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作品——《儒林外史》近年来大量印行，受到广大读者的珍视。《儒林外史》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不仅在我国古典文学中是不可多得的，就是在世界文学中也是杰出的。

吴敬梓在1701年生于安徽省全椒县。他的家庭是一个所谓“名门望族”，但是传到他父亲时，家道已经中落；到了他自己手里，由于他轻视功名富贵，又爱周济别人，因此不到几年就把家产化光了。他在三十几岁离开了故乡，迁居到南京，中间到过安庆、芜湖、杭州等城市，最后于1754年在扬州死去。他的著作除了《儒林外史》，还有《文木山房集》，这是他的诗文集子；此外，他还有一些关于《诗经》的论著，可惜已经失散了。

吴敬梓中年以后生活是很贫困的，只靠卖文章和朋友的帮助度日，有时几天没有米下锅。但是吴敬梓并没有因此向黑暗的社会低头，清代封建统治下的种种腐朽和丑恶的社会现实却引起了他的深刻的憎恶和愤恨。他根据亲身的感受和清醒的认识，在《儒林外史》中为当时社会生活描绘了巨幅的图画，对封建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和猛烈的攻击。

《儒林外史》对于现实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从士大夫阶层热中于功名富贵的主题着手，着重地攻击了科举制度，并揭露了这种制度对于一般士子们的思想品德和广泛的社会风气的毒害。“八股取士”是清朝沿袭明代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应考的人要摹仿“四书五经”的陈词滥调，说些空无内容的废话；文章规定了死板的格式，甚至字数也有一定的限制。封建统治者用这套罪恶的制度来笼络和腐蚀士子们，经过这种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吏，不但没有实际才能，而且绝大多数都变得利禄薰心、堕落无耻。如小说中的进士王惠做南昌太守，上任时只想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心只盘算着弄钱的花样。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但是不论怎样，士子们一旦考中了，就一步登天，名也有了，钱也有了。这对当时社会能有怎样恶劣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儒林外史》就从这里对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揭露。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不会忘记书中开头所写的两个可怜可笑的老童生：周进和范进。周进年纪已经六十多岁，考了几十年，“却还不曾中过学”，在薛家集的观音庵教蒙馆，受尽了屈辱。如新进学的梅玖在吃饭时对他作种种恶意的嘲弄。王举人路过观音庵，对他吹牛摆威风，“周进下面相陪”。掌灯时，王举人的管家“捧上酒饭，鸡、鱼、鸭、肉，堆满春台”；然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第二天一早，王举人走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这是书中所描写的周进在薛家集所过的短短几天的生活，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几十年来他是如何的被人瞧不起，过着怎样悲辛屈辱的日子！可是，后来考中了怎么样呢？书中写道：“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原先百般侮辱他的梅玖现在竟冒充是他的学生，薛家集也给周进供起了长生禄位牌。

范进在没有考中时，也同样到处受人轻视；他的丈人胡屠户常常辱骂他。他考过乡试回来，家里没米煮饭，范进正“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跛的，东张西望，在那里等人买”。邻人找来告诉他，说他中了举人了，他还以为是作弄他。直到回家看见了捷报，他立刻就欢喜得疯了。后来胡屠户给了他一个耳光，才又清醒过来。于是马上就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通过对于周进和范进的形象的描写，作者告诉我们读书人为什么这样热中于科举，同时也清楚地揭示了，正因为中与不中决定着一个读书人的荣辱和升沉，于是读书人就以科举为“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第一回王冕所说的话）。

《儒林外史》就这样积极地展开了反科举的主题，描写了士子们的愚妄无知、利欲薰心以及士绅豪霸的胡赖、欺诈的无耻行为。像王德王仁兄弟，口里说：“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但心里想的却是银子。像严贡生自吹从不占人便宜，而事实上却胡赖别人家的财物，强夺弟妇的家产。书中所写的地主士绅阶级的丑恶行为是举不胜举的。

吴敬梓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使他没有把当时读书人的堕落无耻归罪于个人的品性上，而是通过人物与环境的连系和发展，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出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罪恶。书中对匡超人性格的描写，非常明显、非常深刻的说明了这一点。匡超人本来是一个勤勉的贫家少年，他从杭州回到家乡，待人接物表现了纯朴的内心，为了奉养父母，负起生活重担，杀猪磨豆腐，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后来乐清县的李知县赏识他，提拔他；他到了杭州，和景兰江一班假名士鬼混了一个时候，又和潘三相交，潘三教他做坏事弄钱，后来身居高位的李给谏又一力帮衬他，使他步步高升，飞黄腾达起来，如此等等，匡超人的品格就一天天堕落，恶劣思想就一天天发展，终于成为一个极端无耻的人。

吴敬梓还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惨无人道。他对于王玉辉的描写是深刻动人的。王玉辉“做了三十年的秀才，是个迂拙的人”。他的女儿要替丈夫殉节，他竟鼓励女儿自杀殉夫。女儿绝食的几天，“王玉辉在家，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信息”。听到女儿的死讯，他的夫人“哭死了过去”他却责骂她“真正是个呆子”，自己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王玉辉这种思想和行为并不是做作出来的，而是出于对封建教条的认真的信奉，封建道德的信念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中去了。但等到在明伦堂公祭他的女儿时，他就“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以后“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下不忍”，就只好到南京去游玩排遣。路上看见一个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这些描写，揭露罪恶虚伪的封建礼教与善良的天性之间的矛盾是多么深刻、细致而又生动逼真！

吴敬梓就是通过对于这些人和事的具体描写，表示了他对于这个社会现实的强烈憎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满清时候，已经山穷水尽。当时封建统治对于任何进步的事物都抱着敌视的态度，广大人民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当时的上层统治阶级，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到精神思想，都到了腐烂不堪的地步。《儒林外史》虽然没有对封建制度作全面的攻击和批判，但是通过具体人物的描写，却真实地为我们展示了趋向崩溃的封建主义社会的图景。这也就是《儒林外史》的不朽之处。

吴敬梓既然憎恶一般热中功名富贵的士大夫，就自然而然地倾心于一些心地淡泊的读书人。小说一开头写了一个作者心目中的模范人物王冕，主要就是赞他的不肯做官，轻视功名利禄。吴敬梓认为一个人只要不热中功名富贵，就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良好的品格，因此他对虞育德、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这些人物，基本上都给以肯定。像杜少卿那样装病辞谢征辟，拉着妻子的手游清凉山，就明显地带有向封建秩序和世俗观念挑战的意味了。

《儒林外史》，对“下层”社会的人民充满着诗意的描绘和热情的颂扬。如做戏的鲍文卿，认为“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他拒绝贿赂，富有正义感和正直心肠。小说的最后一回，写了四个市井奇人：一个写字的，一个卖火纸筒的，一个开茶馆的，一个做裁缝的。作者极力赞美了他们的志行高洁。把这些人和那些中进士、举翰林的士大夫相比，哪个阶级阶层保有人的尊严就十分清楚了。作者一心倾向于这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是从对功名富贵中人的利欲薰心、堕落无耻的反感而来的，也是由于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憎恨而产生的。

《儒林外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的艺术成就也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该仔细的咀嚼，那才可以有较多的体会。我们今天阅读《儒林外史》，纪念吴敬梓，要学习“他的暴露矛盾、鞭挞腐化的和落后的、赞美人民的高贵品质”“它的卓越的艺术成就，包括创造典型和文学语言的洗炼优美以及独特的风格”（茅盾：吴敬梓先生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会开幕词）。

原载《读书》1956年第4期，据以录入 nAsIef772mo3Bh7JqJ17YxevLylvbmL1MToDJ2rnL5fPHaC6amApQSSy5P1uN/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