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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研究中一个最为聚讼纷纭的问题，是他与牛李党争的关系。从五代、北宋以来，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说他是牛党，有的说他是李党，有的说他依违于两党之间而终于受到两党的排挤，建国以后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唐诗选本及有关论著，则大多倾向于说他是牛李党争的无辜牺牲品。但有一个说法是共同的，那就是，李商隐卷入党争，是从他在令狐楚死后，转入王茂元幕府并成为王茂元的女婿开始的，王茂元是李德裕一党，从此牛党就把李商隐恨得要死。这就决定了李商隐坎坷一生的命运，他从此就摆脱不开党争这一可怕的魔影和羁绳。
本文将要说明，王茂元既不是李党，也不是牛党，他与党争无关。当时无论哪一派，都不把王茂元看成党人。因此，李商隐入王茂元幕，也根本不存在卷入党争的问题。我们研究会昌以前李商隐大半生的事迹和思想，不应当受到传统说法的影响，而应当从客观的史料出发，对李商隐的这段历史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本文还将说明，李商隐确实是卷入了党争的。李德裕一派在中晚唐时是一个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为的政治集团，他们与牛僧孺、李宗闵等因循保守、依附腐朽势力的一派鲜明对立。由于中晚唐社会极端腐败，李党终于失势，而李商隐正是在李党面临失败的无可挽回的情况下表同情于李党，并用自己的一枝笔为李党辨诬申冤，因而受到牛党的打击。李商隐这样做，表现了明确的是非观念，坚持了倾向进步、追求理想的气概和品质。我们对李商隐的政治态度也应作出新的估价。这对于进一步研究他的创作是会有好处的。
李商隐死后不久，当时的一位诗人崔珏有《哭李商隐》二首，诗写得很沉痛，其中说：“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崔珏没有说李商隐的襟抱是什么，也不曾说他一生的襟抱未曾开的原因，可能在大中年间牛党势盛之时，政治气氛使得崔珏不能把这些说得明明白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与李商隐生前的友人喻凫、薛逢、温庭筠赠诗同样，都未说到李商隐与王茂元的关系。
最先正式讲到这事的是《旧唐书·李商隐传》。李传先叙述李商隐早年受知于令狐楚，曾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幕府，并因令狐楚的资助，才得以进士登第，然后说：
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
在这之后，《新唐书·李商隐传》也说：
王茂元镇河阳，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
《新唐书》的记载基本上是依据《旧唐书》的，《旧唐书》这短短的几行字却有不少错误。如说李商隐为王茂元所辟，为其掌书记，而且做他的女婿，是在王茂元镇河阳时。这在时间上就有大错。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是在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那时王茂元正受命与刘稹作战，不久即死于军中，而李商隐这时正居母丧。《两唐书》的记时之误，已受到冯浩、张采田等有力的驳正，而据冯、张等考证，李商隐入王茂元幕，应当在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王茂元为泾原节度使之时。但张采田仍认为：“义山以婚于王氏，致触朋党之忌”，“党局嫌猜，一生坎
，自此基矣。”
这点似乎已成定论，认为王茂元就是李德裕的一党，有的甚至引申说“令狐楚和王茂元是政敌。”
到底有什么根据说王茂元是李党呢？我们如果查一下史料，可以说，没有一条是能证明这一点的，过去的说法只不过人云亦云，似乎新旧《唐书》都这么说，就自然是如此了。即使像张采田那样对李商隐生平研究较深的学者，对此也没有作过怀疑。
应当从整理史料着手。让我们来查阅一下有关王茂元生平的材料。
王茂元为濮州濮阳人。他的祖父王崇术，官只做到鄜州伏陆县令。据权德舆所作的神道碑，王崇术的曾祖为集州司仓参军，祖父为滑州卫南县令，父为蔚州司法参军，都是地方州县的基层官吏，因此权德舆说“故缨毂未华，仕不过郡掾史、县大夫。”
王崇术有三子，幼子名栖曜，也就是王茂元的父亲。王家自王栖曜才显赫起来。王栖曜以军功起家，安史乱起，他征讨有功，从牙将开始往上升，德宗时官做到鄜坊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卒
。王茂元在德宗时曾授校书郎、太子赞善大夫之职。元和时对李师道等用兵，他在东都留守吕元膺手下做事，署防御判官，对平定李师道叛乱有功。元和十四五年间曾为归州刺史
。此后曾历守郢州、蔡州等地，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四月，由邕管经略使改为容管经略使。大和七年，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大和九年十月，改为泾原节度使
。在这之前，王茂元的官职迁转，都与李德裕无关。大和九年十一月，发生甘露之变，宦官大杀宰相王涯、李训等人，当时宦官中有人曾指控王茂元因王涯、郑注见用，王茂元害怕，就把在岭南任官时积存的家财拿出不少来贿赂宦官，史称“李训之败，中官利其财，掎摭其事”，从中可看出王茂元之任泾原，可能与李训、郑注等有关，而李德裕恰恰因受李、郑的排挤而不得在朝中任职，出守浙西。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王茂元改忠武军节度使，镇守陈、许。会昌三年，唐朝廷讨伐公然抗命的昭义刘稹，调陈、蔡兵任泽潞南面攻讨，因此授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只几个月，王茂元兵败，病死军中。这时确是李德裕当政，但这已经是李商隐入王茂元幕以后好几年的事了。这就是说，王茂元从他父亲起，王家两代都长期担任地方节镇，并没有与中央政局的变动有什么牵涉。说王茂元是李党，从这方面是找不到证据的。
另外，我们倒可以看到王茂元与牛党人物的交往。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杨嗣复、李珏拜相，王茂元这时在泾原节度使任上，马上送去一封贺状，这封贺状是由李商隐起草的，其中说：“伏见今月某日制书，伏承相公由大司徒之率属，掌中秘书之枢务，宠延注意，荣叶沃心，凡备生灵，莫非陶冶。”
杨嗣复本来就是牛党的骨干，他在开成时执政，就排挤李党，大批起用牛党人物。
如果说给杨嗣复的贺状还可用一般例行公文来解释的话，那末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王茂元出任忠武节度使时给李宗闵的两封书信，就应当是足够说明问题的了。原先李训、郑注为了排挤掉李德裕，在大和后期把李宗闵从山南西道节度使召回入相，利用他来排除掉李德裕。等到李德裕被迫出守浙西，李训、郑注就抓住李宗闵勾结宦官、戚属的把柄，一连把他贬为明州、处州刺史、潮州司户
。后来由于杨嗣复拜相，才将李宗闵内迁，并于开成四年冬由杭州刺史迁转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会昌元年王茂元出镇忠武军时，正是李德裕当国，李宗闵在洛阳担任这一闲职，当然是不会得意的。但恰恰在这时，王茂元给李宗闵送去了两封信，信也是由李商隐起草的
。第一封信中说：“某早蒙恩顾，累忝藩方。本冀征辕，得由东洛，伏以延英奉辞之日，宰臣俟对之时，止得便奏发期，不敢更求枉路。限于流例，莫获起居，瞻望恩光，不任攀恋。傥蒙知其丹赤，赐以始终，则虽间山川，若在轩屏。”这里说的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王茂元自谓早时曾得到李宗闵的提拔奖引，得以任职节镇；二是此次出守陈州，限于成例，不能前来洛阳相见，实在是“不任攀恋”，并且希望李宗闵能谅察他的这一片丹诚。
接着是第二封信，也可分几点说。第一：“相公昔在先朝，实秉大政，当君子信谗之日，禀达人大观之规。”——对李宗闵大和末年的被贬寄予同情，给以慰问。第二：“某早蒙奖拔，得被宠荣，番禺将去之时，获醉上尊之酒；许下出征之日，犹蒙尺素之书。”——再次表示早岁蒙李宗闵奖拔的谢忱，并且透露出，王茂元出镇岭南，是李宗闵为之出力的。第三：“便道是拘，登门莫遂，向风弭节，掩泣裁笺，思幄恋轩，不胜丹款。”——又一次表示此次不能相晤的遗憾心情。
我们知道，会昌元年正是李德裕当政时，李宗闵在洛阳担任宾客分司的闲职，实在是无足轻重的。如果王茂元是李党，他有必要连续写这两封信，而且在信中表达那样的一种感恩与惋惜之情吗？
与上述给杨嗣复、李宗闵信的差不多同时，王茂元也有给李德裕的书信，时间是在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共三封，也是李商隐起草的
。第一封写于王茂元罢镇泾原入为司农卿之时，这时武宗初即位，李德裕尚未命相，在淮南曾有书与王茂元，王茂元作书答复，内容一般。第二封作于已任德裕为相而尚未从淮南启程之时，当在七八月间，因此说：“伏承恩诏，荣征圣上，肇自汉藩，显当殷鼎。”第三封作于李德裕赴京途中，谓“不审自跋涉道路，尊体何如，伏计不失调护”。这封信中追叙了李德裕父亲李吉甫在元和中为相时对藩镇用兵的功绩：“某窃思章武皇帝之朝，元和六年之事，镇南建议，初召羊公，征北求人，先咨谢傅。故得齐刳封豕，蔡剔长鲸。”宪宗朝先后平定刘辟、李锜、吴元济、李师道等公然抗命的方镇，李吉甫有谋划之功，这封信中予以充分的肯定。信中也赞扬了李德裕在淮南的治绩。史书对李德裕在淮南兴修水利等也作了记载，信中所写并无夸大失实之处。信中又叙述了与李德裕个人的关系：“某早尘下顾，曾奉指踪，江左单衣，每留梦寐，柳城素几，行睹尊颜。”这几句也不过是说过去曾有交往，与上面说过的与李宗闵的关系相比较，王、李之间的个人关系就显得浮泛多了。
新旧《唐书》本传都提到王茂元镇河阳与李德裕的关系，似乎说王茂元是李党，因此李德裕任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这事也应当谈一谈。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其侄刘稹秘不发丧，自称留后，胁迫朝廷给予节度使的名号。这是大历以后强藩割据、不听朝命的故技重演。李德裕力排众议，不予妥协，决定用兵讨伐，就在四月中下旬部署了军力，以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东面军，河东节度使刘沔为北面军，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后为李彦佐）为西面军（不久又调石雄接替），以王茂元为南面军，镇河阳，并调王智兴的儿子王宰（原邠宁节度使）代王茂元为忠武节度使。同年八月，王茂元军为刘稹部将所败，王茂元也随即病于军中。这一战役的失利很影响士气，李德裕马上采取果断措施，命王宰接替王茂元为河阳行营攻讨使
。在九月初，李德裕明确地说：“缘王茂元虽是将家，久习吏事，深入攻讨，非其所长。”
实际上罢了王茂元的军权。
从李德裕对王茂元的任免上，我们实在看不出李德裕有什么偏私的地方。四五月间命各方镇合围攻讨，王茂元只是几个节度使之一，假如说因为李党才任命，那末王元逵、刘沔、石雄等人却从来没有人说过是李党，这又如何解释呢？八月间王茂元兵败，影响了整个战局的发展，李德裕坚决调王宰来代替王茂元，并指出王茂元的短处。人们也并不把王宰视为李党。因此，任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实在算不上王是李党的证据。
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来分析令狐楚的情况，他与李德裕的关系怎样，他与王茂元是不是政敌。
过去的一些历史记载和史学论著，大多把令狐楚说成牛党，其实令狐楚的情况较为复杂，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他的年辈比李德裕、王茂元要大。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唐朝廷任命裴度专任讨伐淮西事，这时另一宰相李逢吉与裴度不和，而与令狐楚相善，共同阻挠用兵，裴度借故奏请罢免了令狐楚的翰林学士之职。李逢吉是牛党早期的庇护者，如果从这一点看，把令狐楚算作牛党，也未始不可。过了不久，皇甫镈因言财利得到宪宗的宠信，排挤掉裴度，皇甫镈又引用令狐楚为相，执掌朝政。穆宗即位，杀皇甫镈，也就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贬谪的制词是元稹起草的，说令狐楚为“异端斯害，独见不明，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取多门，遂忝台阶，实妨贤路。”
元稹这几句话就是指令狐楚元和时附和李逢吉阻挠军情，以及巴结皇甫镈而说的，并无夸大失实之处。这时元稹与李德裕同在翰林，结为好友，和李绅一起号称“三俊”。中晚唐人可能就因此以为令狐楚与李德裕相对立，实际上这是元稹的事，与李德裕无涉。
但有一件事是涉及令狐楚与李德裕的关系的。令狐楚于敬宗宝历年间任汴宋观察使，曾上奏说亳州出圣水，“饮者疾辄愈”，曾受到当时宰相裴度的斥责，裴度判之为“妖由人兴，水不自作。”
李德裕这时任浙西观察使，镇润州（今江苏镇江），也曾上奏言其事，说这本是“妖僧诳惑，狡计丐钱”，由于此而使得“数月以来，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顾一人取水”。请求朝廷“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
在这之后，令狐楚的官职屡有升降，看不出他与牛党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在任地方官时也有一些政绩可纪。大和九年甘露事变后，宦官气焰嚣张，令狐楚还与李党的郑覃共事，对宦官专权作过抵制。开成二年卒于山南西道节度使任，年七十二
。
综观令狐楚的一生，他早期与李逢吉等人交结，与裴度等主张对藩镇用兵的意见相左，但后来与李德裕等人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政治分歧，他后期与党争无涉，严格说来，把他说成牛党是并不妥当的。至于说他与王茂元为政敌，实在找不出任何史料依据，他的行迹与王茂元可以说毫不发生关系。
如果我们抛弃掉王茂元是李党、令狐楚是牛党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平心静气地来考查一下李商隐入王茂元幕府后，他与令狐绹等人的关系，那末，就会与过去有不同的看法。
令狐楚死时李商隐还只有二十五岁，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恐怕只能说是一个刚步入社会的青年。那时他刚刚进士登第，还没有正式官职，有一大堆家口要养，而这时令狐绹不过是一个左拾遗，又丁父忧免职。李商隐要取得仕途上的依靠，并取得经济上的资助，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只能是投靠在某一节度使的幕下，做一些文字工作。这在唐代社会中是极为常见的，对读书人来说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会受到人们的责难，更不存在背恩忘德的问题。
第二年，也就是开成三年，他在王茂元的泾原节度使幕，并得到王茂元的赏识，做了王家的东床快婿。《樊南文集补编》卷八有《献舍人彭城公启》、《献舍人河东公启》两文。钱振伦注谓：“义山登第，多借令狐绹延誉之力，此彭城公，下篇河东公，皆子直为之介绍。绹之为补阙在开成初年，……其由补阙为户部员外郎在会昌二年。”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系这两文于开成五年武宗即位以后，并考河东公为柳璟，据《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柳璟于开成三年二月九日迁中书舍人（时为翰林学士），五年十月改礼部侍郎出院。彭城公则待考。张采田的说法是可信的。《献舍人彭城公启》中说：“方今圣政维新，朝纲大举，征伊皋为辅佐，用褒向以论思，大窒浇风，廓开雅道。”这也合于武宗即位时的情况。
《献舍人彭城公启》中说：“某启。即日补阙令狐子直顾及，伏话恩怜，猥加庸陋，惶惕所至，感结仍深。”《献舍人河东公启》说：“前月十日辄以旧文一轴上献，即日补阙令狐子直至，伏知猥赐披阅，今日重于令狐君处伏奉二十三日荣示，特迂尊严，曲加褒饰，捧缄伸纸，终惭且惊。”
这些话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在李商隐入王茂元幕以后，令狐绹仍为之延誉，以使得李商隐在仕途上能有所进展。保存下来的有关事迹当然只是这两封书状，没有保存下来的当不止于此。如果令狐绹认为李商隐背恩忘德，投靠敌党，他还能为李商隐到处揄扬，使他能因此而取得进身之阶吗？正因为令狐绹并不如此看，所以他还像过去那样，为李商隐出力。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除了令狐绹之外，还可举出他与杨嗣复、周墀的关系。据冯浩和张采田的考证，开成五年，李商隐曾应杨嗣复之招，赴湖南观察使幕，张采田甚至还认为“九月湖南之行，亦必子直（令狐绹）荐达之力，杨嗣复本牛党也。”
那时王茂元由泾原入为朝官，因此李商隐就改入湘幕。可见，当时令狐、杨等人并不因李商隐曾入王茂元幕而拒之以千里之外的。
周墀与李宗闵的关系密切，文宗时李宗闵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曾辟周墀为行军司马。周墀后来入朝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武宗即位，出为工部侍郎、华州刺史。杜牧认为，这是李德裕故意排斥周墀的结果
。宣宗时，周墀也加入对李德裕攻击诋毁的行列，说李德裕当国时改宪宗实录，美化德裕父李吉甫的功绩。可见当时人是把周墀归入牛党的。但恰恰就在会昌元年周墀任华州刺史时，李商隐与周墀有交往，他曾给周墀上书，表示想要入幕之意，又在周墀幕府中会宴赋诗
。他在华州曾代周墀起草过不少奏表
。
以上的这些材料说明什么问题呢？它们说明了，李商隐由令狐楚改入王茂元幕之后，牛党人物如令狐绹等并不对他加以排斥，不仅如此，还在某些实际行动中资助李商隐在仕宦上找出路。我们评价历史事件，只能从现存的历史材料出发，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既不能缩小，也不能夸大。历史材料没有记载的，只能抱阙疑的态度。而传统的说法，无论历时多久，影响多广，也必须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材料，重新加以考核。囿于旧说，限于成见，就不可能在研究上取得突破。所谓李商隐入王茂元幕，从此就卷入党争，我个人认为就是这样的一种旧说和成见。
要讨论李商隐与牛李党争关系的问题，应当首先弄清牛李党争的性质。牛李党争并不是如有些论著所说的纯粹是无原则的权力之争。牛李两党，在唐代中后期，反复斗争，持续将近半个世纪，对当时的政治以至文学都发生过很大影响。很难设想，这种牵涉面如此大、经历的时间如此久的政治斗争仅仅是一种人事纠纷。
过去有一种流行观点，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认为牛党重进士科，代表“寒门”，李党重门第，代表“山东士族”；前者进步，后者落后甚至反动。岑仲勉先生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他所著的《隋唐史》、《唐史余沈》、《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曾列举史实，说明上述论点并无材料依据。近些年来，史学家对李德裕则倾向于持肯定的态度
。笔者为了较深入地研究唐代中后期文学与牛李党争的关系，正在从事李德裕《会昌一品集》的整理点校，并撰写《李德裕年谱》。本文主要是谈李商隐，不可能用很多篇幅来谈李德裕及其与牛党的斗争，但为了说明李商隐的政治态度，有必要对牛李党争的性质作一个概括的论述。
牛李两党对当时几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持针锋相对的意见。分析历史上的党争，应当抓住党派的政治见解、政治态度这一原则问题，而不要被纷繁的次要问题所缠住而迷失方向。
唐代中后期政治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藩镇割据。李德裕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会昌年间他当政时，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对拥兵擅命、盘踞泽潞的刘稹进行军事讨伐，就是明显的例子。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一些，平定泽潞五州，打击了藩镇势力，巩固了国家统一，振奋了全国的军心民心，正如《旧唐书》所说，在这次平叛战争中，“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
而与此相对立，李宗闵等早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交通往来，牛僧孺居洛阳时，闻刘稹败讯，每“恨叹之”
。态度明显不同。
宦官专权是唐代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又一表现。宦官主持了好几个皇帝的废立，操纵朝政，并且直接与一些朝臣勾结。李德裕是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的，他在抗击回纥、平定刘稹的战争中，不许宦官干预军政，加强了将帅的权力，使得指挥统一，军权集中，保证战争的胜利。他在会昌时的一些实施，都可看出是主张抑制和削夺宦官干政的。清初王夫之曾明确指出：“唐自肃宗以来，内竖之不得专政者，仅见于会昌。德裕之翼赞密勿、曲施衔勒者，不为无力。”
而李宗闵等人，却有巴结宦官的事例。
唐朝中后期，西北和西南边防相当紧张，经常受到回纥、吐蕃和南诏的侵扰。李德裕在文宗大和年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整顿巴蜀的兵力，成绩斐然，并使得相陷已久的西川入吐蕃的门户维州归附唐朝；而这时牛僧孺为相，却执意放弃维州，结果是平白丢掉重要的边防重地，并使得降人受到吐蕃奴隶主贵族残酷的报复性杀戮。在对回纥的战争中，李德裕也是与牛僧孺相对立的。李德裕主张积极巩固国防，保护边疆地区的正常生产，在此基础上与一些有关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和好关系；而牛僧孺则一味主张退让，所执行的完全是一种民族投降的政策。
佛教在唐代中期以后大为发展，使得“中外臣民承流相比，皆废人事而奉佛，刑政日紊。”
李德裕明确指出，释氏之教“殚竭财力，蠹耗生人”
。他赞助武宗灭佛，是历史上的有名事例。这次灭佛，涉及面很广，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有具体生动的记载。但宣宗即位，白敏中等人执政，马上宣布兴佛，恢复佛教势力。这点，连杜牧、孙樵等在大中时也是不赞成的
。
即使以科举考试来说，李德裕也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进士试，相反，他却是采取措施来革除科试中的一些弊病，并且注意奖拔中下地主的士人。李德裕贬后，所谓“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不是没有根据的
。而我们从牛党人物中却可以看到他们利用科试的弊端，为贵门子弟入仕而互通关节，朋比为奸，以致“妨平人道路”等事例
。
李德裕在任地方官时还有如兴修水利、废除奴役、破除迷信等政绩，而李宗闵等则一无可记。这些，本文不拟再一一列举。
当然，李德裕并不是完人，他有种种缺陷和弱点，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他有他的阶级局限。这是可以分析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一些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主张和行动，在历史上是属于进步的，他是一个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北宋时“庆历革新”的名臣范仲淹就从这点着眼，对李德裕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他“独立不惧，经制四方，有真相之功，虽奸党营陷，而义不朽矣。”
清朝人毛凤枝认为他“料事明决，号令整齐，其才不在诸葛下”
。如果我们把他的政见放在历史的联系上来看，可以说，会昌政治是永贞革新的继续。剥夺藩镇和宦官之权，革除朝政的种种弊端，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整顿，这是德宗末期以来要求改革之士的共同愿望。顺宗时永贞革新是一个高潮，宪宗元和前期是又一个高潮，第三个高潮就是武宗会昌时期。会昌以后，唐朝就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高潮，唐王朝就在腐败中走向灭亡。唐中期以后，腐朽势力越来越强大，革新力量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会昌、大中之际是这两大势力最后一大搏斗，结果以李德裕的贬死而宣告革新力量的失败。李商隐以自己的诗文表同情于李德裕，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就是表明他是将自己置身于从永贞、元和以来政治革新的行列的。而腐朽势力的强大，革新派的最终被扼杀，唐朝廷从此一蹶不振，腐败的风气重又弥漫朝野，这，就是李商隐悲剧的真正根源。我们研究和分析李商隐瑰丽奇伟而又扑朔迷离的富有悲剧色彩的诗歌，是不能离开这一主要脉络的。
会昌五年新春，由于连续取得对回纥、对泽潞的军事上的胜利，朝廷政治进行了一些整顿改革，京城内外有着一种丰乐熙和的气象。李商隐在会昌前期因母丧丁忧，家居于山西永乐，这时也不禁为太平气象所鼓舞，写了《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这样一首在他的诗作中少有的乐观情绪的诗篇：
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
他对会昌的政事是逐步认识的，对重大事件采取积极拥护的态度。《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诗中说：“将军大旆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赞扬对泽潞的用兵。会昌四年《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德裕启》，对李德裕的文治武功备加赞颂
。然而好景不常，会昌六年三月，武宗病死，宣宗即位，政局急转直下，其变化之快，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宣宗于三月下旬即位，四月，就出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同时贬李德裕所赏识的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其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薛元龟为崖州司户。这是一个信号，标明李党从此开始要遭到一连串的打击了。与这差不多同时，牛党人物白敏中由翰林学士承旨拜相。五月，增修佛寺。接着，牛党骨干大批内调，逐步安排重要官职。八月，下令牛僧孺、李宗闵、崔珙、杨嗣复、李珏皆由贬所北迁（李宗闵未离贬所病卒）。九月，李德裕又由荆南改调洛阳，为东都留守，解平章事，把“使相”的虚衔也给摘掉了。第二年，大中元年二月，又唆使人告李德裕会昌执政时的所谓“阴事”（但又举不出具体罪状），又降为太子少保分司，名义上是在洛阳闲居，实际上是把李德裕在洛阳看管起来了。也在同年二月，郑亚由给事中出为桂管观察使。郑亚早年曾入李德裕的浙西观察使幕府，会昌时受到重用，对会昌政事多有裨益
，这次也因牵连李德裕事外出。接着，会昌时的宰相李回外出为西川节度使。会昌时兴举的一些改革措施，在短短的一年多中全部停止。
明眼人不难看出政局变化的动向。宣宗即位刚刚一年多，所有措施，差不多都是为打击李德裕一派而布置的。打击的矛头指向哪里，是再也清楚不过的了。
恰恰就在这时，李商隐入郑亚幕府，为其掌书记，远赴桂林。这难道是偶然的、毫无政治含义的举动吗？这个时候，摆在李商隐面前的，可以有几种选择：他仍然可以在长安继续担任秘书省正字的职务，慢慢得到升迁；他也可以挑选与李党没有关系的节度使做一些文字工作；他甚至可以表白心迹，直接投靠牛党。这些路子他都不走，却在李党明白无误地走下坡路的时刻，进一步把自己的仕途放在李党一边，用世俗的眼光看，这不是太傻了吗？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是非观念，没有一种政治上的正义感，确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李商隐，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可贵就在这里。这难道是诡薄无行的文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吗？
大中元年二月郑亚为桂管观察使命下之时，在洛阳的李德裕曾写了一封信给郑亚（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郑亚就委托李商隐起草作书答复
。政治形势的险恶使得书信只能用象征性的文字来表达相互慰藉之意，说：“伏惟慎保起居，俯镇风俗，俟金滕之有见，俾玉铉之重光”；又再三叮咛：“伏惟少以家国为念也。”这不只显示了文字的巧妙，更是表达了书信作者的深切同情。
政治迫害的日益临近，使得李德裕感到有必要把他在武宗朝所起草的文书及奏章汇为一编，不致散失，以保存这一时代的历史真实。于是他把这些篇章编成十五卷，寄给郑亚，并请郑亚为其作序
。郑亚请李商隐起草，后又自己重加改定，现在李商隐的原稿与郑亚的改稿都保存下来
，可以比较而观。郑亚除了改骈为散作些文字上的修改外，主要使得赞颂的词句不太明显，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李商隐原稿中，对李德裕有这样的称颂：“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繄尔来者，景山仰之。”郑亚的改稿就删去了。这不是可以看作李商隐对李德裕的评价吗？李商隐为郑亚起草的《上李太尉状》也用同样的语句推崇李德裕：“太尉妙简宸襟，式光洪祚，有大手笔，居第一功”；又称李德裕之文“言不失诬，事皆传信，固合藏于中禁，付在有司，居微诰说命之简，为帝典皇坟之式。”这些话，在当时一片讨李声中，真成为空谷足音，李商隐从这时起，真正为令狐绹等人所嫉恨，这不是很自然吗？
令狐绹等人实在拿不出像样的证据足以制李德裕之罪，但又想把李党一网打尽，于是抓住了前几年李绅在任淮南节度使时处理过的一桩案件，大作文章。李绅生前把他属下一个名叫吴湘的官吏，因为犯贪赃罪，又强娶民女，依法处以死刑。大中元年底、二年初，令狐绹等人起用原推勘官崔元藻，硬说这是李德裕包庇李绅制造成的一件冤案，郑亚、李回等人也都有罪责。于是嚣闹一时，把李德裕贬为崖州司户，郑亚、李回也都进一步贬官，而崔元藻等人却论功行赏，超擢官职。在这一新的冤案铸成之时，李商隐为郑亚起草了几封给朝中公卿的书信，详细剖析案情，指明崔元藻诬陷不实之词，严正指出：“逝者难诬，言之罔愧”；斥责崔元藻等“乘时幸远，背惠加诬”
。当然，人们可以说这些是李商隐为郑亚代写的书稿，但信中严密的推理，明确的爱憎，不包含有李商隐个人的思想和见解吗？李商隐把这些篇章编收进集中，不表示自己的一种政治态度吗？
与此同时，李商隐还写了感叹李德裕远贬的诗，如著名的《李卫公》：“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旧将军》：“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前人早已指出，前诗是感伤李德裕之远贬崖州，后诗是讽刺宣宗朝进封一批新贵，而对昔日攘回纥、定泽潞之旧将军不但无人顾及，而且还想置于死地而后快。在当时，这样的诗作，其政治含义是一望而知的。这也就使李商隐进一步遭到牛党人物的痛恨。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举出了不少李商隐后期的诗，认为是哀李党、刺牛党而作，有些固然求之过深，强为比附，但他说这一时期李商隐“所赋篇什，幽忆怨断，恍惚迷离，其词有文焉，其声有哀焉，义山始愿，不负李党，亦可见已”，又说“《漫成五章》明揭生平，以表襮其始终钦仰卫公之初心”。这些话都是有见地的。
李商隐在这以后还曾入卢弘止、柳仲郢幕，卢、柳等都与李德裕关系甚深。大中年间李德裕的灵柩北返，李商隐还奉柳仲郢之命，特地从西川赶到江陵致奠
。关于李商隐后期的行踪，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谈了。总括本文所论，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所谓李商隐卷入党争，是会昌末、大中初代表进步倾向的李党走向失败的时候开始的，它显示了李商隐极为可贵的政治品质，表示了李商隐绝不是历史上所说的汲汲于功名仕途、依违于两党之间的软弱文人。李商隐前期也写过一些优秀作品，但他的创作的真正收获期是在后期，这恰恰是与他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前人评论他的艺术风格，大多说他寄托深远、沉博绝丽、深情绵邈、包蕴密致，等等。艺术风格当然有作家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时代的产物。李商隐的后期，正是进步的、革新的政治遭到打击，理想变成幻灭，社会的前途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时代，政治的高压使得他只能用象征的手法来吐露他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以及对理想破灭所表达的哀伤。时代的病态造成李商隐诗作中的某些感伤情调，但我们仍可从他的婉丽的诗句中体察到对美好事物、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因而并不使人颓伤。他的诗歌的力量就在于此。这之中，如果没有进步的政治信念的支持，而仅仅是个人的身世不遇的感伤，能够达到这样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吗？中唐以后，文学创作的高峰总是与每一次的政治革新相联系的，贞元、元和之间是一个高峰，出现了韩、柳、元、白、刘、李（贺）、张（籍）、王（建）等各具特色的诗人；会昌、大中之际是一个高峰，则以李商隐、杜牧为代表。在这之后，唐代诗歌就再也没有形成可以瞩目的高峰，李商隐，正是出于一种天才的艺术敏感，为唐王朝的衰落唱出了挽歌——李商隐的时代意义就在这里。
1982年1月
原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此据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傅璇琮卷》录入，另收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唐诗论学丛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唐诗论学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