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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月报》编辑部转给我一封读者的信，来信人说他不同意去年《读书月报》（第6期）上侯岱麟同志的“略谈三侠五义”一文中附带提到的对于《施公案》的评价。侯文中认为《施公案》与《荡寇志》一样，所写的是“刀尖指向人民，指向绿林好汉，刀刃砍断梁山泊英雄的脖子的反动内容”。这位读者认为《施公案》“通过施公的英明，众豪杰的勇敢，因此判断了一些最为复杂的案件，逮捕了一些令人发指的强盗”。他说他“非常喜爱它，把它像珍宝一样的藏在书箱里”。
《施公案》以及其他类似的公案侠义小说，解放前很流行，对读者的影响相当大，这位读者的来信就是一例。为了帮助这样的读者比较正确地对待这些小说，我想以《施公案》为例，来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的认识。
《施公案》共8卷97回，续集（不分卷）100回；其他还有二续、三续，有至四续的，但一般流传的是正集和它的初续。正集的作者各书都无记载，我所看到的聚锦堂藏板《施公案传》前有一篇序，序后有“嘉庆戊午年镌”字样，可知小说最晚在公元1798年即已成书了（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谓在1838年，不确）。初续刊于光绪二十年（1894）。
施公是实有其人的，名施世伦，康熙时任江苏泰州知州，后来督过漕运、勘察过陕西灾情等，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官，时人比之为宋代的包拯。关于他的事绩在民间广为流传。根据清代人的笔记，说他：“公平生得力全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盖二百年茅檐妇孺之口，不尽无凭也。”（据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小说根据施公性格的“不侮鳏寡、不畏强御”加以发挥，同时渗杂明代的《龙图公案》等书写成，其中有些情节大约也实有其事，但很明显，许多的奇案冤狱以及武侠豪霸是作者加上去的。
《施公案》一书的思想很复杂，侯岱麟同志把它与《荡寇志》等列看待，当然失之于简单，是应当引起读者怀疑的。我觉得，对于《施公案》思想内容的估价，要从小说的描写本身去看，同时也要结合小说产生的历史环境去看，这样才能得出比较恰当、公尤的结论。
施公治狱的一些情节，基本上是与《三侠五义》中包公审案的精神一致的，施公作为人民的理想人物而出现，在他的身上，作者寄托了智慧、刚毅与体察下情等等良好的品性。包公、施公等清官的故事之所以产生并且广泛地流传，是长期处于黑暗社会中的人民要求伸张正义、公道的精神的体现。在这里面，人民表示了自己的爱憎，表示了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判断。我想，包公、施公等故事的人民性，主要就是表现在这里（当然，《施公案》在这点上是远逊于《三侠五义》的）。
此外，《施公案》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小说写的是清朝康熙的时代，康熙曾被统治阶级称为“老佛爷”，他立朝的时期被誉称为“盛世”。但《施公案》所写的康熙时代，却一点不像盛世的样子。社会的动荡不安，冤狱的众多，官吏的贪污和无能，绿林好汉在各地的活动，像小说所写的，即使在北京城市，也有“盗匪”的踪迹。这那里像是盛世呢？小说所写的这些实际情况，把这个为统治阶级所虚饰的“盛世”幌子戳穿了。我觉得，施公断案的意义，与其说是表现了施公的英明，无宁说是通过这些层出不穷的案件以及皇亲国戚、恶霸豪强的鱼肉人民，点出了这个动乱的、罪恶的时代的真相。
但是，《施公案》一书有很多、很严重的缺点，其中甚至还包含有毒素。
我们在上面说过，《施公案》也写出了清朝动乱、罪恶的时代，这只是就作品的客观意义说的，并不是作者的主观意图。古典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常常会发生矛盾，有些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政治思想是落后甚至反动的，但他们忠于现实、忠于艺术，他们所描写的事物就能突破世界观的限制，而符合于客观真理。但也会发生另外一种情况，即是有些作家反动思想的作用过分强大，虽然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客观现实的影子，但绝大部分是歪曲现实的，他们的作品就变成为反动思想的体现和传声筒。《施公案》虽然还不像《荡寇志》那么反动，但它的确包含有过分浓厚的落后以及反动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作者忠于满清王朝的奴才思想，这表现在施公身上，也表现在黄天霸身上。
譬如续集第一回写施公升仓厂总督，出了北京往通州进发，在路上碰见两队运粮米的车夫打架，一些饥饿的老百姓就乘机把米抢了；施公非常恼恨，命令衙役把抢米的人都抓了来，每人重责三十大板，并且骂他们说：“你们这些无知的奴才，真正可恨！你们未从起意，私抢皇粮，也该想想国家法律，从南边运来米粮，俱是万岁爷爷养八旗兵丁之储，国家储运之物，那许尔等妄行私窃的道理！”又如八十五回写施公从山东赈济回朝，面见康熙，康熙可怜他身带残疾，就让他不必跪着说话，给他一个垫子坐着。施公听了，就连忙叩首，连说奴才谢主天恩，“谢罢又行到垫子上，不敢坐下，还是一条腿跪在垫子上，用腿垫着屁股”。这种奴才情态，令人恶心，但作者却是把这些作为施公的美德，而大加赞赏的。
黄天霸本是出身草泽的绿林好汉，施公大破莲花院，杀死了九黄和尚及12名“江洋大盗”之后，黄天霸激于朋友的义气，半夜入衙行刺，却被施公一席话说服了，从此“归化”了清朝。作者极力要把他写成《三侠五义》中南侠展熊飞那样武艺高强，体现除暴安良思想的英雄，但实际上，黄天霸的形象，却是一个心胸狭窄、高傲偏激、负尽江湖信义的小人。他与南侠不能相比。最明显的是正集第六十六回“标死武天虬，自刎朴天捣”一节，写施公从江都知县回京，半路上被好汉武天虬、朴天捣两人所擒。武、朴两人因施公杀害过许多“盗寇”，就想为朋友报仇，要把施公杀死。这时黄天霸本已离开施公回家，但因怕施公在路上出事，也就随后跟来。至武、朴两人山寨，见施公被绑，就力劝二人将施公放了。二人不答应。黄天霸就动武把自幼的结义好友害死了，并且还逼死了武、朴二人的妻子，这一节写得很惨，充分暴露了黄天霸为了往上爬，图得封妻荫子，使尽了一切卑鄙残酷的手段。小说后来也写道：因为他“负了江湖信义之真，逼死一家人的性命，江湖上的朋友，无不怨恨！”后来黄天霸除“盗寇”有功，为康熙所召见，在康熙前面卖弄武艺，尽力博得康熙的欢心，做到漕运副将的官职。这些，作者都是以肯定赞扬的态度来写的。
《施公案》最严重的缺点，是它对于绿林“强盗”的深恶痛绝的态度，作者往往歪曲他们的形象，把他们写成无恶不作专吃人心肝的野蛮人。其中如续集三十五回到三十七回，写红土坡于六、于七兄弟率领山寨喽罗抢劫官粮的一节，恶毒地歪曲和污蔑了农民起义的领袖。于七是实有其人的，他是清初山东一支农民军的领袖，声势很盛，康熙时与清朝军队经过几个月的苦斗，后来失败，逃亡不知所终（小说中，于六被官军打死，于七也是逃走不知下落）。小说中于七是作为反面人物来写的，跟于七对立的，是清王朝的官吏以及黄天霸等人，作者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在小说中虽然也写了施公、黄天霸除掉了不少的土豪恶霸，审清了不少的案件，因而救出了一些无辜受害的良民，但是写这些情节的总的目的，是要表扬康熙的如何圣明，施公的如何贤良。18世纪末正是各地农民起义重新走向高潮的时候，而19世纪末正是满清王朝摇摇欲坠、义和团兴起的前夜，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施公案》（以及《彭公案》等书），极力表扬了清朝君臣的贤明，要人民把希望寄托于圣君贤臣的身上，认为人民是无力的、软弱的，只有像施公那样的清官以及黄天霸那样的英雄才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这种意图和思想，在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有极大的消极作用的。
小说的艺术性也不高。人物没有个性，我们所看到的主要人物，像施公、黄天霸、关泰等人好像都不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语言也很贫乏，尤其是正集，文辞的粗陋，叙述的简疏，令人不堪卒读。虽然是长篇小说，也有几个主要人物作为贯串全书的骨干，但整个说来，结构极为松散。有些案子看起来错综复杂，但只是作者的故弄玄虚，没有现实基础，缺少生活的内在逻辑性。这些也都不能与《三侠五义》等书相比。《施公案》一书，单就艺术技巧而言，充其量也只是三、四流的作品。
但是为什么在解放以前有不少人读它，并且喜爱它呢？
大致说来有两个原因：第一，《施公案》虽然有浓厚的反动思想，但其中也确实写了对于土豪恶霸的惩罚。生活在黑暗统治下的人们，对这点是喜欢的。第二，“五四”以来，新文学固然有很大的发展，但它并不深入于广大的市民阶层以及工农群众之中。而他们是要求精神食粮、要求阅读文艺作品的，于是就找到了《施公案》等书。这些书写得通俗，又加以某些惊险的情节和曲折离奇的案件，也有相当的诱惑性，就能够吸引他们去看。我想，解放以前，一些公案侠义小说之所以充斥市场，获得群众的爱好，原因就在这里。至于现在，我们有了很多优秀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作品，还有许多杰出的思想艺术两皆高超的古代小说，就不需要也不应该再去看这些小说了。
原载《读书月报》1957年第4期，据以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