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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在讲述曹操时，大多只讲曹操的诗，很少讲他的散文，对于他的文学思想，则更无一语道及。对曹操的散文，较早作出高度评价的，是鲁迅先生。鲁迅指出，建安时期文章的风格，由于受到曹操在政治上尚刑名的影响，因而具有清峻、通脱的特色。曹操自己的散文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特色：“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这就与东汉末年文学因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形成的虚伪平板的文风截然相对立。
鲁迅同时还强调指出，曹操在当时“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的这句话不但说到了曹操的文学创作，而且触及了曹操的文学思想。但“可惜他的文章传得很少”，使得后来关于这方面的探讨没有深入。
我们知道，曹操的文集很早就已经散佚。南朝刘宋时裴松之注《三国志》，曾引用过曹操的集子，名为《曹公集》
。唐初修《隋书》，当时见到的曹操集子，有二十六卷、三十卷、十卷三种
。稍后的李善注《文选》，还引用过《魏武集》
。可见直到隋唐时，曹操的文集还是比较完整的，有不少人见过。但后来就只有《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简略地提及《魏武帝集》三十卷，此外就不见于其他书籍的称引了。很可能他的集子就在唐宋之际散佚
。直到明代后期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曹操的诗文，总共也只有一百四十余篇。张氏之后，有人再加辑集，也不过增加数篇而已。
有关曹操文学思想的材料，都不见于现存的曹操文集的辑本。本文仅从一些书籍中提到的片段，略加论述，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并供文学史研究者参考。
曹操本人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在戎马倥偬中又十分重视文学的作用。曹操的主要谋臣之一荀彧，就称赞他能“外定武功，内兴文学”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也就是著名的官渡之战的第二年，当他打败了袁绍、初步统一了北方之后，那年七月，就下令：“其令郡国各修文学”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学”，兼指文化、学术而言，但应当是包括广义的文学在内的。当时在曹操政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士，“俊才云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
，这种情况是吴、蜀二国所不能比拟的。
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性一仗。当时袁绍在河北搞的完全是东汉以来的经学那一套，再加上袁氏“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天下”，更助长了恶劣影响。因此当曹操战胜袁绍、平定河北以后，就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这种影响。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他下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并特别强调“重豪杰兼并之法”。十年正月，冀州最后平定，曹操又下令：“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
。关于后一点，南朝沈约所修的《宋书》有较多的记载：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三国志·武帝纪》载曹操的令，只说到禁厚葬，《宋书·礼志》补充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禁立碑”。这个“禁立碑”，对当时及后来的文风，是有着重要意义和深刻影响的。
立碑的风气，东汉极盛。这是与东汉的政治、经济特点相联系的。豪强大地主在东汉垄断政治、经济大权。当时的世家大族利用“察举征辟”，推荐和任用私人当官吏，又利用宗法血缘制度及所谓“门生故吏”关系，结党营私，扩占地盘。而树碑立碣，所谓报举主“恩义”，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碑文的兴盛，是那时文坛的一大特色。《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说过：“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
。对东汉末年立碑的恶劣风气，三国时人桓范曾严加痛斥，他的一段话很可帮助我们具体了解这种情况：
夫渝世富贵，乘时要世，爵以赂至，官以贿成，视常侍黄门宾客，假其声势，以至公卿牧守，所在宰
，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实。……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世，疑误后世。
桓范的这段话说得痛快淋漓，对于东汉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和那时碑文的虚伪内容，作了充分的揭露。我们还可以举出东汉末年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的蔡邕来作例子。蔡邕在当时被推为海内“文宗”，主要是因为他写了大量的碑文。但是它们的价值又如何呢？蔡邕自己就曾对卢植说过：“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
怪不得清初的顾炎武说：“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
顾炎武指出的蔡邕碑文为“时贵”而作的情况，使人可以清楚地看出蔡邕这个“大手笔”，归根到底是依附于世家豪族，并为他们的特权利益服务的，倒不仅仅只是“利其润笔”而已。
其实，蔡邕的所谓“惟郭有道无愧色”这句话也须打折扣。东晋初年人葛洪对郭太有尖锐的评论，说他“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尔则非所安，彰徨不定，载肥载臞，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
。这里对于东汉末年同样代表士族地主利益的所谓清议派人士，其虚伪面目，确是描画得维妙维肖的。——由此，更可以看出蔡邕碑文的价值何在了。蔡邕在那时还是其中的佼佼者，自此以下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从以上的种种情况，我们可以理解到曹操在平定河北之后，为什么要特别下令“禁立碑”。可惜曹操的原文已经散佚，他的令文的具体内容已不可得而知，但这禁立碑的本身，在当时，对于被豪门士族所污染的社会风尚和文坛风气，确是起了扫弊廓清的作用。一直到魏末，即过了五十余年以后，还发生着影响：“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
这里所说的“王典”，就是曹操禁立碑的命令。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们往往举曹丕的《典论·论文》，认为这是文学批评史上以专文论文学创作的开始。这诚然是不错的，但曹丕的文学思想，有些观点是与这里论述的曹操“禁立碑”主张相通的。如《典论·论文》提倡“铭诔尚实”，就是反对东汉末年以来借写作铭诔来吹捧名门豪族的浮夸虚伪的文风。又如曹丕《答卞兰教》中说：“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见《三国志》卷五《魏志·卞皇后传》裴注引）这也是文须“尚实”的意思。尚实，这是构成建安时期文学的重要内容，而这一点，如前所述，应当说是与曹操的文学思想紧密相连的。
曹操以后，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仍然坚持了曹操禁立碑的主张。南朝裴松之曾说：“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
北朝的著名作家阳衒之，在其所著《洛阳伽蓝记》中借隐士赵逸之口，指斥当时的一些王公大臣，“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
。唐初进步思想家刘知几在强烈斥责豪门大族以邑里郡望相夸耀时，也指出：“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
把这些材料前后联系起来观察，更可以看出曹操禁立碑的思想在文学批评史上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相近的，《文心雕龙》中还记有曹操文学思想的另一条材料：“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卷五《章表》）
这里提到的“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也不见于现存的曹操文集。但尽管如此，《文心雕龙》的这几句记载，却是十分宝贵的。它与上面所说的禁立碑思想可以互相补充。这里虽然只是针对拜官三让这种公文程式而言，但其精神却远远超过这件具体的事实。它表现了曹操的反传统、反虚伪习俗的精神，并要求文章冲破为经学家所束缚的那一种死板的格式。看来刘勰是认识到曹操这一主张在当时散文写作上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所以他说“魏初表章，指事造实”，虽然以“靡丽”的要求来说，未足为美，但“靡丽”正是文学创作病态的表现，怎么能算得上美呢？
《南齐书·谢朓传》记载了一件事：“迁尚书吏部郎，朓上表三让，中书疑朓官未及让，以问祭酒沈约，约曰：‘宋元嘉中，范晔让吏部，朱修之让黄门，蔡兴宗让中书，并三表诏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让，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让意……’”南朝是门阀制度充分发展的时代，也是礼学极其发达的时代，那种不但做大官要三让、小官也要三让的虚伪习俗，通过沈约之口，反映得很清楚。从东汉至南朝沿袭不衰的这种风气来看，曹操的“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的主张，就更显得可贵了。
另外，《宋书》卷十四《礼志》还有一条记载：“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而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魏祖以侈惑宜矫，终敛去袭称之数。……”这一条也不见于现存的曹操集。其精神是与上面所说相通的。但因文字过简，未能究明其具体涵义，这里就暂置不论。
《文心雕龙》所载关于曹操的文论，尚有三处，前两处是：
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山。斯则寡闻之病也。（卷八《事类》）
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卷九《养气》）
这两处可以见出曹操对文学创作活动的一些评论。我们知道曹操是很博学的，史书上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他的儿子曹丕也说：“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尝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
一直到晋朝的袁瑰，在他的奏表中还提到：“昔魏武帝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废鞍览卷，投戈吟咏。”
可见曹操的勤学与博览是出名的。因此，《文心雕龙·事类》篇记载他讥评张子的一段话
，确实符合曹操的情况，也可看出曹操的多方面的兴趣，从一个侧面见出他的学识素养。
曹操虽然主张博学，对于有些人“学问肤浅，所见不博”的毛病给以讥评，但他并不主张死读书、死作文。《文心雕龙·养气》篇所说的“曹公惧为文之伤命”，虽语焉不详，但其意义仍可揣知。关于这一点，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有一个较好的说明，他说：“然则息游亦为学者所不可缺，岂必终夜以思，对案不食，若董生下帏，王劭思书，然后为贵哉？”黄侃引及董仲舒的例子，是值得注意的。据说董仲舒做博士官时，“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
曹操的“惧为文之伤命”是否有暗讽董仲舒之意，不得而知，但对于那些平日不接触社会现实、一味在书本上讨生活的腐儒，含有一定的讥刺，那倒是很有可能的。
《文心雕龙》另一处称引曹操的文学主张的，是：
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邪？（卷七《章句》）
如同上面所说，我们感到可惜的是已看不到曹操在这方面的完整的意见，只能从刘勰的论述中得知其大概。据前人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这是讲作赋的句末用韵的。黄侃的《札记》说：“盖以四句一转则太骤，百句不迁则太繁，因宜适变，随时迁移，使口吻调利，声调均停，斯则至精之论也。……魏武嫌于积韵，善于资代，所谓善于资代，即工于换韵耳。”当然，关于辞赋用韵这个具体问题，在后代已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我们从这里却可以进一步看到，即使像辞赋用韵，以及兮字入于句限那样具体的写作技巧问题，曹操对此也表现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和钻研精神，以致在过了二三百年以后，使得专门文艺批评家如刘勰那样，也感到有必要来引述曹操的主张以丰富他的论证，这确是值得我们研究魏晋文论时注意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宋书》、《文心雕龙》等书之外，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也曾提及过曹操的文论。王勃的《平台秘略论》之三《艺文》说：“《易》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传》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是故思王抗言词赋，耻为君子；武皇裁敕篇章，仅称往事，不其然乎？”
这里的“思王”二句，即曹植与杨德祖（修）书，现在尚见于《文选》，而“武皇裁敕篇章，仅称往事”二句，却已不知其出处，这当也是曹操的佚文，王勃当时尚能看到，后来则又散失。清朝时注释王勃诗文以详博著称的蒋清翊也只好说“其事未详”。
建安时期的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而曹操又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作家，他不但从政治建树上、诗文创作上，给予当时文坛以极大影响，他的文学思想，从本文所搜辑到的，也可以看出，内容是多方面的，对于当代和后世，影响也很深刻。这一点，希望今后编写文学史时能够予以应有的注意和足够的重视，并希望研究者在本文提到的以外更能搜辑其文学思想的资料，以有助于对魏晋文论的探讨。
原载《北方丛刊》1980年第4期，此据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唐诗论学丛稿》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