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4年冬，我撰成《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在自序中曾说及，我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风貌，于是就先选择科举制度，想从科举入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以便从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来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序言中还写道：“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僚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在这之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戴伟华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执教于扬州师范学院时，曾撰有《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两部专著。我于1993年应邀为《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作序，序言中再次提及唐代的翰林学士与方镇幕僚。对前者，我较《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多说了几句，谓：“翰林学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旦败亡，则丧身破家。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分子。”

唐代士人参加地方节镇幕僚，人数很多，其在幕府的仕历对文人的生活道路与文学创作也很有影响。不少翰林学士在其早期，也曾做过方镇的文职僚佐。但翰林学士的社会地位与政治作用，是大大高于方镇幕僚的。唐朝翰林学士是文士参预政治的最高层次。在盛唐设置的这一颇有文采声誉的职位，一直延续到清朝末世，也就是20世纪初。作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一种重要现象，作为封建时代文人的必然就仕之途，科举制与翰林院，进士与翰林学士，是研究唐至清一千二三百年历史文化所不可回避的。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翰林学士研究却不如方镇幕府研究成果多，工夫扎实。已有的论著，则大多属于史学研究，有些则偏向于宏观角度，对唐代翰林学士的政治作用作过高失实的估价。这当然还可另作专题探讨。问题是，很长时期，还没有像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唐代幕府与文学那样，把重点放在当时文士即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与心理状态，并以此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以便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进展的文化环境。

正因如此，现在我们对唐代翰林学士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从我个人的治学思路着眼，我现在研究唐代翰林学士，则注意这样两点：一是把重点放在当时文人参预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态，从而以较广的社会角度来探讨唐代的文人生活及文学创作；二是着重于个案研究，避免笼统而又不适当的所谓宏观概括。就第二点而言，我想按不同的时段，来探索翰林学士群体在不同时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世态，并对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某种典型性的剖析，然后可以作出总体性的、有学术价值的结论。

从以上的考虑出发，近几年来我就计划作“唐翰林学士传论”的专题项目，为有唐一代二百几十个翰林学士一一立传，这可能更有助于提供全面情况，也可为整个中国古代翰林学士研究提供一个文史结合的实例。我在具体操作中，尽可能扩大史料的辑集面，除两《唐书》及《全唐诗》、《全唐文》等基本材料外，还较广泛地涉及诗文别集、杂史笔记、石刻文献等。这样做，既可纠正史书中的某些误载，又可从这二百余位翰林学士经历中获取值得思考的历史文化现象。

这里所说的“纠正史书中的某些误载”，其主要内容为纠正《旧唐书》、《新唐书》的错失。应当说，两《唐书》是研究唐翰林学士的基本史料，但大约由于编纂、传刻中的客观原因，两《唐书》在记叙翰林学士事迹时多有舛失，特别是中晚唐，两《唐书》中纪、志、表、传，经常出现误记、漏载现象。遗憾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几乎都未有校正。本书上编《唐翰林学士记事辨误》一文，对两《唐书》之讹误曾有所纠正，但限于篇幅，只能例举。现在通过这二百几十位翰林学士传记的撰写，就可对其差错作全面的梳理指正。我想，这对以后两《唐书》的重新整理校点，会有所佐助。

给唐代二百几十位翰林学士一一立传，应当说有较为充分的史料意义。唐代记述翰林学士的史书，主要是中晚唐时期韦执谊的《翰林院故事》、丁居晦的《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这两部书提供了学士们任职期间的原始材料，很有史料价值。有些翰林学士，两《唐书》无传，其他书上也无记；有些虽两《唐书》有传，但未记其曾任翰林学士，如此，则如无韦、丁二书，就不能提供翰林学士实际姓名。但韦、丁二书，所记过于简略（间有疏误），只记学士入院、出院时间（有时记有年月），及在院期间所带的官衔。这对研究翰林学士的政治职能及社会作用是极不够的。现代学者、史学界前辈岑仲勉先生曾对丁居晦《壁记》作有注补，但也仅对任期的年月、官阶的迁转作简括的考证。而我们现在则需要全面了解这些学士的生平行迹、参政方式、生活心态、社会交流，这样才能对这一较高层次的文化群体有一个总体把握。本书尽可能扩大史料的辑集面，并对韦、丁二书及中唐时另一专著，即元稹的《承旨学士院记》加以补正，作此传论。希望这样做，既可纠正过去史书中的某些误载，又可从这二百余位翰林学士经历中获取值得思考的历史文化现象。

本书为翰林学士撰传，并不全面记述其一生事迹，因为这些学士大部分于两《唐书》中有传，不必重复。本书所撰，重点有二：一是其任职期间的表现，包括参预政治、草拟诏诰，以及任职时的生活状况、心态，及与其他文士的文学交往；二是入院前的仕历。因为过去史书所记，其早期仕迹甚为简略，有些则根本无记，实则其早期经历，尤其是早期的文学交游，对其入院很有影响，有必要加以考述。至于出院以后的仕历，一般都做大官，与翰林学士关系不是太大，就略加概述，不作细考。

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九篇论文，虽各为专题论文，现辑集在一起，可以提供唐翰林学士史料基础、政治职能、文学活动等整体研究情况，其涵盖面则为盛唐到唐末，可谓有唐一代。下编则为自玄宗至敬宗朝共七十多位翰林学士的传记。最后附《唐翰林学士年表（玄宗—敬宗朝）》，则根据传中所考，按年编排，逐年记载学士入院、出院年月，及官阶迁转（有年龄可考者，于姓名下用括号、阿拉伯数字标明其年龄）。这虽为各传所考的结语，实则可从时间进度观察翰林学士任职及变迁的整体情况，类似于编年史的体裁，有为单篇传记所未及的长处。

近几年我从事唐代翰林学士与文学的研究，发表若干篇论文，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得到首肯。《文学评论》 2005年第4期刊有陶文鹏、张剑两位学者一篇书评（《评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就特别提及我的这方面研究，认为我的研究“鲜明地体现出著者善于文史结合、从人生状况和心理状态角度把握问题的功夫”，“使我们感到可从唐代的翰林学士这一角度，研究唐代士人的从政心理及其所遭致的不同境遇，拓展和深化唐代文学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鼓励，我确实更有信心来做此事，同时我更想起司马迁在其《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三〇）中所引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也促使我以主要精力来作有唐一代二百几十位翰林学士传。两《唐书》除“儒学”专传外，又各列有“文苑”“文艺”传，我希望也为当前唐史研究补一“翰学”传，以使唐翰林学士自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建置起，至唐末哀帝天祐四年（907），有一个完整的列传全书。这也算是新世纪所补作的一种唐代史书，堪为自慰。

本书所列之传，可谓盛唐、中唐卷，即从玄宗朝起，至穆宗、敬宗朝，而一般习称，从文宗朝开始，即为晚唐。晚唐时期不仅时间长，约八十年，且翰林学士人数多，有一百五十余人，差不多为盛、中唐的一倍。不仅人数多，并且撰写难度大。因为这一时期，两《唐书》错失更多，而有关翰林学士的材料则少，如韦执谊《翰林院故事》、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那样的专书已未有。不过我已辑集材料，另可安排时间撰写。

我这里要特别感谢辽海出版社能豁然安排此书的出版，责任编辑还细心审阅，校正原稿中的错字。20世纪90年代，我与学界友人合作，撰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也承辽海出版社出版，后于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我的这部书，也可算是向辽海出版社的一个回报。

又，我于2004年被聘为郑州大学文学院兼任教授，关于唐翰林学士研究也得到郑州大学的科研资助，本书即为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成果。

2005年9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