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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修的两部唐人诗文总集，一为《全唐诗》，一为《全唐文》。《全唐诗》的修纂，始于康熙四十四年三月，成于四十五年十月，共收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总九百卷。《全唐文》修成于嘉庆十九年，收文一万八千四百多篇，共一千卷。这两部总集，卷帙浩繁，洋洋大观，前人曾以为“有唐一代文苑之美，毕萃于兹”（俞樾《春在堂杂文》四编卷七《全唐文拾遗序》）。这对于我们研究唐代的文学和历史，无疑会有不少的方便。
但这两部总集，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关于《全唐诗》，“文革”前，在《文学遗产》以及其他一些刊物上，曾有李嘉言等先生写过文章，论述《全唐诗》需要修订的一些意见，对研究者颇有启发。《全唐文》的情况如何，究竟存在哪些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间，似尚无人涉及。过去岑仲勉先生曾撰有《读全唐文札记》（载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谈到一些问题，但岑先生的文章主要还是从治史的角度出发，对《全唐文》所载文章及作家小传作若干史实考证，对于修订本身，论述不多。因为工作关系，我们在近年来曾对《全唐文》翻检一遍，并参考其他一些史籍，对书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些记录。我们觉得，《全唐诗》如要修订的话，则《全唐文》也应加以修订，这部书中的问题并不比《全唐诗》少。由于篇幅所限，当然在这篇短文中不可能将存在的问题一一列出，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以供研究者参考。
我们知道，《全唐诗》的辑集，主要依据明末清初的两大部唐诗总集，即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一千三百三十三卷）和季振宜的《全唐诗》（七百一十七卷）。嘉庆时修《全唐文》，是否有所依藉，情况还不清楚。据俞樾《全唐文拾遗序》，说“嘉庆时天子右文稽古，出内府所储唐文一百六十册”，似乎这个“唐文”并非专书的名称，但嘉庆“御制”序文，却说是“予近得唐文一百六十册，几暇披阅，觉其体例未协，选择不精，乃命儒臣重加厘定”。《全唐文》的凡例中，每有“原书”如何如何的话，如说“原书制诰别立一门，与全书体例未协，今以见各人文集者归其本人……”；又有“原书批答即载本文之后”、“原书误收唐以前文”等语。由此可见，嘉庆时内府所藏的所谓一百六十册唐文，应当是已经编成的一部全唐文，当时馆臣即根据这一唐文总集，修改其体例，补益其缺漏。但这部《唐文》的情况究竟如何，譬如卷数多少，如何编排，有否作家小传，等等，均不得而知。如果其书尚藏于现在的故宫博物院，那就可以像《唐音统签》那样，拿来作比较研究。
嘉庆时为了修纂《全唐文》，还特地开设了“全唐文馆”，在辑集工作中，除了依据上面所说的一百六十册《唐文》外，还据《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古文苑》、《文苑英华》、《唐文粹》等几部大书汇辑。但即使如此，也仍有遗漏，后来陆心源利用他的皕宋楼所藏，补辑了不少遗文，编为《唐文拾遗》七十二卷、《唐文续拾》十六卷。今天看来，还有不少遗文可以辑集，单是近一二百年出土的碑文墓志，就可补进数千篇文章，其中不少篇对文学史研究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众所周知的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就是过去李根源先生《曲石藏志》之一，岑仲勉《续贞石证史》（载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本）曾据此对王之涣的生平有所考证。这一墓志，就不见于《全唐文》和陆心源的《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过去对王之涣生平事迹的记载，不是空白，就是错误，如著名的唐代诗歌研究著作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就说王之涣为“天宝间人”，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又说王之涣是“蓟门人”。现在据靳能所作墓志，则王之涣于天宝元年二月即已去世，他的郡望为太原，从其五代祖王隆之为北魏绛州刺史起，就占籍绛州（《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河东道有绛州绛郡）。这些都有助于唐诗的研究。《曲石藏志》中还有一篇张阶作的李琚墓志（《唐故河南府洛阳县尉顿丘李公墓志铭》），根据这篇墓志，可以考见唐朝著名理财家刘晏任夏县令的时间（天宝七载二月以前），并由此还可考见刘晏与盛唐诗人王昌龄、李颀的交游事迹。这篇墓志也为《全唐文》及过去金石著录所未载的。近代比较著名的藏石，还有“千唐志”等，如果把已知的这些碑传墓志加以辑录印行，一定会大大有助于对唐文的认识以及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另外，《全唐文》纂修时，《文苑英华》曾是重要的依据材料。“凡例”中特别提到除了明刊本外，还据影宋抄本《文苑英华》补配。但即使如此，《文苑英华》中也还有一些篇章为《全唐文》所漏收的（此点可参看清人劳格《读书杂识》卷八）。
这就是说，现在修订《全唐文》，在补辑遗文方面还有不少工作可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全唐文》本身还有许多错误需要订正，这个订误的工作，或许比辑佚还要费事费时，它要查阅大量的史书，需要详细占有材料，并进行比较的研究。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大致有以下四点：
一、文章误收。修纂《全唐文》时，这些编修官已经注意到甄别文章的作者。譬如杨炯《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伯母李氏墓志》，过去曾误编入庾信的集子中，这次加以刊正，改入杨炯名下。撰人姓氏歧出的，如《邕州马退山茅亭记》，见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又见于独孤及的《毗陵集》；《卢坦之杨烈妇二传》，见李翱的《李文公集》，又见于李华的《遐叔集》，编《全唐文》时都各加订正，归于一是。负责修纂的徐松等人，对唐宋史事号称精熟，徐松本人曾撰有《登科记考》，是研究唐朝科举制度与文人生活的重要资料书，他又利用编《全唐文》之便，辑修了《宋会要辑稿》一书，保存了宋代不少极有用的史料。但即使如此，《全唐文》中张冠李戴的情况还是不少。这里不妨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如卷三五七高适名下收《皇甫冉集序》一文。皇甫冉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清人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抄》曾将他列为大历十才子诗人之一。现存有关皇甫冉事迹的材料，最早要算是独孤及所作的《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文集序》（《毗陵集》卷十三），序中说皇甫冉于代宗大历二年（767）迁左拾遗，转右补阙，后奉使江表，省家至丹阳，不幸染疾而死，年五十四。根据其他有关材料，可以大致考知其卒当在大历四五年之间（769—770）。而我们知道，高适则卒于永泰元年（765）。《全唐文》所载《皇甫冉集序》却说：“恨长辔未骋，而芳兰早凋，悲夫！”明明是高适比皇甫冉早五六年死，却在所作序文中悼念皇甫冉的有才早死，岂非奇事！细一比较，原来《全唐文》所载的这一篇《皇甫冉集序》，与《唐诗纪事》卷二十七皇甫冉条所引“高仲武曰”完全相同，高仲武即是唐人选唐诗之一《中兴间气集》的编选者，原来这一篇文字即是《中兴间气集》对皇甫冉的评语。据高仲武自序，他这部诗选，“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皇甫冉正好生活其间。现在单刻本的《中兴间气集》，与《唐诗纪事》所引，关于皇甫冉的评语，字句虽有所出入，但大致相同。由此可以断定，这所谓《皇甫冉集序》决非高适所作，而且这个篇名也是修纂者硬按上去的。其所以致误的原因，大约还与《唐才子传》有关，《唐才子传》卷二高适小传就说“适字达夫，一字仲武”，把诗人高适（字达夫）与诗选家高仲武合而为一，编修官徐松不察，也就沿袭其误，将《中兴间气集》的评语作为高适所作的序文（徐松所撰《登科记考》卷九天宝十五载进士登第皇甫冉名下即引“高适《皇甫冉集序》”，误与《全唐文》同，由此可见《全唐文》此处之误，即出于徐松之手）。这是明显的例子，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需要参稽有关史料，加以刊正。
二、人名误。《全唐文》卷三九八载楚冕《对莱田不应税判》文一篇，于“楚”字下注云“一作樊”，小传云开元擢书判拔萃科。按此应作樊晃，是唐代最早为杜甫诗编成集子的人。《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著录《杜甫小集》六卷，注云“润州刺史樊晃集”。《元和姓纂》卷四载樊晃官职为兵部员外、润州刺史。《嘉定镇江志》卷十四“唐润州刺史”条，代宗大历七年樊晃正在任上。《新唐书》卷二百《儒学·林蕴传》说林蕴父林披以福建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这时的福州刺史为樊晃（樊晃为福州刺史又见元《临汀志》，载《永乐大典》卷七八九三）。樊晃在润州刺史任上，与当时的一些著名诗人颇有交往，如刘长卿有《和樊使君登润州城楼》（《刘随州集》卷八），皇甫冉有《和樊润州秋日登城楼》（《全唐诗》卷二四九）、《同樊润州游郡东山》（同上，卷二五〇）。关于樊晃，又见《宋高僧传》卷十七《唐金陵钟山元崇传》、《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四、卷二二。唐人选唐诗之一，芮挺章的《国秀集》卷下录樊晃诗一首，称“前进士”。《国秀集》所收诗为开元至天宝三载，正与《全唐文》小传所谓开元时擢书判拔萃科相合。由上所考，可见《全唐文》的楚冕，即为樊晃的形讹。
另外，如《全唐文》卷九〇二载史徵《周易口诀义序》一文，小传云“河南人”，而据《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载史之徵著《周易口诀义》，亦为河南人，当同是一人，则《全唐文》史徵人名缺一“之”字。与此相似的卷九二三有道士史崇，而据《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载道士史崇玄与崔湜、沈佺期等撰《道藏音义目录》一百十三卷，则史崇名字又缺第三字“玄”。又《全唐文》卷四〇二载魏静《永嘉集序》一篇，小传云：“静，开元时官庆州刺史。”按《元和姓纂》卷八有魏靖，云库部郎中、秦州都督。《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著录玄觉《永嘉集》十卷，云“庆州刺史魏靖编次”。《宋高僧传》卷八《玄觉传》亦载有“庆州刺史魏靖”。由此可知，作“靖”是，作“静”非。
再如《全唐文》卷八五六载马裔孙文。马裔孙为五代后唐时中书侍郎平章事，其事迹又见《旧五代史》卷一二七，亦作裔孙。但《新五代史》卷五五、《资治通鉴》卷二八〇及南宋人陈思所作《书小史》皆作胤孙，《全唐文》、《旧五代史》刊作裔，当避清讳改；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五、二六则又作“马允孙”，其避清帝讳则更为显然。又如李玄真作李元真、成玄英作成元英、田弘正作田宏正、辛弘亮作辛宏亮、闾丘胤作闾丘允等等，这些人名误写误刊及避清讳而改名的情况，在《全唐文》中较为普遍，往往造成混乱。
三、小传记事误。《全唐文》凡例中说：“小传无取繁冗，载里居科第后略序历官始末，其事迹见史传及习见之书者概不叙入，惟其人事迹不经见，则搜访遗佚，间采琐事，以备掌故。”看来似乎是很谨严的。但如细加核对，就会发现不少错误。其中有记载时代错误的，如卷五一一裴冕小传，谓裴冕德宗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按《旧唐书》卷一一三《裴冕传》，冕于肃宗时即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旧唐书》卷十《肃宗纪》载乾元二年（759）六月，“以右仆射裴冕为御史大夫、成都尹，持节充剑南节度副大使、本道观察使”。据本传，裴冕卒于代宗大历四年（769），而德宗则于大历十四年（779）才即位，已是裴冕卒后十年，怎么说是裴冕于德宗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呢？又如《全唐文》卷九一九僧福琳小传，说福琳为元和时人。经查《宋高僧传》卷二九《唐湖州杼山皎然传》载福琳年八十二卒，“兴元二年四月入塔”。《景德传灯录》卷十三《黄州大石山福琳禅师传》更明确记载“唐兴元二年入灭，寿八十有二”。兴元二年为785年，元和为806—820年，《全唐文》说福琳为元和时人，时间先后颠倒了二三十年。
另外为世系误。如卷九〇一张随小传：“随，始兴人，徙居韶州曲江，容州司马凤初从孙。”意思是说，张随本为始兴人，后来他又徙居韶州曲江。但据《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于始兴张氏云：“出自晋司空华之后，随晋南迁，至君政，因官居于韶州曲江。”按君政为唐初人（张随为玄宗、肃宗时人），即张随先世，至其高祖君政时，已徙居于韶州曲江，非张随始。又据《新表》，张随为处闲子，容州司马凤初为允龄子，凤初与随实为同辈，而小传却说随为凤初从孙，大谬。
又如官职误。《全唐文》卷四〇四李丹小传谓凡字叔南，是。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新唐书》卷一九四《元德秀传》云：“（李）崿族子丹叔、惟岳”；又云“崿字伯高，丹叔字南诚，惟岳字谟道，赵人。”《新唐书》所述，实本李华《三贤论》，而《三贤论》原作：“赵郡李崿伯高，含大雅之素；崿族子丹叔南，诚庄而文；族子惟岳谟道，沉邃廉静。”（见《文苑英华》卷七四四）由此可见，《三贤论》是说李丹字叔南，而“诚庄而文”四字则自成一句，是对李丹的评语，《新唐书》误以“南诚”为字，“丹叔”为名，实大谬。《全唐文》李丹小传改正了《新唐书》的错误，却产生了另一错误。小传说李丹曾任虔州刺史，而据《宰相世系表》，任虔州刺史者乃李岑子李舟，亦即任豪州刺史李丹之兄，这里的李舟、李丹兄弟，都属于陇西李氏姑臧房，而字叔南的李丹，则属于赵郡李氏，完全是两个人。
四、《全唐文》还有合几个人事迹为一人，以及同一人之文分见于两处的。如《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著录王冰注《黄帝素问》二四卷，又释文一篇，此书前有宝应元年自序（参见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卷一二《黄帝素问》条），可见这个王冰是唐肃宗时人。另外《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载有王冰，为文宗时宰相王播子，官京兆府参军。两者时间相距有六七十年，显系二人。又《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一六金部员外郎有王冰，约为懿宗、僖宗时人，时间又后于王播子王冰约三四十年，官职也有不同。而现在《全唐文》卷四三三载王冰所注《素问》自序，其文末题宝应元年，则当为医家王冰，而小传谓“宝应中官京兆府参军、金部员外郎”，则误合不同时代、不同官职的三个王冰为一人。
与此刚好相反的，如《旧唐书》卷一一五、《新唐书》卷一四一有《崔瓘传》，谓瓘博陵人，累官至澧州刺史，不为烦苛，人便安之，流亡还归，居二年，增户万数。有司以闻，优诏特加五阶，至银青光禄大夫。大历四年迁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观察使。大历五年，兵马使臧玠作乱，瓘遇害死。按崔瓘为潭州刺史时，杜甫正好在湖南，并在潭州与苏涣相遇，杜甫为此作了好几首诗。臧玠作乱，崔瓘遇害死，杜甫又仓皇从潭州出走，最后终于流落至死。这个崔瓘与杜甫的事迹尚有一定的关系。经查《全唐文》卷四三四载崔瓘文一篇，小传云：“瓘，博陵人，累官至澧州刺史，风化大行，优诏特加五阶，至银青光禄大夫，移潭州，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大历五年，兵马使臧玠构乱，遇害。”而卷四五九载崔璀文一篇，小传云：“璀，博陵人。代宗时为澶州刺史，不为烦苛，人便安之，户流亡还归，居二年，增户万数，诏特进五阶以宠异政。仕终湖南观察使。”两处小传，主要事迹都相同，而且字句也大致相似，显为一人。卷四五九虽云崔璀，其小传实出自《新唐书·崔瓘传》，《全唐文》小传谓澶州刺史，“澶”显系为“澧”字之误。唐人另有崔瓘者，见《旧唐书》卷一五五《崔邠传》，为邠之子，另《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则载邠子璜，邠弟酆有子瓘，字汝器，另据《旧五代史》卷五八《崔协传》及《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八，应从《宰相世系表》作崔瓘为是，《旧唐书·崔邠传》作崔璀误（为节省篇幅，考据文字省略）。由此可见，唐代有两崔瓘，一为大历时任澧州、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之崔瓘，大历五年死；一为字汝器之崔瓘，贞元、元和时人。《全唐文》则将前一崔瓘之文分作两处，一作崔瓘，一作崔璀，初看似为两人，细考实为一人。
同样的情况，又见于卷七六三之沈珣与卷七六七之沈询。沈珣小传谓：“珣，宣宗朝官中书舍人，以礼部侍郎出为浙东观察使。”沈询小传谓：“询字诚之，赠礼部尚书传师子。会昌初进士，累迁中书舍人，出为浙东观察使，除户部侍郎。咸通四年为昭义节度使，奴结牙将为乱，灭其族，赠兵部尚书。”这两处所载事迹，都可见于《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三二的《沈传师传》，并皆作沈询，而《全唐文》却分作二人（承程毅中同志相告，《北梦琐言》卷五有沈询，字仁纬，官至丞郎，卷一二又载沈询曾镇潞州。按《北梦琐言》所载沈询与新旧《唐书》本传合，则当作“询”为是，但仁纬是沈询的儿子，不是他的字，此是《琐言》之误）。经查核《文苑英华》卷四五六沈珣名下收《授纥干泉岭南节度使制》、《授白敏中邠宁节度使制》等篇，卷三八四收沈询《授曹确充翰林学士制》等篇，《全唐文》均与之相同。《全唐文》凡例中曾说：“原书编载《文苑英华》诸文，所据系明刊闽本，其中讹脱极多，今以影宋钞逐篇订正。”似乎修纂时对《文苑英华》的不同版本还作了校勘是正，而从沈询、沈珣的例子，都可以看到《全唐文》因袭《文苑英华》之误，误将一人之文分作两处的例子。
以上，我们从《全唐文》的漏辑、误收、人名误、小传误，及合数人为一、分一人为二等例子，说明《全唐文》存在错误的情况。这并不是说，这部《全唐文》就一无是处了，而是说我们今天利用这部唐文总集时应该持分析研究的态度，而在具备一定条件时，则与《全唐诗》同样，应加以切实的修订。以上这些意见，只是提供一些例子，供修订时参考，并希望引起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
与张忱石、许逸民合撰，原载《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此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治学清历》录入，另收入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