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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数年来我较为集中时间研究唐代翰林学士，曾撰有数篇论文。不过我的研究视角与一般史学家稍有不同，我是想以社会—历史的文化背景来研究唐代这一部分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从另一侧面来探索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正因如此，我所采用的史料，就不限于正史和职官典制之类，如我在有关李白、白居易及其他几篇论文中，就大量采录诗文别集、笔记小说及金石著录等资料。我感到，我们研究文史，不管是文学史，或哲学史、史学史，其治学结构，或云研究格局，一为史观，二为史料；史观是主体指导，史料是客体基础，二者不能缺一。对史料的认识、掌握和利用，实际上还可以是对史观的推动与整合。
近几年来我在研究实践中，日益感到史料的重要性和工作的艰巨性。唐代翰林学士研究史料，面相当广，内涵价值也很高，但问题也相当多。我们在使用中若不加辨析，就会在评议中出现不应有的偏失。如对翰林学士职能与地位的评价，一般多举中唐时陆贽为例，认为可以与宰相分庭抗礼，被目为“内相”
。陆贽与内相相联，虽已见于两《唐书·陆贽传》，但最早提及内相的，是稍后于陆贽不过二三十年的李肇，他在任职翰林学士期间于元和十四年（819）作有《翰林志》，曾特别叙及陆贽上疏。时陆贽为翰林学士，却在疏议中提议应将制诏起草归于中书舍人，不应由翰林学士专掌，认为此乃“事关国体，不合不言”。李肇谓：“疏奏不纳，虽征据错谬，然识者以为知言。”接云：“贞元末，其任益重，时人谓之内相，而上多疑忌，动必拘防。”这里李肇并不把内相归之于陆贽。因陆贽已早于贞元十一年（795）被德宗贬为忠州别驾，直至贞元末，顺宗接位，才于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要陆贽返回京师，但陆贽已卒于贬所。陆贽在翰林学士任期内自作的奏议、文诰中从未自许为内相，当时的史料也未有人称其为内相（如权德舆《陆宣公翰苑集序》还称其“逢时而不尽其道”）。而且他之罢官与贬出，正出于当时宰相赵璟与户部侍郎裴延龄的串谋。李肇虽曰贞元末翰林学士被人目为内相，但接云：“上多疑忌，动必拘防。”德宗后期有几位翰林学士也因此而辞职出院的，史书中也未有记当时翰林学士与宰相分庭抗礼之事。当然，关于此事，还可以专文另论，这里概述，就是想说明史料如实掌握与辨析的必要性。
正因为如此，我想根据这几年来的研索所得与认识，就翰林学士史料方面作若干叙说，以供学界对唐代翰林学士作进一步研究之参考。前已提及，翰林学士史料，面广量多，作为专题论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面论述，故本文即以劄记的形式，就一些有代表性的史料酌予记叙和辨析。应当说，《旧唐书》和《新唐书》是这方面的最基本史料，此为众所周知，故这里不予专论。但可提醒一下，两《唐书》的有关记述，有不少错失。老一辈学者严耕望，就撰有长文《旧唐书本纪拾误》，共举出一百五十四条，其中有好几处曾引及唐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以纠《旧纪》之误
。当代青年学者武秀成有《〈旧唐书〉辨证》专著
，也有涉及翰林学士事迹者。拙作《唐翰林学士记事辨误》曾谓，两《唐书》无论纪、志、表、传，在记叙翰林学士事迹时，多有舛失，特别是晚唐部分
。从严格的整理要求来说，对两《唐书》，就不能只停留在版本对校上；如我们将整理与研究相结合，对原书所记史事加以疏证、辨析，这就会有高质量的点校本，对唐史（包括翰林学士）研究就极为有利。
关于唐人有关翰林学士的专著，《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二，史部职官类，载有三种：《翰林志》一卷，李肇著；《翰林内志》一卷，未注著者；《翰林学士院旧规》一卷，杨钜著。李肇与杨钜两种，今存。《翰林内志》、《玉海》卷一六七引《中兴书目》有记，云：“集韦执谊《翰林故事》，李肇《志》，韦处厚、丁居晦、杜元颖《壁记》，元稹《记》，韦表微《学士新楼记》为一书。”亦云著者不知名。南宋时《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皆未有著录，则此书于南宋前中期已佚，但所辑诸书，今仍存。北宋初所修之《文苑英华》，于卷七九七“厅壁记”类，载有韦处厚《翰林院厅壁记》、元稹《翰林承旨学士厅壁记》、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杜元颖《翰林院使壁记》
。南宋前期洪遵编有《翰苑群书》三卷，唐代部分有李肇、元稹、韦处厚、韦执谊、杨钜、丁居晦六种，另还有宋人所作记北宋时翰林学士者。由此可见宋人对翰林学士史料的重视。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职官类，又著录有《翰林杂志》一卷，不题撰人，所辑除韦执谊、元稹、韦表微、杜元颖所著外，唐人还有郑璘《视草亭记》并序
。按：郑璘，两《唐书》无传，就《文苑英华》卷四四五“翰林制诏”类所载其《皇帝第八男祕第九男祚第十男祺封王制》，于文末署“乾宁四年九月”，当为唐末昭宗时翰林学士。其《视草亭记》既与韦执谊、元稹等所著编于《翰林杂志》，当亦为同类著作，惜未传存。
上述唐人所著有关翰林学士之著，大致可分两类：一是李肇《翰林志》、杜元颖《翰林院使壁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表微《翰林学士院新楼记》、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主要记述翰林学士院之建置、职能；二是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虽有前记亦述及建置、职能等，但重点是以壁记的形式记叙唐玄宗至懿宗朝翰林学士名次
。这三种壁记提供不少史料，多可补证两《唐书》。但也仍有疏误，前辈学者岑仲勉有所正补，即其《翰林学士壁记注补》
。本文拟参酌岑著，重点考论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并再就金石、制文、诗文、类书等，记叙其史料价值及某些不足之处。
唐代官署，自中央至地方，从唐前期起就有一种风习，即于官厅壁上记叙历届官员姓名，有些并注明任职年月。著于中唐大历、贞元间的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有《壁记》一条，特记此事，首云：“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后引韦述《两京记》：“郎官盛写壁记，以记当时前后迁除出入，寖以成俗。”因此下结语云：“然则壁记之出，当是国朝已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
《两京记》所说的“郎官盛写壁记”，可以唐玄宗时陈九言所撰的《尚书省郎官石记序》作证，文中盛赞尚书省郎官为“上应星纬，中比神仙”，于是入仕后，“顷朝荣初拜，或省美中迁，升降年名，各书厅壁”
。据此，清人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首例言，有更明确的说明：“唐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及六部二十四郎中、员外郎，皆有厅壁记，以记其迁任罢斥之年月。”
《文苑英华》卷七九八“厅壁记”类，于尚书省，就录有孙逖《吏部尚书壁记》、杜頠《兵部尚书壁记》、独孤及《吏部郎中厅壁记》、权德舆《吏部员外郎南曹厅壁记》及《司门员外郎壁记》等。其他如御史台、九卿、国子监、秘书省等，均有。
至于地方节镇、州府、县曹，则厅壁之记更多，可以说是有唐一代甚有特色的文体，颇有史学、文学研究价值。马总《郓州刺史厅壁记》谓：“夫州郡厅事之有壁记，虽非古制，而行之已久。”
有些地方州县厅壁记，有起自初唐贞观，直至中唐大历；连续记叙的，如作于德宗贞元五年（789）的顾况《宋州刺史厅壁记》，有记云：“自贞观以来，列名氏者，以房梁公为首，存乎东壁；大历之后，继声躅者，宜司徒公为首，遂刊于座右。”
有些则过去所记有所缺佚，又连续有所补记，如权德舆《京兆少尹西厅壁记》云：“以旧记湮落，虑失其传，今断自太极元年而下，列其名氏岁月。”
又元结《道州刺史厅壁记》：“故为此记，与刺史作戒，自置州以来，诸公改授、迁黜年月，则旧记存焉。”
白居易于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所作《许昌县令新厅壁记》，则更提出新编题名记列于厅壁，云：“先是邑居不修，屋壁无纪，前贤姓字，湮泯无闻，而今而后，请居厥位者编其年月、名氏。”
这可以说是中唐时地方文献的一大进展，不少地方，如县令、县丞、县尉等官署，都有厅壁记，今存者大多为中唐及晚唐前期所作（参《文苑英华》卷八〇四—八〇六“厅壁记”八、九、十）。
中唐时连续撰成的三种翰林学士厅壁记（即韦执谊、元稹、丁居晦所作），以及虽非题名却记叙翰林学士院建置之文（如李肇、杜元颖、韦处厚等），当与唐代这一厅壁文献撰作氛围有一定文化内涵的联系。
比较起来，韦执谊等这三种壁记有一定的优势与特色。这就是，上述的这些中央与地方官署壁记，其记文虽存，但所述任职者姓名却都湮没无闻；尚书省郎官石柱，于清代初期也已佚失一半，且所记仅为姓名，未有任职时间。现存的这三种翰林学士壁记，自唐玄宗开元后期起，至晚唐懿宗末，一百三十余年间，所记姓名基本齐全，且详叙官阶迁转年月，不仅为研究这一时期翰林学士提供基本史料，还可补正唐代两部正式史书（《旧唐书》、《新唐书》）记事的疏失。兹分别考述。
韦执谊，两《唐书》有传，见《旧唐书》卷一三五、《新唐书》卷一六八。《旧传》谓：“执谊幼聪俊有才，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等，拜右拾遗。”进士登第年不可知，其制举登科，据《唐会要》卷七六《制科举》，在德宗贞元元年（785），且列于首位（见《全唐文》卷五一德宗《授韦执谊等官诏》）。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记贞元后十二人，第一个为韦执谊：“贞元元年，自左拾遗充。”此云左拾遗，与两《唐书》本传所记之右拾遗有异，此是小事，可注意的是，韦执谊于贞元元年九月制举登科入仕，旋即于本年内又召入为翰林学士，这是前所未有的。又，《旧唐书》本传在记“拜右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后，云“年才二十余”，《新唐书》本传也谓“年逾冠，入翰林为学士”，这是唐朝士人入为翰林学士最为年轻的，这当与他“幼聪俊有才”有关。且此人有识，在入院后第二年，即撰首创之作《翰林院故事》（文中署为贞元二年十月）。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九史部职官类，于李肇《翰林志》提要中称：“今以言翰林者，莫古于是书。”实则李肇《翰林志》撰于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后于《翰林院故事》三十余年。
《翰林院故事》大致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为概述唐翰林院、学士院之设置，及翰林学士之职能，可为前记；第二部分具体记述唐玄宗开元以来翰林学士姓名及官阶迁转。前记列叙唐自太宗起，即重视将“当时才彦”召入宫中，“内参谋猷，延引讲习，出侍舆辇，入陪宴私”。至玄宗朝，又明确“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而“至（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遂建学士，俾专内命”。关于我国古代建置翰林学士，并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自翰林院分出另设置学士院，《翰林院故事》是首记之作。唐代两部大型典章制度之书，一为《唐六典》，也撰成于开元二十六年，一为《通典》，著者杜佑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01）上奏，使人奇怪的是这两部书都未有一字提及翰林学士。关于开元二十六年建置翰林学士院，《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及修撰于宋初的《唐会要》，都有所记，但就其文字记叙来看，都本于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及稍后的李肇《翰林志》。
《翰林院故事》前记有云：“屋壁之间，寂无其文，遗草简略于㭊编，求名时得于邦老，温故之义，于斯阙如。”则在贞元初，翰林学士院内文献极少保存，开元以来之学士姓名，就只能向老一辈学人探询。按：唐之京都长安，玄、肃两朝历经安史之乱，德宗初期又有泾州兵变，屡经兵燹，宫廷迭遭破坏，简牍当散佚极多。贞元初，朝政稍为稳定，故前记谓：“群公以执谊入院之时最为后进，记叙前辈，便于列词，收遗补亡，敢有多让。”韦执谊就担此重任。当然，由于遗籍多有散佚，“其先后岁月，访而未详，独以官秩名氏之次，述于故事”。这里应予说明的是，唐时翰林学士是一种差遣之职，其初入院，及在院期间，须另带有正式官衔，如《新唐书·百官志》一谓：“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清人钱大昕也指出，唐翰林学士“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它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廿二史考异》卷五八）。韦执谊即谓，因“访而未详”，年月未能有记，但可以将其所带之官衔记于姓名之后。《翰林院故事》所记官秩迁转，有些颇详，如肃宗朝潘炎，记为：“自左骁卫兵曹充，累改驾中，又充，中人又充，出守本官。”这就是说，潘炎以左骁卫兵曹参军的官衔（正八品下）入为翰林学士，后连续升迁为驾部郎中（从五品上）、中书舍人（正五品上），都在任职期间，后又以中书舍人出院。按：潘炎，附见于两《唐书》其子潘孟阳传。《旧唐书》卷一六二《潘孟阳传》记潘炎，仅一句：“礼部侍郎炎之子也。”即潘炎曾任礼部侍郎，仅此一记。《新唐书》卷一六〇《潘孟阳传》记潘炎事稍详，但仅起自代宗大历后期，未记肃宗时事。韦执谊所记潘炎于肃宗时在翰林学士任期内所历官阶，正可补两《唐书》之缺。于此也可见《翰林院故事》之史料价值。
除潘炎外，有些名人虽《唐书》等均有所记，但如无《翰林院故事》，则后人皆未能知其曾为翰林学士。如苏源明，是玄、肃两朝的诗文名家，韩愈于《送孟东野序》中，就将苏源明与陈子昂、元结、李白、杜甫等并提，云：“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
苏源明，《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艺传》中有传，与杜甫交友甚切，杜甫有好几首诗怀念他，如《怀旧》、《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
；另梁肃为独孤及所作行状
，颜真卿为元结所作墓碑
，以及李华《三贤论》
，都曾提及苏源明。但不管是《新唐书》本传，以及上述杜甫、梁肃、颜真卿、李华等诗文，都未记苏源明曾任翰林学士。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则明确记苏源明于肃宗至德（756）后以中书舍人入为翰林学士。如无韦执谊所记，则肃宗朝翰林学士就未有这一诗文名家。
当然，从史料的角度来看，韦执谊《翰林院故事》也有不足之处。总的来说，如韦执谊于前记中所说，由于材料散佚，其所能辑集到的学士，仅能记其名氏、官衔，“其先后岁月，访而未详”，不如以后元稹、丁居晦能记有年月日。又，韦执谊于贞元二年作此题名录，而现存的这一《故事》，尚有贞元后所记，计有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学士名录，当为后继者续辑，这也是韦执谊于前记文末所说的“庶后至者，编继有伦”。应当说在贞元二年之后所记的三十余位学士名录，也颇可参考，不过比较起来，这后一部分与元稹、丁居晦两记相较，确有明显的不足：一是丁居晦自德宗朝起，就记有年月，元稹于元和朝的承旨学士，所记年月日更详，韦执谊《故事》则均未记有时间；二是现存《翰林院故事》后一部分，有些记事有缺，有些记事有误。限于篇幅，这里略举数例。如宪宗初期的李吉甫、裴垍，为当时名人，并由翰林学士擢迁为宰相的，史料极多，两《唐书》也均有传，但《翰林院故事》记此二人，仅列姓名，无一字叙其官秩迁转。又如宪宗时萧俛，《翰林院故事》记为：“驾中充，又加知制诰，出守本官。”而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萧俛乃于“元和六年四月十二日自右补阙充”，后历经迁转，至元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加驾部郎中，同年十二月十日加知制诰。丁氏所记有据。《旧唐书》卷一七二本传记其“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学士”。又《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元和六年正月丙申，萧俛时为右补阙。据《旧唐书·职官志》，左右补阙为从七品上，驾部郎中为从五品上，由此知萧俛当先自右补阙入，后才迁为驾部郎中。《旧唐书·萧俛传》也记其于元和七年转司封员外郎（从六品上），九年改驾部郎中，并知制诰。《翰林院故事》此处所记乃又简又误。
类似情况，如亦为宪宗朝的张仲素，《翰林院故事》记自礼部员外郎充，丁居晦所记为元和十一年（816）八月十五日自礼部郎中充。按：清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曾有考，谓石柱题名于礼部员外郎无张仲素名，礼部郎中则有。又杨巨源有《张郎中段员外初直翰林报寄长句》（《全唐诗》卷三三三）。按：段文昌于元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与张仲素同时入，时为祠部员外郎，则杨巨源此诗诗题中“张郎中”“段员外”，即为张仲素、段文昌。诗题云“初直翰林”，而称张为郎中，可见丁居晦所记为确。由此可见，今存的《翰林院故事》，其后期为他人续作，其史料确切性不如韦执谊所作的前期。我们在研索贞元、永贞、元和时翰林学士在职期间的仕历，当应参据元稹、丁居晦所记及唐时其他史料，作综合的考辨。
关于元稹《承旨学士院记》
。
元稹，《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一七四有传，其生平事迹又见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
。他于德宗贞元九年（793）明经及第，年仅十五；后于宪宗元和元年（806）与白居易同应制举登科，元稹仕为左拾遗，白居易任京兆盩厔县尉。元稹于宪宗朝备受朝中宦官的排挤、打击，外贬近十年，至元和末入朝。穆宗因赏识其文才，于即位初，即元和十五年（820）五月，便任其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也就是相当于中书舍人，可以入中书省起草政府诏令。长庆元年（821）二月，又入为翰林学士，同时并任其为承旨学士。
元稹在任职期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与当时在宫中供职的文友多有文学交往，如与同为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李绅交友，时称“三俊”；与白居易关系更为密切，白居易于《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自注云：“予除中书舍人，微之撰制词；微之除翰林学士，予撰制词。”
白居易与元稹都注意于制诰文体的革新，白居易特赞许其为“制从长庆辞高古”
。二是元稹任学士承旨只半年后，即于长庆元年八月作此《承旨学士院记》。关于翰林承旨学士，唐时最先提出的是作于元和十四年（819）的李肇《翰林志》，但李肇仅云“元和已后，院长一人，别敕承旨，或密受顾问，独召对”。所述既略，且亦不确
。元稹所作此记，是唐时记述翰林承旨学士建置、职能最为齐备的，后即为《唐会要》、两《唐书》等所承袭。尤其较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即自首任郑絪起，至元稹前任杜元颖，对这十一位承旨学士，都一一记叙其官衔迁转的年月日，这是《翰林院故事》所未有的。如卫次公，《翰林院故事》仅列于德宗朝，只记为“补阙内供奉充”一句。而元稹所记为：“元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兵部侍郎入院充。七月二十三日，加知制诰。四年三月，改太子宾客出院，后拜淮南节度使。”两《唐书》本传也未有如此确切的记载。《翰林院故事》于李吉甫、裴垍都只列姓名，未记其事，元稹所记则如上述卫次公那样，都有具体的年月日记载。这样做，应当说对后来文宗时的丁居晦有很大的启示（详后）。
又，元稹自署为“长庆元年八月十日记”，并称所记为“十七年之间，由郑至杜”，即永贞元年（805）至长庆元年（821），由郑絪至杜元颖，共十一人。杜元颖于长庆元年二月十五日出院，任相，元稹接任为承旨学士，而元稹后又于同年十月十九日改为工部侍郎出院，则此《承旨学士院记》所记元稹，非其本人所记。又，现存的《承旨学士院记》，于元稹后，又有李德裕、李绅、韦处厚三人。这三人任承旨之职，都在元稹之后，则正如《直斋书录解题》所说，“盖后人所益”（卷六，职官类）。韦处厚出院在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十七日，则续记此三人当在文宗即位后不久，可能在大和元年（827）或稍后。由于距长庆时间较近，故虽非出自元稹之笔，但其史料可靠性还是较强的。如韦处厚《承旨学士院记》有云：“长庆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以侍讲学士权知兵部侍郎，知制诰，赐紫金鱼袋为翰林学士充。”即韦处厚原为翰林侍讲学士。按唐惯例，侍讲学士是不能直接任翰林承旨学士的，因韦处厚得到敬宗信重，故敬宗于长庆四年（824）正月即位不久，即于该年二月，使韦处厚由侍讲学士改为学士，并任承旨
。而后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记韦处厚于长庆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为兵部侍郎、知制诰时，仍“依前侍讲学士”，后则又记为“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加承旨”。这就是说，韦处厚仍为侍讲学士，而于长庆四年十月接为承旨。这一方面与侍讲学士不能任承旨之通例不合，另一方面，又与《旧唐书》有关记载不合。《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于长庆四年三月记韦处厚奏议，已称为翰林学士。由此则此《承旨学士院记》可订正丁居晦之误。又如李绅，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记为长庆二年二月十九日以中书舍人为承旨，而后接云：“三月二十七日，改中丞出院。”即任承旨只月余。而《承旨学士院记》则记其出院为长庆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按：李绅有诗《忆春日太液池亭候对》
，题下自注：“长庆三年。”即长庆三年春李绅尚在宫中值班。由此可证《承旨学士院记》为是，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所记“三月二十七日，改中丞出院”，“三月”前当漏记“三年”二字。
不过元稹所记也有误，如记第一位承旨学士郑絪，谓“贞元二十一年二月，自司勋员外郎、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充”。按：据《旧唐书》卷一四《顺宗纪》，德宗于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癸巳卒，顺宗即位，同年八月，顺宗又因病传位于太子李纯，即宪宗接位，并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郑絪乃于宪宗接位后首任其为承旨学士的，元稹于前记中也明确记为：“宪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贞元年即大位，始命郑公絪为承旨学士，位在诸学士上。”不知何以出现前后矛盾。元稹自己当不会出此错误，可能原作为“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后传抄、传刻中将“八”字讹为“二”字。
关于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
。
丁居晦，两《唐书》无传。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九据《文苑英华》，谓长庆二年（822）进士试题为《琢玉诗》，而《全唐诗》卷七八〇于丁居晦名下有《琢玉》一诗，因系于长庆二年进士及第。又据《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及卷一六七《宋申锡传》，丁居晦于大和五年（831）二月，在拾遗任。其早期仕迹，其他皆不详。此后，即据其《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按：下文简称为丁《记》），于大和九年（835）至开成五年（840）曾先后两次任翰林学士之职。可以说，如无此丁《记》，则唐代翰林学士就无丁居晦之名。
据丁《记》，丁居晦于大和九年（835）五月三日自起居舍人、集贤院直学士充，同年十月十九日又为司勋员外郎。按：前据《旧唐书·宋申锡传》，丁居晦大和五年时任拾遗，拾遗官阶为从八品上，起居舍人、司勋员外郎为从六品上，则丁《记》所记当与其仕历合
。丁《记》又载其后于开成三年（838）十一月十六日以御史中丞出院，而第二年（即开成四年，839）闰正月又以御史中丞入为翰林学士，五年（840）三月十三日迁为户部侍郎、知制诰，不料于同月二十三日卒，赠吏部侍郎。按：《全唐诗》卷五四五有刘得仁《哭翰林丁侍郎》诗，有云：“应是随先帝，依前作近臣。”据《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文宗于开成五年正月四日卒，武宗立，丁居晦既于开成五年三月卒，此前好几年在宫中任翰林学士之职，故刘得仁在悼诗中称“应是随先帝，依前作近臣”。又，丁居晦在任职期间，刘得仁又献有好几首诗，如《山中舒怀寄上丁学士》、《奉和翰林丁侍郎禁署早春晴望》、《上翰林丁学士》（均见《全唐诗》卷五四五），其《上翰林丁学士》有“官自文华重”“儒流此最荣”句，可见当时文士对翰林学士极高的赞誉。按：刘得仁多次应举，皆未能及第，其与丁居晦诗，多寄望其为之荐举。又李商隐有《为濮阳公与丁学士状》，乃李商隐于开成四年春代王茂元作。时王茂元为泾原节度使，因久驻边镇，颇想入京任职，故由李商隐代笔，致书与丁居晦，亦请为其助援
。由此可见翰林学士当时在社会上的声望，颇值得注意。
丁《记》之史料价值，一为时段长，二为记事确，兹分别概述。
元稹的《承旨学士院记》，虽所记官秩迁转较具体，但仅为宪、穆两朝（805—824），且只限于承旨，只十五人；韦执谊《翰林院故事》也只到宪宗元和末。丁《记》则自玄宗开元后期翰林学士建置开始，至懿宗咸通末，历时一百三十七年；所记学士虽有缺漏（详后），但有唐一代所记翰林学士，丁《记》是最多的，约一百八十人。又如文宗大和时袁郁，开成时敬暤，宣宗时严祁，懿宗时张道符、侯备、裴璩、卢深等，他书均未有记，而丁《记》则都记有其入院、出院及官秩之迁转。如无丁《记》，则唐翰林学士皆无其名。丁居晦自谓作此壁记在开成二年（837）五月十四日，则文宗后期及武、宣、懿三朝均为后人于壁上续补，即承袭丁氏之例，故仍有齐全、确切的特点。丁《记》史料的确切性，可述者甚多，今略举数例，供参阅。
沈传师，宪宗朝翰林学士，丁《记》所记为：元和十二年（817）二月十三日，自左补阙、史馆修撰充；十三年（818）正月十三日，迁司门员外郎；十五年（820）正月二十三日，加司勋郎中；闰正月二十一日，加兵部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二月二十四日，迁中书舍人。按：沈传师，杜牧曾为其作有行状，即《唐故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沈公行状》
，文中叙其制科登第后，“授太子校书，鄠县尉，直史馆，左拾遗，左补阙，史馆修撰，翰林学士。历尚书司门员外郎，司勋、兵部郎中，中书舍人。”丁《记》所记官秩迁转，与杜牧所作《行状》相合。杜牧与沈传师相交甚深，其记事亦当确切，但杜牧于此处所记，皆未系年月，丁《记》又可补正《行状》。又《旧唐书》卷一四九《沈传师传》，于此段仕历，则记为：“授太子校书郎，鄠县尉，直史馆，转左拾遗，左补阙，并兼史职。迁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将翰林学士列于最后，而据丁《记》与杜之《行状》，沈传师自左补阙、史馆修撰即召入为翰林学士，司门员外郎、知制诰乃在职期间所迁之官秩。由此可见，丁《记》既能与同时人所作之《行状》相印证，又可补正《旧唐书·沈传师传》之差讹。
另一种情况是丁《记》与当时的制文相合。如裴谂，丁《记》有云：“会昌六年六月二日，自考功员外郎充，八月十九日，加司封郎中。”于此，崔嘏有《授裴谂司封郎中依前充职制》（《全唐文》卷七二六），称“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裴谂”，也就是裴谂在任翰林学士期间，由考功员外郎升迁为司封郎中，与丁《记》所叙完全相合。据《旧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崔嘏于武宗会昌时即任中书舍人，也与丁《记》所记之会昌六年（846）合。又如宇文临，附见于《旧唐书》卷一六〇其父宇文籍传，仅一句：“大中初登进士第。”未记其为翰林学士事
。据丁《记》，宇文临曾两次入院，第一次为：“大中元年闰三月七日，自礼部员外郎充；其年四月，守本官出院。”第二次为：“大中元年十二月八日，自礼部郎中充。”对此，崔嘏也有制文，即《授宇文临礼部员外郎制》、《授宇文临翰林学士制二首》（《全唐文》卷七二六）。其第二首制文明确称为“礼部郎中宇文临”，即第一次以礼部员外郎入，第二次以礼部郎中入。又如萧寘，两《唐书》无专传。《旧唐书》卷一七九《萧遘传》、《新唐书》卷一〇一《萧复传》仅叙及一二句，而均未提及其曾为翰林学士。丁《记》记其“大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自兵部员外郎充”，这又与崔瑶《授萧寘充翰林学士制》（《全唐文》卷七五七）合，此制即称其为“朝议郎、行尚书兵部员外郎萧寘”。制文是当时的官方文书，也可以说是国史实录，由此也可见丁《记》史料性之确切。
又一种情况是丁《记》所记与金石类著作合。如柳公权，于穆宗即位初曾被召入为翰林侍书学士，这是唐朝唯一以书法擅长而被召入，并以翰林侍书学士命名的。据丁《记》，他曾三次入院、出院。第三次是文宗大和八年（834）十月十五日入，仍为侍书学士，所带官衔为兵部郎中、弘文馆学士；后大和九年（835）九月十二日，由侍书再加翰林学士之名。之后又累有迁转，至开成二年（837）四月为谏议大夫、知制诰；三年（838）九月十八日又迁工部侍郎、知制诰。今查宋欧阳棐所辑《集古录目》卷一〇，有《柳尊师墓志》，署为“翰林学士、谏议大夫柳公权撰并书。……碑以开成二年立，在华原县”；又有《赠兵部尚书李有裕碑》，署为“中书舍人李景让撰，工部侍郎、知制诰柳公权书。……碑以开成四年立”
。其结衔与年份，均与丁《记》相符。金石录也是实录性著作，具有文物考古性质，由此也正可佐证丁《记》之史料价值。
丁《记》所记，大多记有年、月及日，此又可以从史书中得到印证。如文宗时郑覃，丁《记》记其于大和“七年六月十六日，改御史大夫出院”。今查《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大和七年（833）六月壬申，“以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郑覃为御史大夫”。按：据《旧纪》，该年六月丁巳朔，壬申恰为十六日。又如懿宗时翰林学士路岩，丁《记》记其于咸通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按：《新唐书》卷六三《宰相表》，咸通五年“十一月壬寅，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岩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
，咸通五年（864）十一月甲申朔，壬寅即十九日。
丁《记》也有缺漏。首先是受当时政事的影响，有意未列几个翰林学士之名。按：丁居晦于开成二年（837）作此记，而在此之前，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发生甘露事变，当时任相的王涯、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及时任翰林学士的顾师邕，均为宦官所杀。按：王涯于德宗、宪宗两朝曾任翰林学士，李训、郑注则于文宗大和后期为翰林侍讲学士。开成年间，正如《通鉴》卷二四六开成三年正月所云：“承甘露之乱，人情危惧，宦官恣横。”丁居晦当因忌讳，未列王涯、李训、郑注、顾师邕，这也是史料因受政治事件之牵累而削弱其真实性之一例。
其次可能因一些客观原因，在记叙中有所缺漏。如李绛，于宪宗元和二年（807）四月八日入，其间官秩有所迁转，元和五年（810）五月五日加司勋郎中，依前知制诰，而后却记谓：“十二日，迁中书舍人。”即仅隔数日，又由司勋郎中迁为中书舍人。而丁《记》之前，元稹《承旨学士院记》已有记，为：“（元和）五年五月五日迁司勋郎中、知制诰，十二月正除。”正除即由知制诰正式转为中书舍人。又《通鉴》卷二三八元和五年十二月，亦记李绛因受宪宗的信重，“己丑，以（李）绛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由元稹《壁记》及《通鉴》，可确证李绛转授中书舍人在十二月，丁《记》此处之“十二日”应作“十二月”。又如杜元颖，丁《记》：“元和十二年□月十三日自太常博士充。二十日，改右补阙。□月十八日，赐绯。”有两处空缺。特别是丁居晦于开成二年五月作此记，在此之后则缺漏更多，如武宗朝之韦琮、魏扶，有记其入院及迁转，但未记其何时出院；懿宗朝刘承雍，仅云“咸通十四年十月贬涪州司户”，但未记其何时入院。懿宗朝后期，如崔瑑、李溥、豆卢瑑，则仅记其姓名，未有记事。可能懿宗之后僖宗时，黄巢起兵，后长安被占，宫中焚毁，翰林学士院中文献当亦有散佚。实则按现有史料，对上述诸人事迹，仍可补辑。现举魏扶为例。
按：魏扶为武宗朝翰林学士，丁《记》记其于会昌二年（842）八月八日自起居郎充，后历经迁转，记云：“（四年）九月四日，拜中书舍人，依前充。”未记出院。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也指出：“此未言何时出院，漏也。”但岑氏未有考补。今按：《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大中元年（847）有云：“三月丁酉，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亦载：“大中元年正月，礼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
又宋钱易《南部新书》戊卷：“大中元年，魏扶知礼闱。入贡院，题诗曰：‘梧桐叶落满庭阴，锁闭朱门试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前心。’”
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二乃据《唐诗纪事》系魏扶于此年知贡举。按唐科举惯例，知举者多于前一年秋冬，任为礼部侍郎或相应官职，第二年初主持考试
。而翰林学士不能知举，须先出院，任新职，乃可于明年春初知贡举。如此，则魏扶当于会昌六年（846）秋冬由中书舍人改任礼部侍郎出院，于明年即大中元年知举。又李商隐弟羲叟亦为大中元年进士及第（见《登科记考》卷二二），李商隐特为作诗上献魏扶，题为《喜舍弟羲叟及第上礼部魏公》（《全唐诗》卷五四〇），中云：“国以斯文重，公仍内署来。”内署即翰林学士院。李商隐又有《献侍郎钜鹿公启》
，亦有云：“窃计前时，承荣内署。”李商隐明确提出魏扶在此次知举前为在翰林学士院供职。由上述诸种材料，可补丁《记》之不足。
以下拟分叙石刻、制文等史料。
石刻的史料价值，宋欧阳修在其《集古录目序》中，认为“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
。后赵明诚在其《金石录》自序中更进一步提出，过去史书所载君臣行迹，“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牴牾者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我们现在考析唐翰林学士生平事迹，除两《唐书》等史书外，自宋至清的石刻书目及近数十年来出土的文献材料，很值得使用。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前面在论述丁《记》时已有述及，今再略举数例。
吕向与尹愔是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建置的最早两位翰林学士，韦执谊《故事》与丁《记》虽都有记，但均甚简。如吕向，皆云自中书舍人充，后出院为工部侍郎，但何年出院，都未有记。《新唐书》卷二〇二本传也仅云“再迁中书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赠华阴太守”。今查宋佚名《宝刻类编》（粤雅堂丛书本）卷三，录有吕向所作碑目五件，其中《龙兴寺法现禅师碑》，天宝元年（742）九月立；《长安令韦坚德政颂》，天宝元年；《寿春太守卢公德政碑》，天宝二年（743）建。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一册有《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驸马都尉中山郡开国公豆卢公（建）墓志铭并序》
，署为“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侍皇太子及诸王文章、集贤院学士吕向撰”。据文中所记，豆卢建卒于天宝三载（744）三月二十四日，同年八月葬，则此时吕向既带有中书舍人官衔，则尚在翰林学士任。其出为工部侍郎，当在天宝三载或稍后。又尹愔，韦、丁所记仅一句，即自谏议大夫入。《新唐书》卷二〇〇《儒学传·赵冬曦传》后附载其事，也仅云：“开元末卒，赠左散骑常侍。”今查宋佚名《宝刻类编》卷三，于唐韩择木所书诸项，有《左散骑常侍尹愔碑》，下云：“吴巩撰，八分书，开元二十八年，京兆。”其左散骑常侍，即《新唐书》所记卒后赠官，可以互证，由此并可确定其卒当在开元二十八年（740），任翰林学士约两年。由此两例，可见石刻著录是可证实吕向与尹愔确为唐开元时最早的翰林学士。
又如肃宗时翰林学士赵昂，两《唐书》无传，《翰林院故事》记为肃宗至德以后第四人，云：“自太博充，祠外又充，卒于驾外。”丁《记》无，当为缺漏。《全唐文》卷六二二载其文两篇：《浮萍赋》、《攻玉赋》，也看不出时间。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九则录有《故朝议郎行内侍省内侍伯上柱国刘府君（奉芝）墓志铭并序》，下署“宣义郎、行左金吾卫仓曹参军、翰林院学士赐绯鱼袋赵昂撰”。据文中所述，刘奉芝卒于上元元年（760）十二月十九日，葬于上元二年（761）正月十一日。此时赵昂已为翰林学士，则其入院当在此之前。又据《旧唐书·职官志》，仓曹参军官阶为正八品下，而太常博士为从七品上，如此，则赵昂当先由仓曹参军入，再迁为太常博士，后又迁为祠部员外郎（从六品上）。此又可纠正《翰林院故事》记赵昂“自太（常）博（士）充”之误。按：赵昂所撰刘奉芝墓志，《全唐文》未收。又如同为肃宗朝翰林学士的潘炎，《全唐文》卷四四二载其文十七篇，绝大部分为赋。今查三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全唐文补遗》（第七辑）收有潘炎所作高力士墓志，对高力士一生及唐玄、肃两朝政事均有研究价值，而《全唐文》亦未收。此文署“尚书驾部员外郎、知制诰潘炎奉敕撰”，文中称高力士卒于宝应元年（762）八月八日，二年（763）四月十二日葬。则此时潘炎所带官衔与《翰林院故事》所谓“自左骁卫兵曹充，累改驾中，又充，中人又充，出守本官”不合，可进一步考证
。
又如代宗时于益，《翰林院故事》记为：“自驾部员外充，大谏又充，卒。”丁《记》则仅列姓名，未记其事。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九三著录有《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赠太子宾客白公神道碑铭并序》，下署：“朝议郎、行尚书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赐绯鱼袋于益奉敕撰。”并记为“永泰元年三月廿四日建”。永泰元年为公元765年，为代宗即位后之第四年。按：此文亦载于《全唐文》卷三七一，但未有如《金石萃编》所署撰者姓名及官衔。而据《金石萃编》，则可确知于益于永泰元年三月已为翰林学士，所带官衔为礼部员外郎，此又可补正《翰林院故事》。
另如懿宗时李骘，还可将出土资料与书面文献结合，作综合的考察。正如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治学成就，概括为三点，其中之一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李骘，两《唐书》无传，如无丁氏所记，则不知懿宗朝有这一翰林学士。丁《记》记李骘于咸通七年（866）三月自太常少卿入，同年七月迁中书舍人，九年（868）五月十六日出为浙西观察使。按：《千唐志》载有《亡室姑臧李氏墓志铭并序》，署“进士清河崔晔撰并书”，中云：“亡室姓李氏，讳道因，其先陇西成纪人。曾王父侨，官终相州成安令，娶清河崔庭曜女；王父应，官终岳州巴陵长，累赠户部尚书，娶清河崔少通女；显考骘，自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出拜江西观察使，薨于位，赠工部尚书。”由此可考见李骘望籍与家世。值得注意的是，志文记李骘出院，为任江西观察使，异于丁《记》之浙西观察使。按：《全唐文》卷七二四载有李骘《题惠山寺诗序》，文末署为：“咸通十年二月一日，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中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兼洪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骘题记。”此云咸通十年二月一日，正与丁《记》咸通九年五月出院合，而自署则记为在江西任。又唐末昭宗时黄璞，所作《王郎中传》（《全唐文》卷八一七），记王粲于咸通三年（862）进士及第，后历仕中外，“李公骘时擅重名，自内翰林出为江西观察使，辟为团练判官”。晚唐五代时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海叙不遇》条，记有：“胡玢，不知何许人，尝隐庐山，苦心于五七言。……玢与李骘旧交，骘廉问江西，弓旌不至。”
直至宋王谠《唐语林》卷四记崔铉事，也提及“江西李侍郎骘”
。《全唐文》及笔记《唐摭言》、《唐语林》等所载，与《千唐志》所录参证，可见丁《记》之“浙西观察使”应为“江西观察使”。
当然，过去的金石文献，也并非全部可信，我们今天作研究，应当说有必要也有条件作综合的考核。如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于柳公权大和二年至五年间任翰林侍书学士时段，曾引《集古录目》：“《唐王播碑》……翰林学士承旨柳公权书……碑以大和四年正月立。”《金石录》卷九亦著录，建立年月同。岑氏考谓，此时柳公权尚为侍书学士，侍书学士与翰林学士有异，不能出任承旨，且此时任承旨可确定者为王源中。岑说是。又宋陈思《宝刻丛编》卷七引《集古录目》，有《唐左威卫将军李藏用碑》，云“唐礼部侍郎翰林学士王源中撰”，“碑以大和四年立”。《新唐书》卷一六四《王源中传》，其仕历从未有礼部侍郎，而在翰林学士任期，则为“累转户部郎中、侍郎”。又据丁《记》，大和二年（828）十一月迁为户部侍郎、知制诰，八年（834）四月出院。另，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有云：“唐制，翰林学士本职在官下。”清叶廷琯曾援引宋李心传《旧闻证误》，谓唐时翰林学士职务有在官上，有在官下，未有定制，其中曾引及王源中所撰《李藏用碑》，称“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
。这较《集古录目》所载为详，当为南宋时尚存世的原件。又《全唐文》卷六九三有李虞仲《授学士王源中户部侍郎制》，中称“可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依前充翰林学士”，也为一明证。由此可见，书面资料也可订正金石文献。
关于制文，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引颜师古云，制书乃“天子之言”
，就是以皇帝的名义所发的公文。李肇《翰林志》称“凡王言之制有七”：即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慰劳制书，四曰发白敕，五曰敕旨，六曰谕事敕书，七曰敕牒。唐时这些制文，不一定全由翰林学士撰写，不论是开元前期或开元二十六年建立翰林学士后，有很大一部分还是由中书舍人或他官兼知制诰撰写的。这些制文，以皇帝名义发布，又受当时朝政各种事故、纷争的影响，其内容不一定符合实际，但今天仍可从较广的角度加以研察。宋初编纂大型诗文总集《文苑英华》，对制诰这一文体甚为重视，书中于卷三八〇至四一九，编有“中书制诰”四十卷；卷四二〇至四七二，编有“翰林制诏”五十三卷，可见其含量之重。此外又如《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及唐人别集中，还有《文苑英华》所未收的。当然，《文苑英华》关于“中书制诰”“翰林制诏”的分类也有不确切处，如“翰林制诏”中，有南朝时沈约、徐陵，唐前期有苏颋、孙逖、张九龄等，都不是翰林学士。但其中某些分类，对我们研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之职能分工，仍提供有用的史料。如卷三八四，“中书制诰”五，专列授翰林学士制文，其中薛廷珪《授起居郎李昌远监察陆扆并守本官充翰林学士制》，是证实李昌远于昭宗时为翰林学士之唯一材料。按：李昌远，两《唐书》无传，《新唐书》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二上，虽亦有李昌远名，但时代不合，非同一人。据《旧唐书》卷一七九《陆扆传》，陆扆于昭宗大顺二年（891）三月以监察御史召充翰林学士，与薛廷珪制文所记“监察陆扆”合，李昌远既与陆扆同制，则当亦于同时入院，此前已任起居郎。
又，《文苑英华》此卷所载授翰林学士制文，不仅为上述薛廷珪所作李昌远制提供具体事迹的史料，我们还能就其对翰林学士职能的评论，见出中晚唐时对翰林学士社会作用的看法。如崔嘏《授萧邺翰林学士制》，前云“吾内有宰辅重德，作为股肱，外有侯伯众才，用寄藩翰”，后云“至于参我密命，立于内庭，即必取其器识宏深，文翰遒丽”，于是认为“此所以选翰林学士之意也”。把翰林学士的作用、地位与朝中的宰相、外藩的节镇并提。杜牧《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文儒守礼部员外郎充翰林学士等制》，认为之所以“拔出流辈，超侍帷幄”，并不仅是“以文学止于代言，亦乃密参机要，得执所见”；这才是“禁署之内，用才尤难”（李虞中《授学士路随等中书舍人制》）。正像崔嘏特别提出的那样，翰林学士乃“参宥密之命，处侍从之地”（《授沈询翰林学士制》），“以备顾问，以参周旋”（《授宇文临翰林学士制》）。这也正如杜黄裳为顾少连所作神道碑
，称顾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乃“赞丝纶之密命，参帷幄之谋献”。我们研究翰林学士的职能与作用，确可将制文与碑传、行状等结合起来，加以阐释。另外还可注意的是，《文苑英华》此卷所载白居易《授元稹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制》，文中特别提及元稹在任祠部员外郎、知制诰时，即注意制诰文体的改革，“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引之而成纶綍，垂之而为典训”。这也如同卷元稹《授学士沈传师加舍人制》所提出的，草制时要使“语言与三代同风”。这也可与白居易为元稹所作的墓志参看：“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
白居易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中有云：“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
将长庆时制文的演变与元和诗作的革新并提，这可结合元稹《制诰自序》
，作进一步研究。
现存制文还有值得注意的，如宣宗时翰林学士沈询，据丁《记》，大中元年（847）五月入，二年（848）十月二日，以起居郎、知制诰出院，后迁为中书舍人。《全唐文》七六七载有其几篇册授宰相的制文，参照《新唐书》卷六三《宰相表》，其《崔铉魏扶拜相制》，当在大中三年（849）四月；《魏謩拜相制》，当在大中五年（851）；《授裴休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判盐铁制》，当在大中六年（852）八月。按：李肇《翰林志》及两《唐书》职官、百官志，授相制文应由翰林学士而不应由中书舍人撰作，而沈询连续作此三制，都在出院后中书舍人任上。可与此对照的，是昭宗时翰林学士李磎，《全唐文》卷八〇三载其文一卷，中有制文二十五篇，是唐末僖、昭两朝翰林学士所撰制文存世最多的。这二十五篇，除《授吏部侍郎徐彦若御史中丞制》官阶较高外，其他多为中下阶官，如外地中下州刺史、节度判官，甚至县令、县尉等。由翰林学士草撰这些制文，似也不合通则。又如李肇《翰林志》所论“王言之制有七”，一为“立后建嫡”。立后即册封皇后。《文苑英华》卷四四六“翰林制诏”二十七“皇后册文”，载杨钜《册淑妃何氏为皇后文》。《旧唐书·昭宗纪》载光化元年（898）“四月庚子，制淑妃何氏宜册为皇后”。杨钜此时在翰林学士任
。而《文苑英华》同卷又载有钱珝《册淑妃为皇后文》，钱珝时则为中书舍人
。如此，则册后制文也可由中书舍人撰作。这里提及的几项例子，对研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的职能分工与历史变化，很有价值。
我们从较广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研究唐代翰林学士，则可利用的文献史料就更为丰富。尤其是过去往往为人忽视的材料，用新的视角加以探索，更能做出合乎历史实际的评析。如唐五代的笔记，过去往往将其与小说合称，称笔记小说。有些就从单纯的历史角度加以判断，认为不足为据。如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白敏中条，曾引及《剧谈录》、《唐语林》的有关记载，评为“说部多误，往往类此，不可轻信”。当然，唐五代时一些杂史、笔记，出于传闻，确有不实之处。如宣宗时有翰林学士韦澳，两《唐书》本传、《通鉴》、《唐诗纪事》（卷五〇）、《登科记考》（卷二一），及笔记《幽闲鼓吹》、《唐语林》、《东观奏记》等多有所记，可资参证。但《唐摭言》有一处云：“韦澳、孙宏，大中时同在翰林。”（卷一五）后并详记宣宗“在太液池中宣二学士”。实则遍核材料，宣宗时并无孙宏为翰林学士者。又如作于僖宗中和年间的孙棨《北里志》，其郑举举条有记当时翰林学士郑彀与一些文士在长安平康里夜宴欢聚之事，岑仲勉《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则以郑彀为郑縠，定为僖宗时翰林学士。实则无论郑彀或郑縠，都未记有翰林学士的材料。且按唐时规矩，翰林学士不可能到歌妓所居地。《北里志》此处所记只是一种趣闻。但笔记小说中确也有他处未见的材料，极可注意。如《太平广记》卷一九九《刘瑑》条，记刘瑑于大中时为翰林学士，深受宣宗信重，且录有宣宗所颁的制文，文末注云：“出郑处诲所撰刘瑑碑。”经查《全唐文》，无郑处诲此文，他处也未见。按：《全唐文》卷八〇有宣宗《授刘瑑平章事制》、《授萧邺监修国史刘瑑集贤殿大学士制》，与《太平广记》所载均不同，则郑处诲所作碑文之宣宗制词，还可补唐时诏令。又如僖宗、昭宗朝翰林学士李磎，五代末北宋初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其书卷六谓司空图撰有李磎行状，并录有李磎著作，云：“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志》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论语》一部，《明无为》上下二篇，《义说》一篇。仓卒之辰，焚于贼火，时人无所闻也，惜哉。”按：《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集部别集类，载有李磎《制集》四卷，《表疏》一卷，仅此两种。《旧唐书》卷一五七《李鄘传》附记其事，亦有云：“所撰文章及注解书传之阙疑，仅百余卷，经乱悉亡。”但未有如司空图所作行状一一胪列其书名。《李磎行状》现存司空图文集中未有，如无《北梦琐言》所记，则李磎著述及治学趋向，历史上就一无陈迹。
现有唐人诗文中，有关翰林学士资料则更为繁富，举不胜举，限于篇幅，这里略举一二。唐人所作文中记有翰林学士者，主要为行状、碑传、墓志、书启；唐诗中堪可注意的是学士在院中值班时所作及相互酬唱，另有其他人赠诗，从中可以看出翰林学士的文学活动及交往。如韦处厚于宪宗元和十一年（816）曾出任开州刺史，在开州作有《盛山十二诗》（见《唐诗纪事》卷三一，《全唐诗》卷四七九），为五绝十二首，颇有地方特色（按：开州所治即今重庆开县）。他返朝后，于穆宗长庆元年（821）任翰林侍讲学士，曾将此诗转交京中友人，由此而和作者多人。韩愈于长庆二年（822）作有《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一文（《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谓“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有元稹、白居易等。韩愈特为提及：“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可见当时翰林学士文学交往的社会影响。又如宣宗时翰林学士李淳儒，曾有和于兴宗在绵州所作诗《夏杪登越王楼临涪江望雪山寄朝中诸友》，据《唐诗纪事》卷五三所载，当时和者有十余人。至于翰林学士在院中任职期间唱和之作，则更多，这里可提一下《元和三舍人集》。《唐诗纪事》卷四二录有王涯、令狐楚、张仲素若干首诗，后云：“右王涯、令狐楚、张仲素五言、七言绝句共作一集，号《三舍人集》，今尽录于此。”据丁《记》，此三人于宪宗元和中期曾同时任翰林学士，《唐诗纪事》所录，即在院中唱和之作。《唐诗纪事》云“尽录于此”，所录为八十八首，数量不少，但实际上并不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明抄本《唐人诗集八种》，其中即有《元和三舍人集》，其书目录完整，正编有残缺。据目录，全书共收诗一百六十九首，其中王涯六十一首，令狐楚五十首，张仲素五十八首，今所存则各有缺佚，但仍存有一百十九首，较《唐诗纪事》多出三十余首
。唐代翰林学士在院中唱和之作，有一百六十余首，且编有成集，传于后世，这是稀例，很值得作进一步研究。
其他如宋代类书，在史料方面也颇可参考。如宋王应麟《玉海》卷二〇一“辞学指南”门，引《中兴馆阁书目》，有陆贽《备举文言》三十卷，“摘经史为偶对类事，共四百五十二门”。此当陆贽在翰林学士任职期间所作，类似于工具书，以供撰制参鉴。这还可以元稹诗佐证：元稹有《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其中有“白朴流传用转新”句，自注云：“乐天于翰林中，专取书诏批答词等，撰为程式，禁中号曰《白朴》。每有新入学士求访，宝重过于《六典》也。”
可见《白朴》一书，当时已有流传。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三〇《白朴》条记云：“仆读元微之诗，有曰（按：见上引，略）。检《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无闻，每访此书，不获。适有以一编求售，号曰《制朴》，开帙览之，即微之所谓《白朴》者是也。为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勋阶等，中卷制头、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将、相、刺史、节度之类。此盖乐天取当时制文编类，以规后学者。”由此，则《白朴》一书至南宋尚存，可与《玉海》所记陆贽《备举文言》共参。《玉海》卷二〇二、二〇三“辞学指南”门，又备列“制”“诰”“诏”“表”“檄”等文体，有据唐翰林学士所撰文体作例的。另外，宋代类书，如《古今源流至论》、《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及明人《山堂肆考》，均有记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事例者，可备查检。
原载《文史》2004年第3辑，中华书局，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