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若干年来，我在工作之余，一直以唐代文学为主要研究课题。我想先从材料积累着手，对唐代有关的文献资料，作一些初步的系统的整理，编写出一部较为信实可靠的唐代作家的传记，再进而作综合的深入一步的研究。近年来除发表一些单篇论文外，1980年1月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一书，对唐初至肃、代时期的一些诗人事迹作了考索，纠正了历史记载中的某些错误，补充了前人未曾涉及的若干史实。德宗以后，也就是中唐和晚唐时期，我也已经作了一些材料准备。中晚唐的文学，是在较前期更为复杂的社会斗争中发展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或许会比研究初唐和盛唐更能引人入胜。但另一方面，它也要求有更为广博的历史知识，更为充实的资料基础。作家是社会的人，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的研究，不了解作家与当时社会生活的联系，不清楚作家当时的各种人事关系，要确切理解作品的内容，它的思想倾向，它在整个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说来，中晚唐文学的研究，又要比初盛唐困难得多。
我在研究初盛唐诗人时，已经感到自己历史知识的贫乏。这一缺陷对文学史工作者来说，可能一时会感觉不到，但如果我们作稍为深入的发掘，定会觉得，它必将越来越影响研究工作的开展——如果他并不是浅尝辄止的话。现在要进行中晚唐文学的研究，必须着重弥补这一缺陷。我在阅读唐代文献资料时，对陈寅恪、岑仲勉这两位唐史研究专家治学的精博，实感骇异。这一点，我在《唐代诗人丛考》的前言中曾有过表示。要达到他们对唐代史事熟悉的程度，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这几部著作是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以我这样的一个业余研究者来说，无论时间、精力等条件，都是不允许完全按照他们的研究程序走的。这就使我想到，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掌握有关的工具书，首先应该是有关历史人物传记资料的工具书。
前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曾编印了几本人物传记的综合引得，这就是《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那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并未编唐五代的传记引得。中华书局于前些年出版的《全唐诗》《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后附有人名索引，颇便于检寻。岑仲勉先生的《唐人行第录》重印时，书前有姓氏笔画目录，也可起到索引的作用。其他似乎就没有什么可查的索引工具书了。有些很有用的资料书，如劳格的《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徐松的《登科记考》，以及《元和姓纂》（包括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由于没有索引，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查获到所需要的资料。如果我们再想利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夸大地说，就更无异于大海捞针——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为了复核《新表》的材料，只有逐页用手指一行一行地寻检，这种纯粹手工业方式的操作，在电子计算机充分发展和应用的今天，是如何的不相适应啊！
为了工作的方便，我曾自己动手，编了一些人名索引，如对《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登科记考》等，都分别编过索引。由于这些纯粹是为自己使用而编的，也就缺乏统一的体例，查检不便，而且这样零散的索引，对于想要研究一代的文学和历史，显然也是极其不够的。于是，就想填补前引得编纂处的空白，编制一部整个唐五代的人物传记资料的综合索引。这样，我便邀约张忱石、许逸民二同志合作，共同进行这部书的编制工作。
有些人可能一听到编工具书，便会习惯地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们觉得，搞学问，应该就是写文章、写专著；不要说自己编工具书，即使去查一查工具书，也会亵渎研究学问这一门行当似的。这实在是一种传统的偏见。时至今日，各门学科的发展已非过去单纯的记诵之学所能适应。现在，人类知识的门类日益繁多，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这就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和利用较多的和有用的知识资料——工具书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不管有些人如何对此加以轻视，它是客观发展要求的产物，而且我们相信，它必定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和发展。
当然，查检工具书并不能代替研究，有些人仅仅依靠几本工具书，拼凑一些零碎的材料，就写成文章，这是不足为训的。但无论如何，工具书给研究者提供查获资料的方便，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这是明白无疑的。如果一个人明明放着《十三经索引》不去查，为了查检《礼记》的一句话，非得从头去读一遍《礼记》，对这种“不惮烦”的精神，能说什么好呢？再进一步说，编制工具书，也不单纯是技术的工作，而是需要一定的研究基础，在工作进行过程中也必须与学术研究紧密相结合。我们的一些前辈学者，常常是自己动手编制工具书的，如陈垣先生，是人们熟知的有深厚基础和精湛修养的史学家，他撰写过多种著作，也编过好几部工具书，早年如《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以后又编《释氏疑年录》。他编《释氏疑年录》一书，引书几百种，费了多年时间，对自晋至清初2800名僧人的生卒年作了记载，提供了所据的材料线索，这本身不就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吗？
张忱石和许逸民同志都有较丰富的编纂索引的经验。张忱石同志编有《晋书人名索引》，与吴树平同志合编有《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均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他的《南朝五史人名索引》接近完工。许逸民同志编有《初学记索引》，已经出版。他们二人，一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一是治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张忱石同志写的《阿大中郎考》等文章，有助于《世说新语》词语的诠解；许逸民同志校点的《庾子山集》即将出版，他近年来写过几篇关于庾信诗文集的文章，说明他在这方面功夫的扎实。他们都有兴趣把研究的时限延续至唐五代，与我一起编这部唐五代人物的传记索引。我们共同商订体例，确定书单，分工合作，取长补短，终于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索引稿。我们在工作进行了一定阶段以后，还就索引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分别写了一些论文，计有：《谈〈全唐文〉的修订》（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文学遗产》第一期），《读〈全唐诗〉小札》（张忱石、许逸民，《文史》第十一辑），《宋元方志举正》（署名忱民，《文史》第十一辑），《两〈唐书〉校勘拾遗》（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文史》第十二辑）。这说明，索引工作与学术研究是完全可以结合的，也可以说是能够互相促进的。我们的工作也说明，在研究工作中，适当采用集体合作的方式，确实能提高效率、提高质量；这部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如果由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人来独立进行，就难免要旷日持久，说不定还会半途而废。
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比起编宋以后各朝的索引，有两个较大的困难。第一，它除了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等几部正史外，不像宋、元、明、清那样有其他较详实记载的史籍材料。要编唐五代的传记索引，势必打破一些旧的框框，把范围扩大到某些带有传记性质的文献资料。前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以只编宋、辽金元、明、清部分，而未编唐五代，很可能考虑到资料搜集不易这一因素。第二，正因为资料搜集不易，因此区分同姓名人物就特别困难。编一代历史人物的索引，一定会碰到不少同姓名的人物，较具一定水平的索引，遇见这种情况，决不能不加区分，照书即录。由于唐五代文献资料较为零散，这种区分工作的难度就比较大，但却必须做得十分细心，既要吸收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还要由编者自己去进行独立的考证研究。
考虑到以上这两种情况，我们决定把资料的面扩大，不受前哈佛燕京学社几部引得的局限。除正史外，我们大量采用了与传记资料有关的各种体裁的文献，结果，这部《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共收书83种，收书数量之多，仅亚于《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且燕京的几部引得，于正史中只收纪与传，我们则兼收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与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另外，我们在编纂过程中，花了不少工夫对异人同名加以区分，必要时并于页末加注说明；我们自己觉得，有一些注文，就类似于读史笔记，其中引用的材料，都注明出处。这样做，是希望对唐五代的历史人物作进一步的研究，对今后有关史籍的整理考订，也可提供某些参考。
以下分别就所收资料作些说明。
正史部分，我们收了《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这是一组，这四部史书的资料价值是众所周知、毋庸多说的。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除了本纪和列传外，增收了《旧唐书·经籍志》（简称《旧志》）、《新唐书·艺文志》（简称《新志》），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简称《新表》）。《新唐书》共有四个表，即《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宰相表》按年排列宰相的拜罢名单，材料已见于本纪和列传，人物事迹没有新的补充；《方镇表》表地而不表人，即记载唐时各方镇的建置沿革，不载任职人名；《宗室世系表》除了少数与政治、文化等有关外，绝大部分的宗室只是具名而已，资料价值不大。因此这三个表都未收入。《宰相世系表》，表唐宰相369人98族的世系。宋以前修史，并无志氏族、表世系的，《新表》实为创举。在此之后，元朝修《宋史》，有《宗室世系表》；修《辽史》，有《世表》；《金史》有《宗室表》。明修《元史》有《宗室世系表》，都限于皇家世系。至于表一般氏族，可以说《新唐书》是独一无二的。据记载，《新唐书》的表是吕夏卿修纂的，他本长于谱学。南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六《唐书世系表》条曾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史学家岑仲勉先生则认为《新表》之蓝本为《元和姓纂》（见其所著《元和姓纂四校记》自序及《唐史馀沈》）。但《元和姓纂》记载止于元和前期，元和以后当还是如洪迈所说，承用故家谱牒。唐代的一些故家大族，多有谱牒，但经过唐末五代兵乱，散亡甚多。明人叶盛《水东日记》卷八载《范氏家谱世系》一文，就说及唐时宰相范履冰的后世，其中一支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渡江寓居苏州，后来“子孙流散，遗失前谱”。在谱牒散失的情况下，《新表》能将唐代的一些名门望族曾任宰相者的世系列之于表，注明字号、官爵，许多是列传所不曾记述的。清人沈炳震《新唐书宰相世系订伪》曾摘举出《新表》的不少错误，其自序中说：“就其所列官爵谥号，或书或否，或丞尉而不遗，或卿贰而反阙，或误书其兄弟之官，或备载其褒赠之职，更或其生平所偶历及曾未尝居是官者，庞杂淆乱，不可究诘，合之史传，不胜纠摘。”《新表》错乱之处确实很多，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参考价值。它不但可以补纪传之不足，有时还可用来校正纪传及《元和姓纂》等书。
经过隋末的战乱，书籍散失极多。唐统一全国后，就注意搜集亡逸。唐太宗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任秘书监，采购天下遗书，组织专人抄写、整理、校阅，“群书大备”。这样到了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命殷践猷等修《群书四部录》时，唐朝廷宫中藏书已达51852卷。后来毋煚又将《群书四部录》200卷精简为《古今书录》40卷，《旧唐书·经籍志》就是以《古今书录》为蓝本而编纂的，因此它所著录的唐人著作，仅限于唐初至开元以前。宋仁宗时修《新唐书》，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加以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亡逸的书籍又逐渐集中，这就为编纂《新唐书·艺文志》准备了较充分的条件。《新志》在数量上补充了开元以后至唐末的各类书籍，另外《新志》可贵的地方还在于增加了许多小注，这些小注大多记载作者的事迹，以集部而论，不少诗文作家的事迹，就是只见于《新志》而未见于他书的。这就为查阅唐代人物提供较早和较为可信的传记资料（当然其中也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我们这次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人姓名编入索引，无疑可以弥补两《唐书》纪传的不足。
与《新表》性质相近的是唐林宝于宪宗元和七年（812）修成的《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曾将《姓纂》与《新表》并举，称：“姓书校正最号详备者，如《元和姓纂》、《唐宰相世系表》。”（卷八“二十五寒·韩”）《新表》关于中唐以前的姓氏即以《姓纂》为蓝本。《新表》所收人物，以曾在唐任宰相者为限，《姓纂》则不受此限制，因此它所收人物的面要比《新表》为广，《四库总目提要》曾称其“于唐人世系则详且核”。可惜其书至宋代已有散佚，后人虽有校补，但缺漏尚多。我们这次用的是孙星衍校订的十卷本，同时还较详细地参考了岑仲勉先生的《元和姓纂四校记》一书，充分吸收了他的研究成果。至于宋代以后的姓氏书，如南宋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章定的《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以及明凌迪知的《万姓统谱》，它们的内容大多详宋而略唐，而于唐人世系也不出《新表》与《姓纂》的范围，因此本书就未加收录。
以上《旧唐书》、《新唐书》（包括《新表》《旧志》《新志》）、《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元和姓纂》，这是一组。其次，如《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全唐诗》《全唐诗逸》《河岳英灵集》《国秀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是另一组，这大体上是属于文学家的传记资料。这一组又可分为三小类：
第一小类是以《全唐诗》《全唐文》为主的诗文总集。《全唐诗》和《全唐文》都是清朝官修书。《全唐诗》的修纂，始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成于四十五年（1706）十月，共收诗48900多首，作者2200余人，总900卷。《全唐文》修成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收文18400多篇，共1000卷。这两部总集，卷帙浩繁，洋洋大观，前人曾以为“有唐一代文苑之美，毕萃于兹”（俞樾《春在堂杂文》四编卷七《全唐文拾遗序》）。这两部总集的特点，除了数量多以外，还在于有作者小传，虽然现在看来，这些小传还有不少错误，但无论如何它们还是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研究线索。当然，这两部书所收诗文也有遗漏：日人河世宁就曾辑有《全唐诗逸》三卷；近人王重民先生根据敦煌遗书，又辑校过唐人的一些遗诗；我们还曾听说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孙望先生也正在做辑佚的工作，希望能早日完成，以有助于唐诗的研究。这次我们编制本索引，就只收《全唐诗》和《全唐诗逸》，王、孙二先生的辑佚暂未列入。至于《全唐文》，也有遗漏，如陆心源就曾利用他的皕宋楼所藏，补辑了不少遗文，编为《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陆氏所编的两种，因其为辑补《全唐文》而作，因此我们也一并编为索引。
第二小类是唐人选唐诗的几种。按过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现改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编印过《唐人选唐诗十种》，其中唐写本唐人选唐诗，系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人写本残卷，它们有校勘价值，但对于唐诗人事迹的研究，意义不大；另外如元结的《箧中集》、令狐楚的《御览诗》、韦庄的《又玄集》、韦縠的《才调集》、佚名的《搜玉小集》，它们都未载作家小传，其诗又皆已编入《全唐诗》，因此都未编入索引。而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芮挺章的《国秀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姚合的《极玄集》四种，除了对所选诗人的评论外，还载有作家的字号、籍贯及其仕历，虽然简略，但不乏重要的研究线索。如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说刘长卿“刚而犯上，两遭迁谪”，我曾受此启发，结合独孤及的《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毗陵集》卷十四）及其他材料，考证了刘长卿两次贬谪的时间和地点，纠正了自从《新唐书·艺文志》以来有关刘长卿事迹记载的错误（参见拙著《刘长卿事迹考辨》一文，《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辑）。因此，我们将这四种唐人选唐诗所选的作家姓名，编入索引。
第三小类是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和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唐诗纪事》共81卷，收诗人1150家，除采录诗句外，凡其人可考的，则撮述其世系爵里和生平经历，辑集了大量有关唐代诗人的资料。清朝编《全唐诗》，而《唐诗纪事》是其极重要的参考资料，其诗人小传很多即采自此书，而且南宋时题为尤袤撰、实为廖莹中编的《全唐诗话》，就是剽窃《唐诗纪事》而成的（参见《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九七集部诗文类存目），而现在有些研究者在论著中竟还在引用《全唐诗话》而不去检核《唐诗纪事》，实在是使人奇怪的。《唐才子传》也是一部研究唐代诗人的重要参考书。我曾作过一些比较，《唐才子传》所载诗人事迹，不少是采自《新唐书》和《唐诗纪事》的，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尽可能记录诗人的登科年份，书中人物的先后编排，不少就是依登第时间排列的。有些登第年岁提供了研究诗人生平的极宝贵材料，如载宋之问为上元二年（761）登第，即可大致考出宋之问的出生年，这是他书所未见的（请参阅拙著《唐代诗人考略》，载《文史》第八辑；又见《关于宋之问及其与骆宾王的关系》，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二期）。唐人重科第，中晚唐时就刻有登科记一类的书，这些书大约宋元时还有流传的；如南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林藻欧阳詹相继登第”条，曾说“予家有唐赵
撰《唐登科记》”。另外，诗人李益之子李奕，也曾编过唐初至德宗贞元时的登科记（见《全唐文》卷五三六李奕《登科记序》）。辛文房在著《唐才子传》时，当是利用了那时存世的唐人登科记一类的书，因此这方面的记载是较为可靠的。
本书采用书目的第三组是《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翰林承旨学士院记》《翰林院故事》《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唐登科记考》《唐方镇年表》等7种。按唐尚书省所属除六部尚书、侍郎外，设有郎中、员外郎之职，统称郎官。唐代是颇重视郎官人选的，据说员外郎比起郎中来更显得有声价。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有这样的记载：“晋宋以还，尚书始置员外郎，分判曹事。国朝弥重其迁。旧例，郎中不历员外郎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其不历清资，便拜高品，有似长征兵士，便得边远果毅也。”清人劳格、赵钺将尚书左右司及六部郎官，见于题名碑者，蒐辑材料，排其行事，共得3200余人，另补遗634人，编为26卷。又将御史台题名，仿《郎官考》的体例，编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卷。《旧唐书》卷一八五上《良吏·李素立传》载：“素立寻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参军，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复要。’”可见唐之侍御史是被视为清要官的，它与翰林被视为内相一样，都是唐代的重要官职。至于唐代进士诸科之盛，中唐以后方镇权势之强，更所周知。这几部书中所列，几乎网罗了唐代各类官场中的人物，而劳格、徐松、吴廷燮等又于唐史事极为精熟，他们所引用的材料，所作的考订，虽不免仍有疏漏和错误，但总的说来对研究者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为目录提要书，是本索引所收书的第四组。按宋人官私书目，留存于今者仅四家，除晁、陈二志外，尚有宋初王尧臣等奉敕编修的《崇文总目》和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崇文总目》经郑樵删削序释，刊落极多，已非原本之旧。另外，它与《遂初堂书目》同样，仅著录书名、卷数，未载作者事迹，我们这次略而未收。《郡斋》《直斋》著录的，都是晁、陈二人所实藏的书，而且于作者名下大多注明字号、籍贯、仕历及版本流传情况。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以本书所采为例，晁、陈二志有些地方可以补新旧《唐书》中《艺文（经籍）志》的不足。如《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集部别集类，载李康撰《玉台后集》十卷。但据《郡斋》卷四下、《直斋》卷十五，撰《玉台后集》者名李康成，非单名李康。另外，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系据晁、陈二志编成，虽也是重要的目录书，但为避免重复，我们也就未加收录。
第五组是唐至元的书画书，即《书断》《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益州名画录》《五代名画补遗》《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图画见闻志》《书小史》《图绘宝鉴》《书史会要》等11种。唐宋人的书画著录，记载了唐代书画家的姓名、简历及作品流传情况，不但可以补正史之不足，而且他们之中不少人是正史所未载的，这当然是极可宝贵的材料，就是元人的两种（《图绘宝鉴》《书史会要》），虽为晚出，但因有汇辑的性质，也有足资参考之处。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1）盛唐、中唐之际的大诗人韦应物，对于他的世系，一般根据《新表》与《姓纂》，可以考查而得，但我们从《唐朝名画录》《历代名画记》《益州名画录》等的记载中，可以考知他的父亲韦銮和伯父韦鉴都是当时有名的画家，他的堂弟韦偃也以画马著称，《宣和画谱》记有韦鉴、韦偃的画流传于宋的尚有多幅。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韦应物生长在一个富有艺术修养的家庭，这一点是过去文学史研究者所未曾注意的。（2）自从晚唐人张固《幽闲鼓吹》和五代人王定保《唐摭言》记白居易初以举人至长安谒顾况，顾况说“长安居大不易”，白居易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顾况大为嗟赏，白居易也因而得名。此事后来被写入新旧《唐书》的《白居易传》，就更广泛地流传于后世。按《历代名画记》卷十记顾况“贞元五年贬饶州司户”，离开长安，不久即卒于饶州；而据白居易《送侯权秀才序》，他直至贞元十五年（799）才由宣州入贡至长安应举，顾、白二人实无在长安见面的机会（详参见拙著《唐代诗人丛考》一书中的《顾况考》）。在这里，《历代名画记》的记载是一个重要的例证。（3）刘长卿有《集梁耿开元寺所居院》诗：“到君幽卧处，为我扫莓苔。花雨晴天落，松风终日来。路经深竹过，门向远山开。岂得长高枕，中朝正用才。”（《全唐诗》卷一四七）曾有友人问梁耿其人。按刘诗中梁耿之名仅一见，唐人诗文中亦未见有记载，本书采用的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却载其名，书中虽然未载其具体事迹，但还是提供了有关梁耿的某些线索，可见元人的书画书仍有可为参考者。
第六组是有关五代时十国的书，计有《十国春秋》、《九国志》、《五代史补》、马令和陆游的《南唐书》、《江南野史》6种。它们可以补新旧《五代史》的不足，其史料价值不待多说。这里要说明的是，五代和宋人关于这方面的著述极多，仅吴任臣在《十国春秋》的凡例中开列的书目就有二三十种之多，我们则选取其中属于纪传体的史书。
第七组是宋元方志，计33种。根据记载，唐时已有方志，当时叫作图经。唐朝廷曾规定，全国各州府每三五年定期给中央尚书兵部职方造送图经一次。但那时的图经大都还只记载天象、地理，并未扩充到人文历史方面，且大部分已经亡佚，现在仅存《沙州图经》《西州图经》两种残本。到了宋元时期，这时所修的方志，内容已十分齐备，除了山川、疆界等记载外，人物志和艺文志已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记载的唐代人物，往往为后人用作考订的材料。在本书中，我们也根据宋元方志的记载，订正了其他史籍的一些错误。这里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中晚唐之际的诗人李敬方，他现存的诗虽然不多（《全唐诗》卷五〇八载其诗九首），但却有其特色，如《汴河直进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这首诗以汴河取譬，揭露了腐朽的唐朝廷对东南一带的残酷剥削；此外如“天台十二旬，一片雨中春，林果垂杨尽，山苗半夏新”（《天台晴望》），描写江南暮春山景，颇有新意。但李敬方的事迹，过去的记载大多错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敬方诗一卷，小注云：“字中虔，大和歙州刺史。”这一记载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唐诗纪事》也说：“字中虔，登长庆进士第，大和中为歙州刺史。”（卷五十八）《唐诗纪事》补充了李敬方登进士第的时间，但仍然沿袭了大和（827—835年）中为歙州刺史的说法。《全唐诗》与《唐才子传》小传均与此同。今查宋《宝庆四明志》卷一、元《延祐四明志》卷二都载有李敬方，说是大中初明州刺史。宋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卷十谓李敬方于会昌六年（846）为台州司马，而宋罗愿《新安志》卷九则又明确记载李敬方于大中四年至六年（850—852）为歙州刺史。按《全唐文》卷七三九载李敬方所作的《汤泉铭》，其中说：“唐大中五年，敬方患风疾，至汤池浸浴。六年十一月又入浴，因感白龙见，风疾遂瘥。”又铭曰：“刺郡二年，病不能兴。”可见那时李敬方任郡刺史。又《全唐诗》卷五〇八载其《题黄山汤院》诗，自序有云：“敬方以头风痒闷，大中五年十二月因小恤假内再往黄山浴汤，题四百字。”黄山即在宣歙治区之内。这就从李敬方本人的诗文证实《新安志》记载的正确。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李敬方在文宗朝为谏议大夫（参《旧五代史》卷五十八《李琪传》），后以事贬台州司马（据《赤城志》云台州司马，而《文苑英华》与《全唐诗》云左迁台州刺史，劳格《唐郎官石柱题名考》谓当以《赤城志》所载《桐柏山题名碑》为正，应作司马），时当会昌中（841—846年）。大中初稍迁为明州刺史，大中四年（850）又为歙州刺史。由此可证《新志》《唐诗纪事》《全唐诗》《唐才子传》等皆误。
这里应说明的是：（1）《会稽掇英总集》虽然并非方志，但因为它载有唐太守题名记，是查阅唐代任浙东观察使的有用材料，故附于方志而一并收录。（2）明清两代的方志，虽也有参考之处，但所记唐人事迹，大多与前史陈陈相因，新发现的材料不多，且明清的方志数量繁富，有数千种之多，收不胜收，本书就一概不收。
第八组是有关释氏的书，有《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续贞元释教录》等八种。前三种是僧人传记，后五种为释氏书目录。《旧唐书·经籍志》序言曾说：“（毋）煚等《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轴繁多，今并略之”；又说：“其《释道录目》附本书，今亦不取。”照此看来，毋煚等在编《群书四部录》时，在编释、道著作时，有小序，还注有撰人姓氏，而这些却为《旧唐书》编修者所删去，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为了提供唐人所作释氏书目录，选取其中较可作为传记资料参考者，从《大藏经》中录取《大唐内典录》等五种编入本书。
上面一节概述了这部索引所收八十余种书的大致情况与史料价值。在这一节中，想谈一谈利用本索引以订正某些史籍记载的讹误。
一般认为，搞索引不算是学术研究。这从学术研究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对的；但应当说，索引与研究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科学研究飞速发展的今天，尤其如此。世界上一些著名学校的图书馆，往往定期聘请在某一学科有专长的学者编制图书目录；有些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也经常由专家学者主持，定期编制国内外学术论著的索引。这已越来越为我国学术界所注意。这说明，没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没有相当的研究基础，是编不好较高水平的索引目录书的，更何况有些索引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在编纂这部传记资料索引时，我们感到，如果对唐代历史没有一定的基础，对唐代史料未有一定的了解，对古籍整理校勘等基本知识未有切实的掌握，就会感到相当困难，而且会发生相当多的纰漏。因为如果不具备上述的这些条件，各书汇集以后大量出现的同人异名和同名异人问题，就会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深感基础和才力的不足，这可能会影响这部索引的质量，但我们也确切感到，经过对一些史籍的比较研究，即使从人物传记资料这一角度，本索引也能订正古籍中的不少记载错误。以下拟分别就本书所收的资料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古代史书中往往会碰到同一人而其姓名各书所记不一的情况；有些史书虽然经过校勘整理，但由于种种原因，漏校者甚多。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中，新旧《唐书》在这方面就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有时同是一个人，《旧唐书》作杜甲，《新唐书》作杜乙，点校本却未加比勘，如果稍不留心，就会误认为两人。我们在编制这部索引时，遇到这种问题，尽可能加以区分，有些地方还引证一些必要的材料，或前人的研究成果，写成小注，借以订正史籍中的某些讹误。这里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一）《旧唐书》卷一五二有《段佐传》，《新唐书》卷一七〇有《段佑传》。两书所记皆为郭子仪牙将，因功迁为泾原节度使，终右神策大将军，事迹相同，当为一人，而其名一作佐，一作佑，另《元和姓纂》又作段祜。今查《白居易集》卷三十七有《除段祐检校兵部尚书右神策军大将军制》，称：“四镇北庭行军兼泾原等州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段祐……可检校兵部尚书、右神策军步军大将军、知军事。”由此可证新旧《唐书》及《姓纂》之误。
（二）《新唐书》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二上载杜崇殼，宫尹丞、右司员外郎、丽正殿学士，为行敏子，希望父，杜佑祖。而《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载其祖为杜崇慤。今查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铭》（《权载之文集》卷十一）、《岐国公杜公墓志铭》（同上卷二十二）皆作“杜崇慤”，与《旧传》同，可证《新表》作“殼”者误。
（三）《新唐书》卷一一六有《杜景佺传》，《旧唐书》卷九〇有《杜景俭传》，看来似乎是两人，实为一人。中华书局点校本于此与上述的段佐、段佑一样，都没有校记。其实关于这点，清人岑建功《旧唐书校勘记》早已指出，并已解决，其书卷九〇“杜景俭”条云：“《通典》二十五、《文苑英华》三百九十八、《册府》三百十七、《御览》六百四十俱作佺，《新书》同。案《御览》二百五作景俭，《通鉴》二百四同，注引《考异》云：《实录》及《新》纪表传俱作景佺，非，盖《实录》以草书致误，《新书》因承之耳，当从《旧书》、《统纪》为是。”如果我们仅看传目，不察传文，也未掌握前人的校勘成果，就可能在索引中将杜景佺、杜景俭分为两人。与此类似的还有：《旧唐书》卷一六三有《卢弘正传》，《新唐书》卷一七七有《卢弘止传》，正、止互异。而据《通鉴》卷二四〇武宗会昌六年八月条《考异》所载，及岑仲勉《唐方镇年表补正》所考，应作“卢弘止”为是。
（四）《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谓其父名幼简，而《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五上作幼闻。今查唐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僧孺）神道碑》（《文苑英华》卷八八八）载：“父幼闻，华州郑县尉。”与《新表》同，则《旧传》作“幼简”为误。
（五）《旧唐书》卷一五七《李鄘传》：“子柱，官至浙东观察使。”又载柱子磎。而《新唐书》卷一四六《李鄘传》则谓：“子拭，仕历宗正卿、京兆尹、河东凤翔节度使，以秘书监卒。拭子磎。”《新表》也载鄘子拭，拭子磎。另《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下，大中四年九月，“以朝请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孟州刺史、河阳三城节度使李拭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等使。”《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五年四月，“壬寅，以陕虢观察使李拭为册黠戛斯可汗使”。宣宗大中二年为浙东观察使，见《会稽掇英总集》卷一八。《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一五也载有李拭。由以上诸例，可证《旧唐书》作李柱者误。
（六）《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乙部史录仪注类，著录“裴瑾《崇丰二陵集礼》”，小注云：“瑾字封叔，光庭曾孙，元和吉州刺史。”按同书卷七一上《宰相世系表》一上载有裴墐，儆子，吉州刺史。时代相同。《新志》作瑾，《新表》作墐。柳宗元有《唐故万年令裴府君墓碣》，云：“公讳墐，字封叔，河东闻喜人。……大理卿府君讳儆，实父。”文中还具体叙述了裴墐撰著《二陵集礼》一事，云：“司空杜公联奉崇陵、丰陵礼仪，再以为佐。离纷尨，导滞塞，关百执事，条直显遂，司空拱手以成。自开元制礼，讳去国恤章，累圣陵寝，皆因事擥缀，取一切乃已，有司卒无所征。公乃撰《二陵集礼》，藏之南阁。”（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点校本《柳宗元集》，世采堂本《柳河东集》同）按裴墐之后夫人柳氏为柳宗元之姊，墐于元和十二年（817）卒于吉州刺史时，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他对于裴墐的事迹当然是知之详确的。据此，可知《新表》作“裴墐”是，《新志》作“裴瑾”误。
（七）《旧五代史》卷一二七有《马裔孙传》，马裔孙为五代后唐时中书侍郎平章事；《全唐文》卷八五六也载其文。但《新五代史》卷五五、《通鉴》卷二八〇及南宋人陈思所作《书小史》皆作“马胤孙”。《旧五代史》《全唐文》刊作“裔”，当是清人避讳改；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五、卷二六则又作“马允孙”，“允”字也是避清讳所改。如果不注意，则很可能因避讳改字而将一人误分为两人。
（八）《全唐文》《全唐诗》的错误极多，其中的一项即将一人误分为两人。如《全唐文》卷七六三载沈珣文，卷七六七又有沈询文。沈珣小传谓：“珣，宣宗朝官中书舍人，以礼部侍郎出为浙东观察使。”沈询小传谓：“询字诚之，赠礼部尚书传师子。会昌初进士，累迁中书舍人，出为浙东观察使，除户部侍郎。咸通四年为昭义节度使，奴结牙将为乱，灭其族，赠兵部尚书。”这两处所载事迹，都可见于《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三二《沈传师传》，并皆作“沈询”，而《全唐文》却分作两人。《北梦琐言》卷五有沈询，官至丞郎，同书卷十二又载沈询曾镇潞州（潞州即昭义军所驻地），所载与新旧《唐书》本传合，可见作“沈询”为是。类似的情况，又如《全唐诗》卷七三七载熊皦诗二首，同卷又另载熊皎诗四首。熊皦小传谓：“熊皦，后唐清泰二年登进士第，延州刘景岩辟为从事，人晋拜补阙，贬商州上津令。《屠龙集》五卷。”熊皎小传谓：“熊皎，自称为九华山人。《南金集》二卷。”初看似为二人，今按《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载《屠龙集》一卷，称“五代晋九华熊皎撰，后唐清泰二年进士。”《唐才子传》卷十有熊皎，即以《屠龙集》、《南金集》皆为熊皎所作，并云陶穀为之序。可见熊皦、熊皎实为一人。熊皦（皎）事又可参见《诗话总龟》卷十三所引《雅言杂载》及《新五代史》卷四七《刘景岩传》。由此可见，利用索引所排比的材料，即可用来订正《全唐文》《全唐诗》的这些谬误。
以上是唐五代传记资料中同人异名的情况，通过本索引得以改正的一些例子。至于史书上所载人物字号的错误，就更为常见，这里也可举两个例子，以见一斑。一是《新唐书》卷一九四《卓行·元德秀传》，载元德秀有弟子数人，云：“是时程休、邢宇、宇弟宙、张茂之、李
、
族子丹叔惟岳、乔潭、杨拯、房垂、柳识皆号门弟子。”后文又云：“萼字伯高，丹叔字南诚，惟岳字谟道，赵人。”据这二处所述，则李
（萼）之族子，一为丹叔，字南诚，另一为惟岳，字谟道。按《新唐书》这里的记述，实本于李华《三贤论》，而《三贤论》关于这三人的记述，则是：“赵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萼族子丹叔南，诚庄而文，族子惟岳谟道，沉邃廉静。”（见《文苑英华》卷七四四）由此可见，《三贤论》是说李丹字叔南，此下“诚庄而文”系自成一句，说明李丹之为人，正如后面的“沉邃廉静”来形容李惟岳一样。《新唐书》作者误读《三贤论》原文，以“南诚”为字，“丹叔”为名，以致大谬。另一个例子是，《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四上载韦温字弘有，而《旧唐书》卷一六八、《新唐书》卷一六九《韦温传》作字弘育。按杜牧有《唐故宣州观察使御史大夫韦公墓志铭》（见《樊川文集》卷八），云：“公讳温，字弘育。”由此可见作“弘育”为是，《新表》作“弘有”非。
关于新旧《唐书》《全唐文》《全唐诗》的问题，我们曾分别发表过《两〈唐书〉校勘拾遗》《谈〈全唐文〉的修订》《读〈全唐诗〉小札》等几篇文章，读者可以参看，这里只是举一些例子，说明仅仅从索引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对过去大部头的史籍作重要的订正。同样，从人名的排比整理中，还可改正南宋两部著名的目录中的一些错误。如《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后汉书》条云：“唐高宗令章怀太子贤与刘讷言、革希言作注。”而据《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为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者为格希元，非革希言；又据《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四上，载格希元为处仁子，洛州司法参军，时当高宗时，《姓纂》卷十同。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记》还据唐人墓志，证明格希元为唐高宗、武后时人。又如《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载韦韫《九镜射经》《射诀》，并云韫仕为检校太子詹事。考韦韫为唐末诗人韦庄之父（见《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四上），查韦庄事迹材料，未见其父有任检校太子詹事之职者。而据《新表》，载韦友刚子韦蕴，检校太子詹事，时代正合，当为一人。由此可知《直斋书录解题》之韦韫为韦蕴之误。《直斋》卷十五著录《汉上题襟集》三卷，云：“唐段成式、温庭筠、逢皓、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倡和诗什，往来简牍，盖在襄阳时也。”这里的逢皓，应是庭皓之误，庭皓为温庭筠之弟。夏承焘先生《温飞卿系年》（见《唐宋词人年谱》）已经指出：“《文献通考》无逢皓，有崔皎。案逢皓、崔皎皆庭皓之误。《全唐诗》二十二：‘温庭皓初为襄阳徐商从事。’”《唐摭言》卷十也载：“温庭皓，庭筠之弟，辞藻亚于兄，不第而卒。”如果不加比较，未参考有关的研究著作，整理《直斋》这部书时，就很可能将“温庭筠”与“逢皓”作为毫无关系的两人，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错误。
关于宋元方志，张忱石与许逸民同志曾写有《宋元方志举正》（载《文史》第十一辑），就唐代人物的姓名对宋元方志中的某些讹误作了校正。我们在上一节中着重讲了宋元方志的史料价值，但毋庸讳言，现存三十几种的宋元方志，存在不少错误（包括原书修撰时的错误与刊刻传抄时的错误），这里不妨举几个明显的例子。如《嘉定镇江志》卷十六载有卢准，唐时曾为润州司士参军。按大历时诗人卢纶有《送从叔士准赴任润州司士》诗（《全唐诗》卷二七六）。《嘉定镇江志》所本，当即卢纶此诗，但卢纶诗题明明记载其从叔任润州司士参军者名士准，非单名准。又如《嘉定赤城志》卷八载武后垂拱四年台州刺史沈福。今查《姓纂》卷七，沈道之子成福，历简、台、庐等州刺史；《姓纂》又载道之兄名训之，训之子名成景，其兄弟辈的名字中都有一“成”字。《全唐文》卷二〇〇也载有沈成福文，小传说他是高宗永徽时人，时代与《姓纂》及《嘉定镇江志》所载相合，当同是一人。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所引的拓本《沈知敏志》，也称“父成福，通议大夫、台州刺史”。这些，都可证《赤城志》作“沈福”之误。另外，如《毗陵志》卷七载李倜，谓唐玄宗孙，徐王埕第三子。按据《旧唐书》卷一〇七《玄宗诸子传》，载唐玄宗第二十三子信王瑝，“天宝末有子封为王者二人：佟为信安郡王，太常卿同正员；倜为晋陵郡王，光禄卿同正员。”（《新唐书》卷八十二同）李倜封为晋陵郡王，因此《毗陵志》载人（毗陵即今江苏无锡，属晋陵郡）。但李倜实为信王瑝的第二子，《毗陵志》所载，显然是以“信”讹为“徐”，“瑝”讹为“珵”，“二”讹为“三”。如不查核新旧《唐书》，则所谓徐王埕者竟不知为何人了。
以上三个例子，当皆为修撰时的错误，至于版刻之误，在现存宋元方志中就更多。如《嘉定镇江志》卷十四载浙西观察使郑明，此“郑明”为“郑朗”之误，郑朗曾于唐宣宗大中年间由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出为浙江观察使（见《唐书》本传，并参《唐方镇年表》）。又同书同卷载卢明，据《新表》应作“卢朗”；李元义，据《新表》应作“李玄义”（《新表》共有四个李玄义，此任润州刺史者为行师子，详见本索引）。又如《三山志》卷二〇载吴奏于唐德宗贞元初以太子宾客为福建观察使，“吴奏”为“吴凑”之误（见《旧唐书》卷七《德宗纪》及新旧《唐书》本传）。又如《咸淳临安志》卷四五载宋憬于唐中宗时为杭州刺史，“宋憬”为“宋璟”之误；《吴兴志》卷十四载崔刍官于咸通三年为湖州刺史，“崔刍官”为“崔刍言”之误。
前面已说过，我们无意夸大索引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单凭索引，将有关资料加以简单的排比，就可代替学术研究，但从本节所举的为数不算太少的例子，读者可以看出，索引工作应有它一定的地位，索引不但可以帮助人们迅速地掌握所需要的材料，而且通过归纳和比较，还可订正若干原始材料本身的错误和疏漏。我们在这部索引中，凡对过去史籍有所订正或可校其异同者，均于当页加注说明。这些小注，字数虽然不多，但确实费了我们不少劳力。我们自信，它们对研究者是会有帮助的，细心的读者将会从中得到有用的材料。
关于本书的编辑体例问题，张忱石同志和许逸民同志起草的编辑凡例中已有具体说明，这里拟补充说明几点。
人名索引中往往会碰到同姓名的问题，处理得是否准确和妥善，是衡量一部索引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清代汪辉祖有《九史同姓名录》，他在那时的条件下已经尽了他的努力，但不免尚有错漏，何况他所接触的只是唐以后的几部正史，问题还算简单。我们这部索引，收录的书达八十余种，其中有几种书都在百卷以上，时间又集中在唐和五代约三百几十年之中，所收唐、五代的人物有近三万人之多，因此所碰到的同姓名问题就远较汪辉祖的复杂。有时有四五个人为同一姓名，就须查核其籍贯、郡望、字号、世系、事迹，加以细心的甄别，稍一疏忽，就会张冠李戴。有时时代相近，事迹又较简略，就更不易分辨。如《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有张复鲁，幼挺子，度支郎中。《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三也有张复鲁，《郎考》卷十三所载度支郎中，则与《新表》当即一人。而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七于进士第而未有确切年代可系者有张复鲁，时代相近，初看似与《新表》、《郎考》所载为同一人。但查《唐故宣州观察使御史大夫韦公（温）墓志铭》（《樊川文集》卷八），称韦温有女四人，“长嫁南阳张复鲁，复鲁登进士第，有名于时”。《登科记考》所本即杜牧此文。考《新表》之张复鲁出始兴张氏，世居韶州曲江，与张九龄同族，而韦温婿之张复鲁为南阳张氏，籍望不同，本书就区分为二人。这种情况在本书中是很多的。还有不少是姓名相同，时代相近，但别无确切材料证明其为同一人的，我们就本着阙疑的精神，姑且作二人处理。如严杲，既见于《郎考》、《御考》，又见于《历代名画记》，均为开元时人；又如郑宥，既见于《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五上（华子，博州参军），又见于《新表》同卷（进子，燕弟，未注官职），又见于《全唐文》卷四〇八，小传仅云“天宝时判拔萃登第”，时代均相近，未能确定《全唐文》之郑宥属于《新表》中哪一个郑宥，因材料缺乏，就只好分为三人。凡属于这种情况，我们都于注中说明，注明待考。
《新表》与《姓纂》有一大部分是相重的。据岑仲勉先生考定，认为《新表》于元和初以前的部分，即据《姓纂》编定。因此我们凡是遇到二者所载同人异名时，一般即从《姓纂》；但也有《新表》是而《姓纂》非的，就以《新表》为主，以《姓纂》所载作为参见。
《全唐文》与《全唐诗》所载，包括唐和五代，但也有混杂前后朝代人的。如《全唐文》卷九五六载马子才《送陈自然西上序》一文，据劳格《读全唐文札记》（《读书杂识》卷八），谓：“见《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二十一。子才系宋人。《直斋书录解题》十七，《马子才集》八卷，鄱阳马存子才撰，元祐三年进士第四人。误入当删。”元祐为北宋哲宗年号，距宋开国已一百二十余年，马子才为宋人无疑。今后若修订《全唐文》，就必须把马子才其人其文剔除。但本索引所辑以书编录，因此像《全唐文》、《全唐诗》等，虽有误载前后朝人物的，也一并录入，且也不作注说明。至于像《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兼载唐宋人的，则将显系宋人的删除（本书时代断限适当放宽，凡生于五代而入宋的，也酌予收录）。
当然，我们也看到，如果要全面查阅唐代人物的传记事迹，现在的这部索引的范围就要大大扩大。譬如说，《全唐文》就不能只收作者姓名，应当将书中的碑传墓志，以及与事迹有关的序跋也一并辑入。除了《全唐文》及陆心源的两种补遗外，清末至近年出土的唐碑唐志，应该有计划地编录。唐、五代直至北宋前期的一些杂史、笔记，有较丰富的人物传记资料。《新唐书》的《宗室世系表》，《全唐诗》中诗篇提到的人名，也都应考虑辑入。如果把这些材料都加汇聚，并予以合理的编排，那末，我们就将有一个网罗全局的唐代人物的材料库。但这是一个更大的工程，远非二三个人于短期内所能完成。我们希望这方面的有志者来承担这项大工程，这必将受到唐史和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欢迎和感激。为此，我们愿意以书为引玉之砖。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曾得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唐长孺先生、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先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启功先生的鼓励和帮助，启功先生还特地为本书封面题字，在此一并致谢。
傅璇琮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原载中华书局1982年版《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据以录入，另收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治学清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傅璇琮卷》（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