句》
贺之，首二句即云：“秋空如练瑞云明，天上人间莫问程。”此时杨巨源在京师任太常博士，后以虞部员外郎出任凤翔少尹
，张籍作诗送行，盛赞其诗：“诗名往日动长安，首首人家卷里看。”
元稹在《授杨巨源郭同玄河中兴元少尹制》中也有赞誉之辞：“诗律铿金，词锋切玉；相如有凌云之势，陶潜多把菊之情。”
元人吴师道《吴礼部诗话》亦称其诗“清新明严，有元、白所不能至者”。有如此声誉的诗家，竟特称自己与这两位友人相比，乃“天上人间莫问程”。
唐朝翰林学士受到如此清高称誉，确为当时风气。但另一方面，翰林学士却另有一种社会处境，这里提供三例，似为一般人未曾注意的。
其一，韩愈《释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诏拜国子博士，始进见今相国郑公。公赐之坐，且曰：“吾见子某诗，吾时在翰林，职亲而地禁，不敢相闻。今为我写子诗书为一通以来。”愈再拜谢，退录诗书若干篇，择日时以献。
按：韩愈于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登第，后历仕汴州、徐州幕府，贞元十七年（801）冬至长安调选，任国子监博士，贞元十九年（803）冬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得罪权臣，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大赦，量移为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六月，又召入京，任国子博士
。韩愈此篇《释言》作于元和二年（807），文中所称郑公为郑絪。郑絪于贞元八年（792）即任翰林学士。宪宗于永贞元年八月登帝位，于同年十二月迁其为中书侍郎、平章事，至元和四年（809）二月
。郑絪在德宗时任翰林学士有十三四年，地位应是相当稳定的，但他却对韩愈表示，他“时在翰林”，“不敢相闻”，连想索取一个文士的诗作都不敢，乃因“职亲而地禁”。真有如韩愈另一首诗中所谓“深闱密”那种自我拘束之感
。
另一例：柳宗元于顺宗时与刘禹锡等随王叔文参预永贞新政。终因得罪宦官，新政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直至元和十年（815）。他于元和四年（809）致书与李建，题为《与李翰林建书》
。按：李建于顺宗时在翰林学士任，元和元年（806）后出院，此文标题仍称其为翰林学士，当为后人编集时所加，所谓“追呼其前官”
。李建当时在长安朝中任殿中侍御史（《旧唐书》卷一五五本传）。柳宗元特上此书，中称“仆曩时所犯，足下适在禁中，备观本末，不复一一言之”，后即详叙贬所处境艰苦，“寸步劳倦”，因此“唯欲为量移官”，即使是“耕田艺麻，取老农女为妻”，也可承受，可以见出柳宗元当时的心情。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书信的末尾，述及京中几位友人，谓亦已致函，请“求取观之”，但特别提出：“敦诗在近地，简人事，今不能致书，足下默以此书见之。”敦诗为崔群，崔群于元和二年（807）十一月入为翰林学士；所谓“近地”，即指学士院逼近于皇上内宫。按：柳宗元与崔群早期即颇有交往，德宗贞元中期，他与崔群同在朝中任秘书省校书郎，有一次崔群赴洛阳探亲，柳宗元与友人饯送，并特地为其作序，说他与崔群“忘言相视，默与道合”
。有如此交谊，柳宗元一旦处于贬谪之地，竟不敢直接致函，而在与其他友人信中，也只能委婉表示“默以此书见之”，可见当时对翰林学士禁忌之处境，是很看重的。
其三例：众所周知，白居易与张籍是诗风相近、早有交往的诗友，但白居易于元和二年（807）入为翰林学士后，时任太常寺主簿闲职的张籍就避而不见，只在病中寄一诗给他，中云：“君为天子识，我方沉病缠；无因会同语，悄悄中怀煎。”
后白居易有诗答之，并稍作解释，称：“君病不来访，我忙难往寻。”
后白居易因母卒，丁忧外出，期满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此次也为闲职，张籍就常来访谈，白居易于《酬张十八访宿见赠》一诗中抒云：“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往来频。”
这当然如白居易于诗中所称“况君秉高义，富贵视如云”，有张籍的个性，但由此也可见当时人对“步登龙尾上虚空，立去天颜无咫尺”
之近臣，有一种故意避开的心理。
当然以上三例也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如郑絪于德宗时长期任翰林学士，而德宗对朝臣是十分猜忌的，如《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年（815）六月，记宰相武元衡被盗所杀，宪宗乃重用裴度，征讨淮西，此时记云：“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过从者，金吾皆伺察以闻，宰相不敢私第见客。”外廷大臣如此，内廷翰林学士也有类似情况，如杜黄裳为翰林学士顾少连所作的神道碑《东都留守顾公神道碑》，就特称其在职时“周密自制”“谨审见称”
；《新唐书》卷一六二本传也称其“阅十年，以谨密称”。又如韦绶于德宗贞元时任翰林学士九年有余，“然畏慎致伤，晚得心疾，故不极其用”，后即自辞出院（《旧唐书》卷一五八本传）。他还告诫其子，切勿任翰林学士。《新唐书》卷一六九其子韦温传，有记云：“（韦）绶在禁廷，积忧畏病废，故诫温不得任近职。”宪宗时，气氛稍有缓和，但柳宗元乃因政治原因贬出，不敢直接致函翰林学士，可以理解。而张籍则出于一种个人自重心愿，也可以理解。翰林学士与外界，主要是文字交往，尽量避开政治交结，这是唐朝廷所定的一种禁制，否则就要严加处分，如僖宗朝郑延昌，就因此而勒令出院，时为中书舍人的刘崇望，在其草制的《授翰林学士郑延昌守本官兼中书舍人制》
中就称：“亲近之地，慎密为先；尔既不能，何爽居外。”因此杜牧论及文宗时翰林学士周敬复时，即特称其“参密命于内庭，众推忠慎”
。
翰林学士建置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但编撰于开元二十六年的官方政书《唐六典》却无一字提及；后修成于贞元中期的综合性典章制度专著《通典》，也未述有翰林院与翰林学士。两部正式史书《旧唐书》、《新唐书》，有专节记述，但甚简略，且多不确，如《旧唐书·职官志》将翰林学士的设置延后于肃宗至德时期，而将翰林学士承旨又提前于德宗贞元时期。《新唐书·百官志》虽确切记为“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又谓“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纠正《旧唐书》之误，但仍有疏失，对翰林学士的职能，也未提及，只空泛地说“至号为内相”，实则称翰林学士为内相，与唐朝实际情况不合
。
本文拟不限于官方史书，而从唐人所作诗文、笔记及后世金石著录中选辑有关史料，对翰林学士的职能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稍作具体的记述，并作适当的阐释。
前已提及的德宗前期翰林学士顾少连，他于贞元十九年（803）病逝，其友人杜黄裳曾为之作一碑文：《东都留守顾公神道碑》。碑中称其任翰林学士时，“赞丝纶之密命，参帷幄之谋猷”，这可以说是对翰林学士职能的概括，即为皇帝起草事关大局的机密性公文，参预皇帝宫中筹划的政事。这也就如晚唐诗人杜牧所说的：“岂唯独以文学，止于代言，亦乃密参机要，得执所见。”
又白居易于穆宗长庆年间任中书舍人时，在为中书省起草的制词中，对翰林学士的职能，称述为：“予有侍臣，咸士之秀者，或左右以书吾言动，前后以补吾阙遗。”
这就是说，翰林学士除了起草重要诏令文书，值班内廷，还供皇帝咨询，谋议政事。这是唐代翰林学士的特点。后来从宋代开始，翰林学士就逐渐与政事疏离，至清代，则翰林学士完全不能过问政事，与政治完全脱离，只做些举子考试官，及为宫中写春联、书匾额等闲适事务。从翰林学士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士人（即知识分子）参预政治的变迁及心灵波折，还是很有意义的。
宪宗元和时翰林学士杜元颖，在《翰林院使壁记》一文中，说君主“详择文学之士置于禁署，实掌诏命，且备顾问”
，仍将翰林学士的职能概括为掌诏命、备顾问。中晚唐时，社会上对掌诏命、备顾问，是极为重视的。如宣宗时崔嘏《授萧邺翰林学士制》，中云：
吾内有宰辅重德，作为股肱；外有侯伯虎臣，用寄藩翰。至于参我密命，立于内庭，即必取其器识弘深，文翰遒丽，动能持正，静必居中，指温树而不言，付虚襟而无隐，此所以选翰林学士之意也。
此处几乎将翰林学士的地位，与朝中宰相、朝外节镇并提。当然，崔嘏这一制文，文词甚美，立意亦高，但实际上并非将翰林学士提升为“内相”，正如崔嘏另一制文《授宇文临翰林学士制》
所述，主要是“发挥丝纶，参侍顾问”，“以备顾问，以参周旋”。应当说，这是唐代文士参预政事的最高层次。正因如此，文宗时诗人刘得仁，在《上翰林丁学士》诗中，特别提出：
时辈何偏羡，儒流此最荣。
中国古代士人多以入仕为人生首要目标，这也是影响士人心态的重要因素。韩愈就说，如果不从科举应试入手，顺序而上，有一定官位，则“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由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
。就是说，在古代的社会环境，只有具备相应的官位，才能施展其“化俗”“安边”的才略。由此看来，刘得仁认为翰林学士乃“儒流此最荣”，确为当时社会之共识。
也正因此，当时不少诗文名家，多愿与翰林学士作诗文交往。如吴通玄、吴通微兄弟二人于德宗前期召入为翰林学士，“俱博学善属文，文采绮丽”（《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传》下）。宋《宣和书谱》并特记云：“通玄不独以词章照映士林，而字画固自不凡。”“故当时名臣碑刻，往往得其书则以为荣。”（卷九）吴通微也以书法著称，南宋陈思《书小史》卷十有记云：“通微工行草书，翰林习之，号院体。”当时以清雅婉丽擅名的诗人韦应物，特作诗与之唱和：《和吴舍人早春归沐西亭言志》
。诗中盛称其“一门双掌诰”，并云虽“职密郊游稀”，但仍能“清香肃朝衣”。诗末云：“名虽列仙爵，心已遗尘机。即事同岩隐，圣渥良难违。”希望其超脱世尘，但恐难于违拗君情（“圣渥”）。同时另有一诗人顾况，也有《和翰林吴舍人兄弟西斋》
，诗中也盛赞吴氏兄弟“西斋何其高，上与星汉通”，但仍期望能“永怀洞庭石，春色相玲珑”。按：顾况于贞元三年（787）由江南征入为校书郎，后任著作佐郎，贞元五年（789）夏又出贬为饶州司户参军
。则顾况此诗似与韦应物同时前后所作。他们写此二诗，并无个人求荐意愿，完全是一种文情交友之谊。
同样情况，完全出于缅怀友情与交流文思的，还有世外人士。如唐末诗僧贯休有《寄翰林陆学士》诗
。此陆学士为陆扆，于昭宗大顺二年（891）入院，乾宁三年（896）七月因拜相出院。时贯休在荆南，此前曾与吴融有交往，吴融曾为其集作序，后吴融亦入朝为翰林学士
。由此诗，可见贯休虽在南方，与长安文士也多有交往。此诗后四句，先称赞陆所处之高位：“宝辇千官捧，宫花九色开。”但仍期望：“何时重一见，为我话蓬莱。”即共叙旧情，爽抒心境。
可以注意的是，当时翰林学士确也多有主动作诗赠与友人。如元稹因得罪宦官，出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和五年），时白居易尚在翰林学士任，曾陆续寄与诗作，如《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禁中九日对菊花酒忆元九》等
。特别是刘禹锡有《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
，诗云：
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
按：刘禹锡与柳宗元同时参预永贞新政，刘被贬为朗州司马，长达十年，以“久落魄，郁郁不自聊”（《新唐书》卷一六八本传），而却于孤僻的贬地接到翰林学士白居易寄以诗百篇，真使他“独坐形神驰”。由此可见，当时白居易还是能不避禁闱，与友人作文学交往的。
以下我们从一些诗题中，可以见出在院的翰林学士如何主动作诗寄赠其他文士。
如韩愈《和崔舍人咏月二十韵》
。此崔舍人即崔群。崔群于宪宗元和二年（807）十一月以左补阙入，七年（812）四月迁中书舍人，时仍在院。韩愈于七年二月因事由职方员外郎降为国子博士
，心情不好，崔群当于中秋作《咏月》诗，寄赠、慰勉之。韩愈又有《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
，此王二十舍人为王涯。王涯于元和九年（814）八月在翰林学士任内为中书舍人，韩愈时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心情已较好转。由诗题，可见也是王涯在院中作诗寄与韩愈。
姚合也有好几首诗和答翰林学士友人，如《和李补阙曲江看莲花》
。李补阙为诗人李绅。李绅于元和十五年（820）闰正月十三日自右拾遗入为翰林学士，同月二十日迁升为右补阙，长庆元年（821）三月又加为司勋员外郎、知制诰。此当于元和十五年夏秋李绅游曲江观览莲花，特作诗赠与姚合，姚作和诗答之。姚合又有《和高谏议蒙兼宾客时入翰苑》
。此高谏议为高元裕。高元裕于文宗开成三年（838）自谏议大夫入为翰林侍讲学士，萧邺《渤海高公神道碑》
称其“兼充侍讲学士，寻兼太子宾客”。又姚合《和李十二舍人裴四二舍人两阁老酬白少傅见寄》
，此李十二舍人、裴四二舍人为裴素与李褒，二人于开成、会昌时在翰林学士任，裴于开成五年（840）六月迁中书舍人，会昌元年（841）卒官；李于会昌元年五月为中书舍人，则姚合此诗当作于会昌元年夏秋间。时白居易在洛阳任太子少傅闲职，裴、李二位学士当先有诗寄酬白居易，又寄赠姚合，姚合乃作诗和之。可惜的是，这里提及的姚合所和李绅、高元裕、裴素、李褒原诗，均未传存，而现在由姚合和作，可以得知李绅等翰林学士于任职期间与文士交往的信息。这又如同孟郊《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
，此“翰林张舍人”，现未有确考，但由此仍可得知这位翰林学士张舍人，对久处于贫困处境的孟郊，甚表同情，深致慰勉。另如《全唐诗》未收而于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卷五收辑的张碧《答张郎中分寄翰林贡余笔歌》
，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五张碧传笺，此张郎中为张仲素。张仲素于元和十一年（816）八月十五日自礼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与张碧同时。由此诗，可知当时翰林学士还主动以贡余之笔书赠友人，张碧特作诗和答之。张碧当时也有诗名，孟郊《读张碧集》，称其“陈词备风骨”
。惜张仲素此诗，亦未见。
翰林学士的诗文唱酬，除上述个别交往外，有时还有类似群体活动。这里可举两个例子，一是翰林学士与其他文士唱和结集，一是学士在院内值班时唱酬，编纂成集。今简述如下：
韦处厚，两《唐书》有传，其生平又见刘禹锡所撰《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
。韦处厚于元和元年（806）进士登第，后历任礼部、考功员外郎，元和十一年（816）出任开州（今重庆开县）刺史。据刘禹锡《韦公集纪》，他在开州三年，后因其执友崔群（时居相位）之荐，入朝升迁为户部郎中、知制诰，再过一年，即元和十五年（820）二月，即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在开州期间，在京的张籍即有诗寄他，题为《答开州韦使君寄车前子》，诗云：“开州午日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使君怜病眼，三千余里寄闲人。”按：张籍于元和中曾长期患眼病，其所作《患眼》诗有“三年患眼今年校”之句
。由此可见，韦处厚对一般文士是很关心的，选取开州特产土药车前子远寄张籍，张籍乃特以诗答谢。令人注意的是，韦处厚在开州作有《盛山十二诗》，为五绝十二首，分题为《隐月岫》、《流杯渠》、《竹岩》、《绣衣石榻》、《宿云亭》、《梅溪》、《桃坞》、《胡卢沼》、《茶岭》、《盘石磴》、《琵琶台》、《上士瓶泉》
，所写颇有地方风采。他回京后，在任翰林侍讲学士时，遂将此诗转交京中友人，由此而和作者多人。韩愈于长庆二年（822）也就特为这次和作之集撰序，题为《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
，谓“于时应而和作者凡十人”，文中具体提及的则为六人，即元稹（时任宰相）、许康佐（时任京兆尹）、白居易（时任中书舍人）、李景俭（时任谏议大夫）、严謩（时任秘书监）、温造（时任起居舍人）。实际上张籍也有和作，见《全唐诗》卷三八六。韩愈于文末特别提出：
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和者将日益多，则分为别卷。
这就是说，韦处厚此诗及和作大行于时，几乎家家有之。《新唐书·艺文志》四，集部总集类著录有《盛山唱和诗》一卷，可见此集在北宋前期还传存。应当说，《盛山十二诗》在唐长庆时之所以能有名家和作，且能“大行于时”，与韦处厚作为翰林侍讲学士的特殊身份有关。
翰林学士于在职期间，值班或平时闲居，相互作诗唱和，从中唐至唐末，连续不断。如白居易于宪宗元和二年（807）十一月入院，六年（811）五月因丁忧外出，四五年间与在院友人多有唱酬，特别是与同时在院的钱徽，如《同钱员外禁中夜直》（“此时闲坐寂无语，药树影中唯两人”，《白居易集笺校》卷一四），《冬夜与钱员外同直禁中》（“夜深草诏罢，霜月凄凛凛；欲卧暖残杯，灯前相对饮”，同上，卷五），《立春日钱员外曲江同行见赠》（“下直遇春日，垂鞭出禁闱；两人携手语，十里看山归”，同上，卷一四）以及《和钱员外禁中夙兴见示》（同上，卷五）、《和钱员外早春独游曲江见寄长句》（同上，卷一四）、《和钱员外早冬玩禁中新菊》（同上，卷一四）、《和钱员外青龙寺上方望旧山》（同上，卷一四），都对我们今天了解唐翰林学士生活提供极为亲切的资料。可惜钱徽这方面的有关诗作都已不存。
稍后，李德裕与李绅于穆宗初立时（即元和十五年，820）闰正月入任为翰林学士；第二年（即长庆元年，821）二月，元稹也由祠部郎中、知制诰入院。《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时德裕与李绅、元稹俱在翰林，以学识才名相类，情颇款密。”《旧唐书》卷一七三《李绅传》更记为“时称‘三俊’”。他们三人任职共处时间并不长，不到一年，但他们相互间都有详细回忆之作。李德裕后在浙西观察使任上（宝历元年，825），作有《述梦诗四十韵》
，追忆翰林时情景，诗前自序特标为“忽梦赋诗怀禁掖旧游”。时元稹在浙东观察使任，就撰有和作，题为：《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大夫本题言曾于梦中赋诗以寄一二僚友，故今所和者亦止述翰苑旧游而已，次本韵》
。这两篇五言长诗，均详细记述翰林学士院所在地、院内布置及供职情况。使人奇怪的是，刘禹锡未曾任翰林学士，但他得到李德裕、元稹之作，也特地撰一和诗：《浙西大夫述梦四十韵，并浙东相公继有酬和，斐然继声，本韵次用》
。可见当时翰林学士的生活，颇受其他文士的关切。甚至还受宋人的注意，范仲淹也特地撰有《述梦诗序》
，提及：“时元微之在浙东，刘梦得在历阳，并属和焉。”作为“三俊”之一的李绅，虽未有此和作，但也有满含深情的回忆诗篇，如《忆夜直金銮殿承旨》、《忆春日太液池亭候对》
。元稹另有《寄浙西李大夫四首》，特抒共值翰林的难忘之情：“禁林同值话交情，无夜无曾不到明。”
又如唐末著名诗人韩偓、吴融等，于昭宗时同在学士院供职，也多有和作，如韩偓《与吴子华（融）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怀恩叙恳因成长句兼呈诸同年》、《和吴子华侍郎令狐昭化舍人（涣）叹白菊衰谢之绝次用本韵》
；吴融有《中秋陪熙用学士（薛贻矩）禁中玩月》、《和诸学士秋夕禁直偶雪》、《和韩致光侍郎（偓）无题三十首十四韵》、《八月十五日夜禁直寄同僚》
。唐末处于乱世的境遇，翰林学士忧虑不安与愤慨之情，在这些唱和诗什中都有曲折的反映。
以上翰林学士在职期间唱和之作，多收于各人文集或总集（即清编《全唐诗》），未有当时编成合集的。可以注意的是唐宪宗元和时王涯、令狐楚、张仲素三人，在院中竟集中精力，作有唱和诗一百多首，这不仅是唐代，就是翰林学士更为增多的宋代，也未曾再有的。按：此唱和诗集，名为《三舍人集》，唐宋两代公私书目均未有著录，最早见于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
，其书卷四二于王涯、令狐楚、张仲素名下各录有《宫中乐》、《圣神乐》、《春游曲》等唱和诗，而最后于张仲素条记云：“右王涯、令狐楚、张仲素五言、七言绝句共作一集，号《三舍人集》，今尽录于此。”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及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令狐楚于元和九年（814）十一月自职方员外郎、知制诰入，十二年（817）三月迁中书舍人，八月四日出守本官；王涯于元和十一年（816）正月十八日自中书舍人入为翰林学士承旨，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出院任相；张仲素于元和十一年（816）八月十五日自礼部郎中入，十四年（819）三月二十八日迁中书舍人，后不久卒官。据此，则三人实未曾同时任中书舍人，但三人是于元和十一年八月至十二月同在翰林学士院供职的。唐宋人对中书舍人很看重，因三人在职期间都曾带过中书舍人官衔，故将其唱和集加上“三舍人”之名。
按：《唐诗纪事》所记《三舍人集》，录有八十八首诗，云“尽录于此”，数量确已不少，但实际上《唐诗纪事》所载并不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明抄本《唐人诗集八种》，其中即有《元和三舍人集》，其书目录完整，正编则有残缺。据目录，全书共收诗一百六十九首，其中王涯六十一首，令狐楚五十首，张仲素五十八首，今所存则多有缺佚，但仍存有一百十九首，较《唐诗纪事》多出三十余首。书中所收，以《宫中乐》、《春游曲》、《从军辞》、《思君恩》等为题，共有二十六题，每题下各人所作篇数不一，如《春游曲》，王涯二首，令狐楚三首，张仲素为三首；《塞上曲》，王涯二首，张仲素一首，令狐楚无。唐代翰林学士在院中唱和之作，有一百六十余首，且编有成集，传于后世，这确为稀例，很值得作进一步研究。
翰林学士因其身处宫中，接近帝王，草诏令，备顾问，由于其特殊地位，故前所引刘得仁诗称为“儒流此最荣”。也正因此，社会人士与之交往，往往就有实际目的，也就是求荐的意愿。而对于翰林学士来说，这种对“求荐”的回应，也不仅是一般的个人交际，实含有识拔人才的社会意义。前曾提及的《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诗，有云：“宾亲多谢绝，延荐必英豪。”即一般的宾客亲友，多谢绝，但英豪之才，当荐引。这也可以说是唐朝翰林学士所发挥的社会文化作用，尤其是在科举考试中，提拔和交结人才，更为明显（详后）。
较早期间，可举两例。一为苏源明。苏源明于玄宗、肃宗两朝就文名甚高，与杜甫也交谊甚深。韩愈于德宗贞元年间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物不得其平则鸣”的文学主张，就在这一名篇中，他将苏源明与陈子昂、元结、李白、杜甫并提，云：“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
苏源明就在翰林学士任期内，一次面见肃宗，肃宗“问天下士”，苏乃“荐（元）结可用”；肃宗遂召见元结，“问所欲言”，并即擢元结为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
。元结就因此由一普通文士而迈入仕途，由此也可见翰林学士在举荐人才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二为吉中孚。吉中孚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他于德宗兴元元年（784）自司封郎中、知制诰入为翰林学士，至贞元二年（786）正月擢迁为户部侍郎，后即出院。而任职时，就曾“荐（卢）纶于朝”（《旧唐书》卷一六三《卢简辞传》）。卢纶也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与吉中孚早有交往。他于兴元元年朱泚之乱后，即出于河中节镇浑瑊幕中，未有仕进，故吉中孚特为推荐，后卢纶即入朝
。
正因如此，故韩愈自贬所返回途中，特向朝中三位翰林学士献诗，也就可以理解，这就是韩诗中少见的一篇五言古诗：《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前曾述及，韩愈于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因上疏言事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后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大赦，八月宪宗即位，任其为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本以为政局变更，可以直接返朝，却不料仍留于湖北，所谓“坎坷只得移荆蛮”（《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
，心理极不平衡，故特向王涯、李建、李程三位翰林学士献上此诗，称颂“三贤推侍从，卓荦倾枚邹；高议参造化，清文焕皇猷”，从而表达自己的心愿与期盼：“殷勤谢吾友，明月非暗投。”
与韩愈这种向翰林学士求援类似者，中晚唐时还有李翱《与翰林李舍人书》
，薛逢《上翰林韦学士启》
，顾云《投翰林刘学士启》
等，都希望“垂一顾之恩，出陆沈之所；平生进退，决在指纵”（见顾云另一文《上翰林刘侍郎启》），可见当时文士的心情。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见于诗作者，有卢肇《喜杨舍人入翰林》、曹邺《将赴天平职书怀寄翰林从兄》、李山甫《谒翰林刘学士不遇》、张蠙《投翰林张侍郎》、徐夤《献内翰杨侍郎》等
。
值得注意的是，晚唐两位诗文大家杜牧、李商隐，也有向翰林学士求荐之事。按：杜牧于宣宗大中二年（848）由睦州刺史内迁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大中四年（850）又由司勋员外郎改为吏部员外郎。唐代尚书省郎官，声望是很高的，“尚书郎皆是妙选”（《唐会要》卷五八载开元五年四月九日敕），“郎官最为清选”（《旧唐书》卷一六八《韦温传》）。但京官俸禄不如外地州官，且杜牧此时病弟孀妹又寄居地方，家庭负担过重，因此曾有《上宰相求杭州启》
，随后即又特地写一首诗致时为翰林学士的毕諴（字存之）、郑处诲（字庭美），及京兆尹郑涓（字道一）：《道一大尹、存之学士、庭美学士，简于圣明，自致霄汉，皆与舍弟昔年往还。牧支离穷悴，窃于一麾，书美歌诗，兼自言志，因成长句四韵，呈上三君子》
。诗题很长，婉抒自己穷悴处境，而于诗中则明确表示：“若念西河旧交友，鱼符应许出函关。”果然不久即出守湖州
。
李商隐于武宗会昌二年（842）中书判拔萃科，选为秘书省正字，但不久丧母丁忧；后期满服阙，于会昌五年（845）入京师，待起复。这时孙縠正任为翰林学士，李商隐就有《上孙学士状》
，先赞誉孙学士“奋词笔”“钧雅音”，“载观扫荡之勋，密见发挥之力”，后即“窃期光价，微借疏芜”，希望依靠孙学士之荣耀身价，予以汲引。不久李商隐即重任秘书省正字。后孙縠于会昌六年（846）二月由起居郎迁为兵部员外郎，仍在翰林学士任内，李商隐又特为此写上《贺翰林孙舍人启》
，中有“某厚承恩顾”之语，则其返任秘书省正字，是有孙学士举荐之力的。
值得一提的是，李商隐不仅为自己，还代笔为他人求汲引。如《为濮阳公与丁学士状》
，此丁学士为丁居晦。丁居晦于开成三年（838）十一月入为翰林学士，开成四年（839）正月又自御史中丞改中书舍人。此时李商隐正在王茂元泾州幕府，就代王茂元上书给丁学士，表示不想再驻边地，希望入居京职，文末云：“仰望音徽，不胜丹赤。”另还有《为度支卢侍郎贺毕学士启》
，为李商隐在徐州武宁节度支使卢弘止幕府时所作。毕学士为毕諴，于宣宗大中四年（850）二月十三日自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入为翰林学士。卢弘止过去曾受知于毕諴，故毕諴刚充任学士，即特为祝贺，并又表示，他（卢弘止）现在仍“坎坷藩维，淹留气律”，甚不得意，故于文末郑重表示：“抃贺之余，兼有倚望。”可见当时地方节镇，也是很看重翰林学士在朝中“击水抟风，一举千里”之作用
。
识拔、荐举文士，翰林学士所起的作用，在科举考试方面更为明显。大家知道，科举制的建置与发展，对唐代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极大的促进。科举制采取一整套考试的办法，订立一定的文化标准，打破门阀等级限制，面向社会，招徕人才。柳宗元《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中曾说：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岁布衣束带，偕计吏而造有司者，仅半孔徒之数。
这就是说，每年集合于长安的举子，总有一千六百人左右。又唐代科举考试，大体分常科与制科。常科主要为进士与明经，一般每年举行，录取人数约为进士二三十人，明经百人左右。如此，则每年各地保送的举子，总体来说，录取者不过十分之一，这样，人才的竞争就很激烈。唐代科试又采取公开的方式，应试的举子可以先向公卿名人投献诗文，公卿名人可向知举者推荐。这当然会出现种种弊病，但总的来说，唐代科举考试确实扩大了当时士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促进了社会各方面的交流，对当时的文人生活与文学创作，都有积极作用
。
唐代翰林学士在科举考试中所起的作用，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出院后主持考试即知贡举，以及在职时协助知举者举荐人才，任通榜；二为覆试；三为制举试草拟策问。今分述如下。
唐初知贡举者为考功员外郎，开元二十四年（736）后，改由礼部主管，一般由礼部侍郎主持，后来也常由他官代替，称权知贡举。据清徐松《登科记考》所载，中唐以后，知贡举者多由中书舍人担任。《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有云：“开元时以礼部侍郎专知贡举，其后或以他官领，多用中书舍人及诸司四品清资官。”这就是说，不论是属于尚书省的礼部、兵部、户部等侍郎，或属于中书省的中书舍人，都是朝廷官，而翰林学士则是宫内“文学侍从之臣”，虽带有外廷官衔，如中书舍人、侍郎、郎中、员外郎及拾遗、补阙等，但如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所说：“学士亦差遣，非正官也。”（卷四四）“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它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同上，卷五八）正因如此，唐代翰林学士与宋代不同，不能以翰林学士身份知贡举。不过唐时翰林学士还是可以在选拔人才中起作用的，这就是他们往往在考试前一年出院，任礼部侍郎、中书舍人或相关官职，已作好知贡举的安排，第二年年初即知举。
如陆贽于德宗贞元七年（791）八月以兵部侍郎出院，贞元八年（792）初知举，该年为有名的“龙虎榜”（详后）。顾少连于贞元八年四月由中书舍人改户部侍郎出院，贞元九年、十年（793、794）即以权礼部侍郎连续两年知举，于十四年（798）又知举。这几年进士、明经登第者有柳宗元、刘禹锡、元稹、李建、独孤郁、吕温等，后均为中唐时诗文名家。卫次公于宪宗元和三年（808）秋以中书舍人出院，元和四年（809）知举，《旧唐书》卷一五九本传称其“斥浮华，进贞实，不为时力所摇”。崔群于元和九年（814）六月出院为礼部侍郎，十年（815）知举，《旧唐书》卷一五九本传称其“选拔才行，咸为公当”。郑澣于文宗大和二年（828）六月以礼部侍郎出院，后于大和三年、四年（829、830）知举，《旧唐书》卷一五八本传：“典贡举二年，选拔造秀，时号得人。”其他还有，不列举。由此可见，他们知举时虽已为外朝官，实际则仍显示翰林学士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
唐代知举者一般仅为一人，但另有佐助者，推荐人才，称为公荐或通榜。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条：“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
当时翰林学士可以不出院，在任职期间作公荐或通榜。在当时举子录取中，有时通榜所起的作用更为实际，社会影响更大。如梁肃于元和七年（812）由左补阙入为翰林学士，陆贽于元和八年（813）初知举，即邀在院的梁肃为通榜。《唐会要》卷七六《缘举杂录》：“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陆）贽输心于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三，此年录取进士二十三人
。宋洪兴祖《韩子年谱》引《科名记》，称“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隽伟杰之士，号龙虎榜”，后人又称为“有唐第一榜”
。中唐时古文名家如韩愈、欧阳詹、李观等即此年登第。韩愈后于《与祠部陆员外书》中还特别提出，此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
。李翱于贞元九年（793）所作的《感知己赋》，称“是时梁君之誉塞天下，属词求进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
。可见梁肃当时的影响。李观于本年登第后，又特地向梁肃推荐孟郊，其《上梁补阙荐孟郊崔宏礼书》先称未登第时，已蒙梁肃揄扬，故“远迩之人，以观为执事门生”，虽自谦为不敢当，实为自我赞誉，后即向梁肃举荐孟郊、崔宏礼，称“孟之诗，五言高处，在古无二”
。孟郊也特地献上一诗：《古意赠梁肃补阙》
。梁肃为中唐前期的古文革新名家，前承李华、独孤及，后启韩愈、柳宗元等。《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大历、贞元间，文士多尚古学……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可见梁肃于贞元八年佐助陆贽主持举试，录取贤才，有助于推动当时的古文运动。
关于翰林学士参预覆试，也有数例。如元和三年（808）制举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当时应试者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等在策文中对时政多有指责，特别是皇甫湜更将抨击的矛头指向宦官，认为这些宦官“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当时试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将其列为上策，但为“权幸者”即宦官所诬，于是皇帝又命翰林学士王涯、裴垍覆试
，王涯、裴垍倒也是赞同皇甫湜之说的，却又受宦官诬害，被贬出院。虽结局不佳，但也可见翰林学士虽在院内，必要时可出来参预覆试，并力持正见。
以上是制举覆试，常科进士试也有覆试的，如武宗会昌五年（845），据《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是年由谏议大夫陈商权知礼部贡举，选进士及第者三十七人，但“物论以为请托”，于是就由翰林学士白敏中覆试，落张濆等七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二亦载此，并引《册府元龟》云：“敏中覆试落下，议者以为公。”曾为杜牧因欣赏其“长笛一声人倚楼”而称为“赵倚楼”的赵嘏
，先有诗贺张濆及第（《喜张濆及第》，《全唐诗》卷五五〇），后因其覆试下榜，又赠诗加以安慰：《赠张濆榜头被落》
，称“莫向花前泣酒杯，谪仙依旧是仙才”。这也是唐代科试的一段佳话。隔一年，又有一次覆试事件，即魏扶于会昌六年（846）十月由翰林学士任礼部侍郎出院，随即主持第二年（大中元年，847）贡举，其初选进士及第者三十三人，但魏扶特上奏，中云：“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皆以父兄见居重位，不得令中选。”魏扶这里是较为慎重的，以此三人之父兄正居重位，为避嫌疑，建议不加录选。据《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诏令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韦琮重考覆”。经覆试，下敕：“彦卿等所试文字，并合度程，可放及第。”结果与会昌五年不同，即维持原选。由此亦可见翰林学士在覆试中确有独立见解。
翰林学士参预科举考试的另一种情况，是为制举试草拟策问。按：制举与常科不同，非每年定期举行，而据实际政局需要，确定具体时间，并名义上由皇帝主持。《通典》卷一五《选举》三，记为：“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
不过制举试名义上由天子亲试，实际上还是委派官员考阅策文，而因制举的策问乃以天子名义发之，故有时即由在宫中任职的翰林学士起草，如同草拟制诰。如陆贽于德宗贞元元年（785）在翰林学士任，是年九月制举试，就由他撰拟《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策问识词韬略堪任将帅科》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长庆元年（821）十一月制举试，当时考试官为外廷中书舍人白居易、膳部郎中陈岵、考功员外郎贾餗，而为天子穆宗起草策问的，则为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北宋时宋敏求所编之《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六，载有长庆元年试制科举人敕，题下署为李德裕
。此篇策问一开始即提出：“古人有言，当引一代之人，以理一代之务。虽隽贤茂彦，不乏于时，然亦在敷纳以言，精核其实。”后又云：“当体予衷，不惧后害。”就是劝勉应试者讲实话，不要有顾虑。这样的策问是颇有气度的，正因如此，此年应试者庞严就严责现实：“今朝廷用人不以仁，而悯默低柔；进人不以义，而因循持疑。言有不符于行，才有不足于用矣。”
沈亚之对策，其质直更有过于庞严，认为“今仕进之风益坏”，所谓天灾之祸，实际上“皆由尚书六曹之本坏而致乎然也”
。应当说，如此激发的议论，实受李德裕所谓“当引一代之人，以理一代之务”之启示。由此亦可见翰林学士在参预科举考试中甄别人才的作用。
据上所述，可见唐时翰林学士在科试中的作用与影响，也正因此，应试的举子请其推荐、举引就很多，如前引李翱《感知己赋》所云，当时“属词求进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确实如此。如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同于贞元八年（792）登第，而据《唐摭言》卷七《知己》所载，在此之前，他们就已“共游梁补阙之门”，竟“居三岁”。同是中唐时期的符载，在其《送袁校书归秘书省序》中，特别提出：
国朝以进士擢第，为入官者千仞之梯。
这可以说是唐代知识分子对生活道路认识的共识，尤其是中晚唐时更为突出。正因如此，中晚唐，特别是晚唐，向翰林学士进献诗文，以求举荐，就极为繁多。这里仅略举数例，以供研究。
以绝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而为人赞赏一时的朱庆馀，曾长期应试不第，他写此诗，也题为《近试上张籍水部》
，献给时任水部员外郎的张籍，希望张籍能向主考官推荐。而同时前后，他又连续上诗给翰林学士蒋防、李绅，其《上翰林蒋防舍人》
，称赞蒋防“清重可过知内制”，又经常与皇帝游宴：“看花在处多随驾，召宴无时不及旬。”朱庆馀自己却长期处于困境，故诗末云：“应怜独在文场久，十有余年浪过春。”十余年连续应试不第，真是“浪过春”。又《上翰林李舍人》诗
，首云：“记得早年曾拜识，便怜孤进赏文章。”按：朱庆馀为越州（今浙江绍兴）人，李绅于贞元末、元和初也在东南吴越一带，故云“早年曾拜识”。李绅于元和十五年（820）闰正月自右拾遗内供奉入为翰林学士，后历迁转，于长庆二年（822）二月改为中书舍人，三年（823）二月任御史中丞出院。蒋防于长庆元年（821）十一月自右补阙充，三年（823）三月迁为司封员外郎、知制诰，四年（824）二月出院。此二诗均称为舍人，当作于长庆二三年间
。这样过了几年，朱庆馀终于在宝历二年（826）登进士第，张籍还特作一诗《送朱庆馀及第归越》
，以浙东特有的山水美景庆贺之：“有寺山皆遍，无家水不通；湖声莲叶雨，野气稻花风。”
晚唐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科举考试弊病更多。宣宗大中七年（853），崔瑶主举，“以贵要自恃，不畏外议；榜出，率皆权豪子弟”
。又大中十四年（860），裴坦主举，“中第者皆衣冠士子，是岁有郑义则故户部尚书澣之孙，裴弘故相休之子，魏当故相扶之子，令狐滈故相绹之子，余不能遍举”
。这种情况就使贫寒士人屡次应试不第。同为宣宗时诗人李频，多次不第，困居长安，在《长安书怀投知己》一诗中就感叹“徒随众人后，拟老一生中”
。懿宗时诗人邵谒，宋人诗话曾誉其诗句“不知天上月，曾照几多人”，以为较李白之“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为“造语尤更省力”
。他有《下第有感》一诗，中云：“古人有遗言，天地如掌阔。我行三十载，青云路未达。”
应举考试竟已有三十年，由此可见晚唐士人蹭蹬失时之境。
正因如此，贫寒士人就多寄望于翰林学士。晚唐寒士群体“咸通十哲”之一张蠙有《投翰林张侍郎》诗
，自叹“举家贫拾海边樵”，至此已“十载身辞故国遥”。按：此“翰林张侍郎”既与张蠙同时，当为张裼。张裼于咸通九年（868）六月自刑部员外郎入为翰林学士，在职期间历迁工部、户部、兵部侍郎，十三年（872）五月受宰相韦保衡之谗，出贬为封州司马。而张蠙则于咸通十一年（870）十一月经京兆府试，解送举试，即“咸通十哲”之一
。张蠙此诗当于京兆府试后，上于翰林学士张裼，希望“愿与吾君作霖雨，且应平地活枯苗”。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中已云“十载身辞故国遥”，则咸通十一年之前已辞故乡十年，奔波求试，而其正式登第则在昭宗乾宁二年（895）
，自咸通十一年至乾宁二年，也已为二十五年，如再加前十年，更可见张蠙应试之苦。
与张蠙同于乾宁二年进士登第的黄滔，也有类似情况。黄滔于唐末五代初与韦庄、罗隐、杜荀鹤齐名，交游颇广，后中原战乱，他就与韩偓共至闽中，为闽国文坛宗主。但他生平前期，也甚坎坷。他于咸通十三年（872）春第一次应试，随即落第。自咸通十三年至乾宁二年，有二十几年，多次落第，也多次向公卿名人行卷求荐，如僖宗乾符三年（876）九月向刑部郎中郑諴上书乞援（《全唐文》卷八二三《刑部郑郎中启》）；乾符四年（877）落第东归前，上书尚书右丞崔沆，倾述食贫计尽，难寓长安（《全唐文》卷八二四《崔右丞启》）；昭宗大顺二年（891）冬，上书将主贡举之裴贽，请其“曲赐悯伤，直加赏录”（《全唐文》卷八二四），但均未如愿。如此，则他于乾宁元年冬、二年初，连续上诗文献翰林学士薛贻矩、赵光逢。薛、赵二人此时均在院内
。《全唐文》卷八二四载黄滔《翰林薛舍人启》、《薛舍人启》二文，称颂薛贻矩“标表士林，梯航陆海”。赵光逢于乾宁元年（894）以户部侍郎为翰林学士承旨，黄滔也特上一诗《投翰林赵侍郎》
，呼吁：“愿向明朝荐幽滞，免教号泣触登庸。”
可能黄滔此次向两位翰林学士求荐，终于在乾宁二年（895）登第，而此次举试，又由翰林学士在覆试中起关键作用。据四部丛刊本《黄御史集》附录《昭宗实录》，乾宁二年主举者为崔凝，初试后，“宣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知制诰陆扆，秘书监冯渥，于云韶殿考所试诗赋”；结果原所取张贻宪等五人，“所试诗赋，不副题目，兼句稍次，且令落下”。又据《唐摭言》卷七《好放孤寒》条，此次录取者“孤寒中唯程晏、黄滔”。黄滔于《成名后呈同年》诗中感叹“二纪如鸿历九衢”
。应当说，经二十余年的波折，此次总算得以如愿，与这几位翰林学士极有关系。由此亦可见，即使在唐末混乱世态中，翰林学士在选拔、举荐中还是能有清醒意识，起积极作用的。
翰林学士就其职务本身与文学较有直接关系的，是为皇帝撰写制诰（或称诏文）。元和时翰林学士李肇所撰《翰林志》，曾把翰林学士所担任撰写的“王言之制”，分列七类，主要则为：赦书、德音、立后（皇后）、建储（太子）、大诛讨、拜免三公将相，等等。研究者一般认为唐代诏文是一种骈体文，而骈文的特点是讲究对偶与声律，注重用典与辞藻。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讥刺“唐代王言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卷四六《新唐书》提要）。而其内容则又纯为官方政令，与文学距离较远，故一般文学史著作也就多不列入研究的范围。
不过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拓展视野，从文史结合的角度来看待诏文的价值与意义。北宋时欧阳修根据他在翰林院任职期间草制诏文的体验，认为这些诏文“其上自朝廷，内及宫禁，下暨蛮夷海外，事无不载”，而一般时政记、日历，则“有略而不记”
。清代学者顾炎武也提出：“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
这就是说，这些诏文事涉国政大事，均为第一手材料，较后来重新编修的史书，更有原始史料的意义。宋初编修的《文苑英华》，列于“翰林制诏”的共有五十三卷（卷四二〇—四七二），其中除皇帝登位赦书，以及册封后妃、任命宰相大臣外，还涉及赈贷灾害、处理税役、改制法令、诫励风俗，以及同国内少数民族政权及周边国家交往的文书，等等，范围极广。至于诏文采用骈体，也有当时的实用性，如前引欧阳修《内制集序》即提及：“而制诏取便于宣读，常拘以世俗所谓四六之文。”后宋人谢伋在《四六谈麈》中也谓骈体“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正因为唐代诏文的影响，两宋时期四六文体即甚盛，南宋时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八《四六名对》条，称四六骈俪，“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搢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于南宋时翰林学士汪藻《浮溪集》处称“四六偶俪之文，起于齐、梁，历隋、唐之世，表章诏诰多用之”，而北宋绍圣后，“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
。这是可以从文体学的角度作进一步研究的。
唐朝翰林学士所撰制诰，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宗时期陆贽，以及穆宗时期元稹，他们都在创作实践与理论阐释上有所改革、创新。这方面，近些年来已有论著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重述，现就其历史影响等作些补充。
昭宗乾宁三年（896）七月，陆扆由翰林学士承旨升迁为宰相。陆扆为陆贽后裔，故翰林学士杨钜起草的《授陆扆平章事制》特别提及陆贽，称“况尔伯祖贽，昔以才行，尝居禁林”，“书命谏章，流在人口”
。北宋时诗人黄庭坚也特将陆贽与韩愈、杜甫并提，称：“文章韩杜无遗恨，草诏陆贽倾诸公。”
至于与黄庭坚同时的苏轼，其《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已多为人引用，不再举。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专录散文体的真德秀《文章正宗》，因陆贽制诏为骈体，谓“以其词尚偶俪”，故不选录，但于卷三所录两汉诏令后，特加“按”云：“自汉及唐，唯兴元赦令，能兴起人心。”
可见即使古文理论家，对陆贽骈文体制诏，也评誉极高。
《新唐书·艺文志》三，类书类，著录有陆贽《备举文言》二十卷，未有说明。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四亦著录为二十卷，谓“总四百五十余门，议者谓大类《六帖》而文辞过焉”
。而南宋末王应麟《玉海》所记较为具体，《玉海》卷二〇一据《中兴馆阁书目》，记云：“陆贽《备举文言》三十卷，摘经史为偶对类事，共四百五十二门。”这当是在翰林学士任职期间，因骈文撰写注重对偶、用典，就特将经史等书，按类摘录，竟有四百五十二门。此书则南宋时尚存，后亡佚。由此也可见翰林学士对类书编纂的重视。
与此相类的有白居易所编的《白朴》，也是翰林学士撰写制诰的参考用书。元稹《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其中有“《白朴》流传用转新”句，自注云：“乐天于翰林中书取书诏批答词等，撰为程式，禁中号曰《白朴》。每有新入学士求访，宝重过于《六典》也。”按：此处“翰林中书”，世所传《元氏长庆集》、《全唐诗》及新近出版的《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
，皆同。白居易于宪宗元和前期曾任翰林学士，穆宗长庆初任中书舍人，如此则“翰林中书”一词似与其经历相合。但元稹注文中又云“每有新入学士”，则为专指翰林学士院。今查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三〇有《白朴》条，记云：
仆读元微之诗，有曰“《白朴》流传用转新”，注云：“乐天于翰林中，专取书诏批答词，撰为程式，禁中号曰《白朴》。每新入学，求访，宝重过于《六典》。”检《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无闻，每访此书不获。适有以一编求售，号曰《制朴》，开帙览之，即微之所谓《白朴》者是也。为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勋阶等，中卷制头、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将相、刺史、节度之类。此盖乐天取当时制文编类，以规后学者。
此段文字提供的材料，首先可订正原元稹注中“翰林中书”之误，“书”应作“专”，即可确定《白朴》一书为白居易在翰林学士任期内所作；其次，可以使后人了解此书编撰的具体内容。白居易此书虽已不存，但从王楙关于制头、制肩等所记，对研究唐代诏文撰写很有史料价值。
又，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一诗，中有“制从长庆辞高古”句，自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
按：元稹于穆宗即位初，元和十五年（820）五月任祠部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二月入为翰林学士、承旨，同年十月迁工部侍郎出院。他撰作制诰的时间并不长，仅一年余，但却极关心制诰文体改革。白居易在《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中，即提到元稹自上年任祠部郎中、知制诰时，即“能芟繁词，刬弊句，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
。后为元稹所作墓志，更有具体记述：“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
据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印行的影宋抄本《元氏长庆集》六十卷，元稹所作制诰就有十一卷（卷四〇至五〇），不仅数量不少，且文体多有革新。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及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都有所论证，此不赘。我们今天可以从中晚唐制诰写作实践及后世评论来探索元稹、白居易这次文风改革的影响。元稹力求语言质朴，文思清新，对中晚唐的确起有示范作用。据笔者比较核阅，中晚唐时，不论是翰林制诏、中书制诰，都出现骈散结合、文词流畅的新风，尤其如穆宗后期庞严，武宗时封敖，宣宗时杜牧，更为突出。这对宋代的制诰撰写也很有影响。如白居易于元稹制词中提出“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欧阳修也特别提出“复诰命于三代之风”
。前所引范仲淹《述梦诗序》（《范文正公集》卷六），也认为元稹“书诏雅远，甚有补益之风”。据北宋前期《丁晋公谈录》所记，王禹偁认为“长庆中名贤所行诏诰，有胜于《尚书》者”，特举元稹所行牛元翼制，谓“以此方之，《书》不如矣”，于是“众皆伏之”
。同是北宋时人田锡，也以元稹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并提：“锡以是观韩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长于制诰，乐天善于歌谣。”
唐翰林学士在职期间除撰草制诰外，还有多方面的文化活动。如早期即代宗时翰林学士常衮、柳伉，曾奉命参与佛经的翻译。释慧灵《仁王护国经道场念诵轨仪序》载：“乃大兴善寺大广智三藏不空与义学沙门良贲等一十四人，开府鱼朝恩、翰林学士常衮等，去岁夏四月，于南桃园再译斯经，至秋九月，诏资圣、西明两寺各五十人，百座敷阐，下紫微而千官作礼，经出内而万姓观瞻。”
据《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永泰元年（765）九月，吐蕃进军逼凤翔府、盩厔县，京师戒严：“时以星变，羌虏入寇，内出《仁王佛经》两舆付资圣、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讲之。及奴虏寇逼京畿，方罢讲。”《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九月也载：“庚寅朔，置百尺高座于资圣、西明两寺，讲《仁王经》，内出经二宝舆，以人为菩萨、鬼神之状，导以音乐卤簿，百官迎于光顺门外，从至寺。”另《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上也记有：“爰命……翰林学士常衮等于大明宫南桃园详译《仁王》……至（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译毕送上。”又《宋高僧传》卷三《唐大圣千福音飞锡传》记：“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奉诏于大明宫内道场同义学沙门良贲等十六人参译《仁王护国般若经》并《密严经》。先在多罗叶时，并是偈颂，今所译者多作散文。不空与（飞）锡等及翰林学士柳伉重更详定。”
这当与代宗崇信佛教有关，翰林学士作为近臣，不得不参与。
翰林学士应命撰写的，还有宫中宦官和地方节镇的碑传墓志。翰林学士为宦官撰写的这方面材料，据《全唐文》及石刻文献来看，相当多，有些是难得的史料。较早的如肃宗时翰林学士潘炎，曾为高力士作墓志铭：《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上柱国齐国公赠扬州大都督高公墓志铭并序》，三秦出版社据陕西出土文物编成的《全唐文补遗》第七辑（2000年5月）所载，此志署为“尚书驾部员外郎、知制诰潘炎奉敕撰”，所记有多为史书所未载的。中晚唐时更多，今所见者也多有见于石刻著录，如清《金石萃编》卷一一七录有懿宗时翰林学士刘瞻《刘遵礼墓志铭并序》，卷一一八录有昭宗时翰林学士裴廷裕《大唐故内枢密使吴公（承泌）墓志并序》等。这些墓志均署有撰写者官衔及年月，因此也为考索翰林学士任职时间提供可信史料，有些也为现代研究者所未及
。又中晚唐时藩镇势力更强，但他们仍看重翰林学士的声望，无论在世或去世，多请翰林学士为其撰写德政碑或墓志铭。据杜牧为崔郾所作行状（《礼部尚书崔公行状》，《樊川文集》卷一四），崔郾在敬宗时任翰林侍读学士，仅几个月内，就为郑滑节度使高承简撰德政碑，为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及陈许节度使王沛之父撰神道碑。杜牧文中称，“是三者，皆御劄命公，令刻其辞”，且因其出于“师臣之辞”，“恩礼亲重，无与为比”。可见当时翰林学士为地方节镇撰碑立传，社会极为看重。
又《白居易集笺校》卷一八载《太平乐词二首》，题下有白氏自注：“已下七首在翰林时奉敕撰进。”即除此《太平乐词二首》外，尚有《小曲新词二首》、《闺怨词》三首，均为五言绝句。有云：“岁丰仍节俭，时泰更销兵；圣念长如此，何忧不太平。”（《太平乐词》）“霁色鲜宫殿，秋声脆管弦；圣明千岁乐，岁岁似今年。”（《小曲新词》）可见是应君王之命，为宫中节日撰行乐之词。这在后世，也多有所见，如宋时所编《岁时杂咏》，其卷四“春贴子·皇帝阁”，即收有苏轼诗六首，中有云：“翰林职在明光里，行乐诗成拜舞中。”“皇太后阁”六首中有云：“边庭无事羽书稀，闲遣词臣进小诗。”可见是苏轼在任翰林学士期内所作乐词。《岁时杂咏》此卷又有欧阳修所作（如“皇帝阁”六首、“皇后阁”六首、“夫人阁”六首、“温成皇后阁”四首），另又有宋祁、晏殊、夏竦等同类之作。直至清朝，翰林院庶吉士更有撰乐词及为宫中写春联，书匾额等
。这当都是从唐代开始，延续下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还为皇帝编纂、辑集当时人的诗作。如元和中期任翰林学士的令狐楚，编有《御览诗》一卷，今所传毛晋汲古阁刻本，所署为“翰林学士、守中书舍人、赐紫令狐楚奉敕撰进”。按：令狐楚于元和十二年（817）三月迁中书舍人，同年八月出院，则此书当作于元和十二年夏秋间。此书收有三十位诗人，二百八十九篇诗（主要是大历至元和初期），诗体基本上为近体五七言律绝。根据书名，虽供皇帝御览，实则提供了中唐大历诗坛情况，其中有不少作家作品，即赖此书以传，后《唐诗纪事》、《全唐诗》多采自此书
。
又此书后附陆游跋语，陆游引有当时所见的卢纶碑文，有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丞采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又《新唐书》卷二〇三《文艺传下·卢纶传》载：“宪宗诏中书舍人张仲素访集遗文。”按：张仲素于元和十一年（816）八月入为翰林学士，后于十四年（819）三月在任期内迁为中书舍人。此处称其为中书舍人，则宪宗当于令狐楚《御览诗》编成后，又命张仲素专辑卢纶之诗，当时得有三百一十篇，而前《御览诗》所收为十分之一。清编《全唐诗》有卢纶诗五卷（卷二七六—二八〇），也有三百二十余首。可见卢纶诗之传存，是得力于元和时这两位翰林学士辑集之功的。
翰林学士在职期间所作，除单篇诗文外，还有多类学术专著，这也值得注意。如唐末昭宗时翰林学士裴廷裕所著《东观奏记》，记宣宗曾召翰林学士韦澳，谓他每召见外地节度、观察使，很想事先知道各州郡情况，命韦澳编一部有关诸州境土风物及民俗利弊之书。韦澳就广为搜辑，《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就著录有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九卷，注云：“一名《处分语》。”后薛弘宗被任为邓州刺史，他于受命、退朝后，见到韦澳，谓：皇上处分（即处理）本州事，真使人惊讶。韦澳询之，即其所编书中所记的
。可惜此书也未传存，否则对后世了解当时唐代各地的社会、经济等情况，就极为有利。又如同为宣宗大中时翰林学士刘瑑，编有《大中刑法统类》一书，六十卷（据《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刑法类，一名《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他从唐初武德时起，至大中时，二百数十年，就有关法令制敕，选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六百四十六门，“类而析之，参订重轻”，可以说是唐朝一部法律条令汇编，故“法家推其详”
。
另，唐自穆宗朝起，设置翰林侍讲、侍读学士。翰林侍讲、侍读学士，由于职能有所分工，在职期间编撰有儒家典籍与史书多种，如穆宗时韦处厚、路随有《六经法言》、《宪宗实录》，敬宗时崔郾、高重有《诸经纂要》，文宗时郑澣有《经史要录》，许康佐有《新注春秋列国经传》，丁公著有《礼志》
。这些书专业性较强，当为有唐一代经学、史学、子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应该说，这与一般翰林学士专职于草制诏诰文书，共同构成唐时高层文士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职能，很值得从历史—文化角度加以研究。
原载《人文中国学报》第十一期，《名贤讲席——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前沿的思考》（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办，2004年12月1日）。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