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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曾讲到一个故事，说三国时钟会写了一篇《四本论》，写好后很想请嵇康看一看，于是把文章放在衣兜里，去见嵇康。走到嵇康家门口，忽然觉得害怕，不知道嵇康对这篇文章会提出什么责难，不敢见嵇康的面，便把这篇《四本论》从门外扔进院内，拔脚就走。
此事看来似乎很可笑，但却告诉我们，古人著书，求一个知音者的批评之难。三国建安时，曹丕著《典论·论文》，就感叹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又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南北朝时的文艺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也对某些片面的文艺评论，加以批评，说它们是“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在对别人著作的评论中，以己之所长，轻人之所短，这是弊病之一；合于自己见解和趣味的大加赞赏，与自己不合的则一概否定，这是弊病之二。古人这些对批评的评论，还是可以有所鉴戒的。
当然，古人也有好意修改别人的作品而得罪的。据《唐诗纪事》载，牛僧孺应科举时，曾将自己的诗文投献于诗人刘禹锡，刘禹锡乃“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历二十余岁，刘转汝南，公（即指牛僧孺）镇海南”，二人又一次见面，牛谈吐之间对刘很不客气，还给刘写一首诗，最后两句是“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意思是说，你莫怪我喝了酒用言语轻薄你，你只要想想过去我把文章投献给你，你就明白了。过后刘禹锡对自己的儿子说：“吾成人之志，岂料为非；汝辈进修，守中为上。”表示大为后悔。这一记载是否确实，还可进一步考核，如据史传，牛僧孺做过淮南节度使，从未在“海南”做官，恐字有误。古人记此事，大约也是说明以文字贾祸的一例。刘禹锡“飞笔涂窜其文”，可能改动的多了一些，但牛僧孺的量也实在太小。如果我们现在出版社的编辑，碰到几个像牛僧孺那样的作者，恐怕不敢下笔了。
上面说到曹丕，且说建安时期，群雄纷起，三国鼎立，曹魏的文学是最为兴盛的，这主要是社会原因，但与曹操父子有意识的提倡以及他们的作风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文心雕龙·时序篇》就曾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帝即曹丕，陈思即曹植。当时曹操是丞相，封魏王，曹丕是魏太子，曹植是贵公子，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士。可以注意的是曹植有一篇写给杨修的书信，收录在《昭明文选》中，即《与杨德祖书》，其中有一段，颇可玩味：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这段文字，从文章角度看，也是摇曳多姿，声情并茂的。笔者以为，它给人的启发，不只是曹植临文的谦虚态度，而且可以见出曹植与其属下文士谈论文章时的那种平等待人的作风。丁敬礼为丁廙，据《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文士传》，他建安时曾任黄门侍郎，史称其“少有才姿，博学洽闻”。植先封平原侯，后封临菑侯，属下的文士有杨修及丁仪、丁廙兄弟。曹植当时既以贵公子之尊，又才情横溢，给人的印象，正如《三国志》本传所称，是“任性而行，不自雕励”，但现在读此文，那种与属下文士平等谈文，请人讥弹其文的精神，至今读来，尚感亲切。
丁敬礼的话也有启发。一个作者请人提意见，没有比他这番话再得体的了。“文之佳恶，吾自得之”，表示自己心中自有准则，并非盲从，也不是一所到批评意见，就六神无主，紧张得不得了。但还是请曹植批评者，是因为“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把曹植当作知心朋友，而不是看作什么长官上司，只有这样，才能寥寥数语，作此推心置腹之论。
鲁迅先生曾概括建安时期文章的风格之一为通脱。所谓通脱，即是不拘儒家礼法，思想比较解放，这种时代风气也表现于曹丕文中。曹丕写《典论·论文》，对于当时著名文人加王粲、刘祯等一一作了评价，称他们“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即使已被曹操所杀的孔融，曹丕仍然称赞他“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这样的持论应当说是公允的，而且也是不容易的。
古人不像现代社会那样，读者对一部作品可以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和自由讨论，作者也可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辩答。而且，即使曹丕、曹植那样，也还是把文学当作个人的事业。今天，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然不是封建时代文化所能比拟，我们的作者和读者，创作者和批评者，是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同志关系，在对作品的讨论中，更可以建立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今天，我们批了“四人帮”动辄挥舞帽子和棍子的恶劣作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迎接文化学术的繁荣春天，来回顾一下古人对著述批评的态度，以及一些时代风气，恐怕还是有所启发的吧。
原载《读书》1979年第1期（署名“湛之”），据以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