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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是西晋时期的杰出作家。他的《咏史》诗八首，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豪迈气概，表现了对当时门阀士族的极大蔑视，所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形象地描写了豪门与寒族的对立，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南朝的范云就有《咏寒松》诗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以此为题，他把涧底寒松写成“志远而心屈，才高而位下”
。与王勃同时、并为四杰之一的杨炯也说：“左太冲之咏史，下僚实英俊之场。”
这些都表现了王、杨等人对当时门阀余习的抨击，反映了左思的作品在初唐的影响。
左思并非只是以诗著称，他的《三都赋》也是传诵的名篇。后世的一些评论家，常以其赋与其诗并举。如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也说“左思诗赋，有雅颂遗风”
。左思的《三都赋》不只提供了文学批评史的材料（见左思自序及皇甫谧序），而且还通过对魏蜀吴三国都城的描写，反映了当时要求全国统一的历史趋势，值得我们注意。
但是，关于《三都赋》的写作年代，历史却沿袭《晋书·左思传》的记载，认为是作成于陆机由吴北上至洛阳以后。这个传统的说法能否成立，是可以重新讨论的。
《晋书》卷九十二《文苑·左思传》说：
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
这就是说，在陆机由吴入洛时，左思的《三都赋》尚未完成，因此陆机才有“覆瓮”之讥。在此以后，左思赋成，陆机读后叹服，才不再作同类题材的赋。——这里就牵涉到《三都赋》的写作年代问题。
又，《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引《左思别传》，说《三都赋》的注解都是左思自己作的，《别传》说：
思造张载问
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早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
《左思别传》的作者简直是把左思看成文坛上的骗子。清人严可均在《〈书左思别传〉后》一文中对此曾有所辨正
。这里也涉及到作赋的时间问题。可惜严氏所论未尽恰当，还遗留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本文提供的论证将说明，上面所引《晋书·左思传》的记载和《左思别传》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在陆机入洛以前，《三都赋》即已写成；刘逵、卫权等皆非早卒，他们都来得及为左思的赋作注。
为便于说明问题起见，先把《晋书·左思传》中的有关记载抄录于下，然后分别加以论述。
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曰……。陈留卫瓘又为思赋作略解，序曰……。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后面就接叙陆机的一段，已见上引，不录。）
这里是说左思先在家乡山东临淄著《齐都赋》，“一年乃成”，后来他的妹妹左芬入宫，左思也随之移居洛阳，即着手《三都赋》的写作。按解放前出土的《左棻墓志》，志文云：“左棻字兰芝，齐国临淄人。晋武帝贵人也。永康元年三月十八日薨，四月廿五日葬峻阳陵西徼道内。”
志文提供左芬的卒年，碑阴说“父熹字彦雍”，还可补正《晋书·左思传》所说“父雍”之误，但没有提供左芬何时入宫的材料。又按《晋书》卷三十一《后妃·左贵嫔传》说：“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武帝闻而纳之。泰始八年拜修仪。”泰始八年为公元272年。考《晋书·后妃传》及《职官志》，都不载内职。《初学记》卷十引臧荣绪《晋书》：“武帝采汉魏之号，以拟周之六宫，置贵妃、贵人、夫人，是为三夫人；淑妃、淑媛、淑仪、修容、修华、修仪、婕妤、容华、光华，是为九嫔。”因此有人认为《晋书》称芬拜修仪，而墓志又称贵人，是由修仪晋为贵人
。至于泰始八年拜修仪以前为何职，《太平御览》卷一四五引《晋起居注》，说是“拜美人左嫔为修仪”
。由此可见，左芬于泰始八年（公元272年）为修仪之前，曾为美人，那末他被纳入宫，当还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左思在公元272年之前就由齐入洛，开始写作《三都赋》，就按《晋书》所说，“构思十年”乃成，也就是公元280年即已完成，这时距陆机于太康末（公元289年）入洛还早十年之久呢。
再说访张载的事。张载也是西晋有名的文人。《晋书·左思传》说左思在写《三都赋》的过程中，曾去向张载请教关于蜀中的事。那末张载是什么时候去蜀的呢？
《晋书》卷五十五《张载传》说：
张载字孟阳，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载性闲雅，博学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载以蜀人恃险好乱，因著铭以作诫曰……。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镌之于剑阁山焉。……载又为《濛汜赋》，司隶校尉傅玄见而嗟叹，以车迎之，言谈尽日，为之延誉，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补肥乡令，复为著作郎，转太子中舍人……
此处说张载赴蜀及作《剑阁铭》，在太康初。太康共十年，即公元280年至289年，太康初，当指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张载不知何时回洛阳，但总是在280年以后。如果确是这样，《三都赋》的写作及完成时间当然要大大推后了。
但《晋书·张载传》所说的“太康初”却同样是有问题的。今按《艺文类聚》卷二十七载有张载《叙行赋》，首即云：“岁大荒之孟夏，余将往乎蜀都，脂轻车而秣马，循路轨以西徂。”后面叙述从洛阳至四川的沿途所见，与《剑阁铭》所写正合。“岁大荒”，即太岁在巳之谓。以与张载在世时之相近者推之，惟有癸巳（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乙巳（太康六年，公元285年）、丁巳（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三种可能。丁巳过晚，不必论。乙巳在太康中，是否《晋书·张载传》所说的“太康初”即为“太康中”之误呢？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如果乙巳说能成立，作《三都赋》的时间也是较晚的，上面所引的有关陆机之事也有可能成立。
《剑阁铭》载于《文选》（卷五十六）。《文心雕龙》论魏晋铭文，独推此篇，说：“惟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卷三《铭箴》）但《剑阁铭》文中没有说作于何时。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说是“张载父收为蜀郡太守，载随父入蜀，作《剑阁铭》”。与《晋书》所说“至蜀省父”者有异，但也没有提供更多的材料。至于益州刺史张敏，《晋书》无传，除严可均《全晋文》（卷八十）辑其《神女赋》《神女传》《头责子羽文》外，亦未见有其他事迹可考。
按据上引《晋书·张载传》文，张载作《剑阁铭》时，似尚未为人所重。后又作《濛汜赋》，已至洛阳，司隶校尉傅玄见之大为叹赏，为之延誉，遂知名，从此就步入仕途。那末就应当进一步解决傅玄何时为司隶校尉及傅玄的卒年问题。
《晋书·傅玄传》：
五年，迁太仆。时比年不登，羌胡扰边，诏公卿会议。玄应对所问，陈事切直，虽不尽施行，而常见优容。转司隶校尉。献皇后崩于□□□……寻卒于家，时年六十二。
这里所说的“五年”，未言为何时五年，前面有叙述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傅玄为御史中丞时上疏言事，按史文惯例，则此应为泰始五年。另外，《通鉴》系傅玄卒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通鉴》卷八〇晋武帝咸宁四年载，“前司隶校尉傅玄卒”。但《通鉴考异》于此下却云：
《玄传》曰：“五年，迁太仆，转司隶，景献皇后崩，坐争位骂尚书免，寻卒。”按景献后崩在（咸宁）四年，《玄传》误也。
《考异》意思是说，景献后是死在咸宁四年，傅玄也因骂尚书被免官，并于同年卒，但《晋书·傅玄传》却将卒年连接前面的泰始五年，使人以为傅玄即卒于泰始五年，因此是错的。对《考异》的这一说法，清人劳格有所驳正：
玄为太仆在泰始五年（亦见《乐志》），后崩于咸宁四年，相距十年，《考异》误认泰始为咸宁，故以《玄传》为误耳。
劳格说《晋书·傅玄传》所谓“五年”是接前泰始四年上疏而言，应仍为泰始五年，《晋书》没有错。劳格认为傅玄于泰始五年迁太仆是一回事，后转司隶校尉另是一回事，以后咸宁四年景献后死不久傅玄也随即去世则又是一回事。劳格的意见是对的。但《傅玄传》于“五年，迁太仆”下接着就说“时比年不登，羌胡扰边”云云，叙事确有不清楚之处，因这二句都是发生在咸宁间的事，现在这样叙述，容易使人误解，《考异》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
今按，据《晋书》卷三《武帝纪》，景献后羊氏卒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六月。又据史载，咸宁三年，兖、豫、青、徐、荆、益、梁七州大水；咸宁四年，司、冀、兖、豫、荆、扬等州大水。又咸宁头几年，羌人树机能起兵抗晋，咸宁四年六月，凉州刺史杨欣战败，为羌人所杀（以上参见《通鉴》卷八十及《晋书·武帝纪》）。这与所谓“比年不登，羌胡扰边”正合。由此可以推断，《通鉴》系傅玄卒于咸宁四年，当有据，可以信从，从这里也可推断傅玄为司隶校尉当在咸宁三、四年（公元277年、278年）之间。
傅玄为司隶校尉的时间以及他的卒年既然考定，就可以回过头来讨论张载入蜀的时间了。如前所引张载的《叙行赋》，所谓太岁在巳，丁巳太晚，其次为乙巳，乙巳是太康六年（公元285年），这时傅玄已死去八年，不可能有张载出蜀之后为之延誉的事情。那就只有癸巳，即武帝泰始九年（公元273年）。按蜀灭于公元263年，距此时只十年，时孙吴尚存，《剑阁铭》所谓“公孙既灭，刘氏衔璧，覆车之轨，无或重迹，勒铭山阿，敢告梁益”，含有警诫之意，也可理解。如作于太康六年，那时孙吴已平，全国统一，距离蜀亡已二十多年，所谓著铭作诫，也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因此，可以断定，《晋书·张载传》所说的张载太康初入蜀是不确的，他的入蜀之年在泰始九年（公元273年），应该说是泰始之末（泰始共十年）。
根据以上所考，就可以进一步推论左思作赋的时间。现在可以大致作这样的论断，即：张载于泰始九年（公元273年）入蜀，大约不久即回到洛阳，在咸宁三、四年间（公元277年、278年），当时任司隶校尉的傅玄见到他的赋大为赞赏。左思的妹妹左芬于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前被选入宫，左思也就从山东临淄移居洛阳，着手于《三都赋》的写作，于咸宁初几年访张载于洛阳。如以“构思十年”而言，则为公元272至282年间之事，与张载于公元277至278年在洛阳任著作郎等职的时间也正符合。这就是说，左思因为写作《三都赋》而去访张载一事，不是如《晋书》所说在公元280年（太康元年）灭吴之后，而是在公元280年灭吴之前。
从《三都赋》所描写的实际内容来看，赋之写成也应当是在孙吴灭亡之前。这篇赋的结构，是设为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三人，各为问答之辞，各自夸耀本土的山川、物产、风土、人情。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吴都赋》中，在西蜀公子谈了一通之后，东吴王孙批评说：“土壤不足以摄生，山川不足以周卫。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兹乃丧乱之丘墟，颠覆之轨辙。”很明显，这是说蜀已灭亡了。但在《魏都赋》中，那位魏国先生在听了东吴王孙言谈以后，却并没有说东吴也已是“丧乱之丘墟，颠覆之轨辙”。在叙述魏都之后，说：
揆既往之前迹，即将来之后辙；
成都迄已倾覆，建业则亦颠沛。
这四句意思也是明显的，“揆既往之前迹”，是指“成都既已倾覆”说的，意谓蜀汉之亡已是历史的陈迹了。“即将来之后辙”则是指“建业则亦颠沛”说的，意谓孙吴也将顺着这条道路，不免颠沛覆灭。所以后面又说：
权假日以余荣，比朝华而菴蔼。
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
这当然就是指孙吴而言，意谓孙吴现虽尚存，也不过是苟延时日，回光返照而已，行将不久，黍离之歌就要吟唱于吴会了。重点放在孙吴，那是因为蜀的问题已经解决，只要东吴平定，全中国就又复归于统一了。
应当说，魏、蜀、吴三国鼎立，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只是趋向于全国统一的一个过渡阶段。在三国末期，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载羊祜上疏，其中说：“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此来十三年，是谓一周，平定之期复在今日矣。”羊祜所说“天下皆谓”，就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客观要求。在这篇奏疏中，他在比较了吴与蜀的政治、经济、人力、地形等情况之后，作了“宜当时定，以一四海”的论断。羊祜的上疏，与左思的《三都赋》，其内容确实有非常相似之处。应当说，这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已提出南北统一的任务，左思正是以写实的手法，而兼之以绚丽多采的文笔，反映了这一历史要求。正如后来郭璞的《江赋》，描绘长江的动人气势，以文艺的形式反映了东晋初年在江南立国的思想状态一样，都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品。
现在，可以进而论述为《三都赋》作序作注的皇甫谧、刘逵等人了。
皇甫谧，《晋书》有传（卷五十一）。据传，谧卒于太康三年，年六十八。太康三年为公元282年。谧既为赋作序，则赋之成必在此之前，其理甚明。
皇甫谧的序，可靠性如何？据现今所知，除了《左思别传》之外，还没有证明其为伪作的材料。卫权的序中称“有晋征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西州之逸士，耽籍乐道，高尚其事，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晋书·左思传》引）。这是西晋当时人的看法。又《三都赋序》收入《文选》（卷四十五），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云：“皇甫谧有高名于世，思乃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也。”
这是南朝人的看法。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不出于皇甫谧之手。
皇甫谧既卒于公元282年，则《三都赋》之成不能在此之后。而陆机却是太康末，即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才入洛的。《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又说：“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吴亡于公元280年，至太康末，正好十年。这时，距皇甫谧之卒已经八年，怎么能说陆机入洛时，左思的赋还没有写成呢？严可均的《书〈左思别传〉后》已经注意到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之事，却又说《三都赋》在此以后又屡经删改，并据《晋书·张载传》的错误记载，说左思于太康中访张载。——这些都不足信，辨已见前。
挚虞（仲治）与《三都赋》无关，可略而不论。张载，据《晋书》本传，是一直活到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以后的，长沙王司马乂曾请张载为记室督，盖在太安二年司马乂居朝时。第二年司马乂为张方所杀，“载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笃告归，卒于家”。不知其卒年。但无论如何，他是有时间为《三都赋》作注的。
刘逵，《晋书》无传。赵王司马伦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八月杀淮南王司马允后，刘逵时为黄门侍郎（见《晋书》卷五十九《赵王伦传》）。又据《晋书》卷四十七《傅祗传》，永宁元年（公元301年），赵王伦败，“齐王冏收侍中刘逵，常侍邹捷、杜育，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付廷尉，以禅文出中书，复议处祗罪，会赦得原。”据《晋书·陆机传》，这次所收付廷尉议罪的共九人。罪名是替司马伦起草受禅文告。但看来像傅祗、陆机等都被赦；邹捷也被赦，永嘉末卒（据《晋书》卷九十二《文苑·邹湛传》，捷为湛子）。刘逵是否也被赦，还是就在这次被杀，史无明文。但就是这一年死，距《三都赋》之写成也有十二余年了，怎么能说早卒呢？
还有卫权。《晋书·左思传》原说是陈留卫瓘，是错的（吴士鉴《晋书斠注》已指出，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已加改正）。《三国志》卷二十二《魏志·卫臻传》，裴注谓臻子楷，楷子权，字伯舆。裴松之说：“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可见裴松之认为卫权是为左思的赋作过注的，虽然他认为注毫无价值。又据裴注，汝南王司马亮辅政时，以权为尚书郎。时当在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后事不知。但即以此而论，距《三都赋》之成已十年多了。由此可见，《左思别传》说刘逵、卫权早卒，来不及为《三都赋》作注，都不足信。又，现在《文选》所载《三都赋》注，李善注本皆题为刘渊林（即刘逵）注，而无张载、卫权，不知何故？是否张、卫之注都已亡佚，而独存刘注，此点待考。
最后，附带说一说所谓“构思十年”的问题。左思作《三都赋》，不一定就是十年这个整数。《后汉书·张衡传》说：“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颇疑所谓左思作《三都赋》“构思十年”云云，乃本于此，正如《文心雕龙》所谓“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卷六《神思篇》）。无论十年或一纪，都是极言其多的意思。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此据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唐诗论学丛稿》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