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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陶诗的，南宋汤汉是第一人，对陶诗评语有所采录的南北宋之间胡仔要算第一人。宋代人对陶渊明的为人和他的作品，发生了真正研究的兴趣。在先前，南朝两部大的文艺批评名著，钟嵘的《诗品》只寥寥几笔，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他，书中把陶渊明列入中品，又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后者在古代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差不多奉为定式，前者却是许多评论家的聚讼所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那不能怪刘彦和，因《文心雕龙》一书有自己的体例，它不批评刘宋以后的作家
。鲍照和江淹有摹拟陶诗的作品，却不算成功。唐代的诗人逐渐对陶渊明增多了认识，但真正的研究是谈不到的。
宋代的学术风气十分浓厚，对历史学的兴趣似乎特别大，前代的作家为许多诗人和诗话作者的注意所及。宋代几个大诗人大都提到过陶渊明，批评者从多方面来研究他，陶集的刻本也多了起来。《蔡宽夫诗话》说“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可见一般。
但是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并非专录对陶渊明一人的评语，而且他自己的意见时常夹杂在别人的评语里，实在有伤体例，也害得有些写文章的人不容易把它们分别清楚
。后来有宋末元初人李公焕的《笺注陶渊明集》，他的笺注比汤汉的详，而且不止笺注，还辑集评语，是专为陶渊明一人辑集的。这个本子通行甚久，明清两代各家注陶评陶，都受它的影响。直到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注》出来，才代替了它。陶澍的本子有注，有年谱和考异，有各诗旨意的诠释，此外还有各家评陶，元明和清代中期以前的有关评语，都择要采录。这都是见出功力的工作。与他同时和稍后，有温汝能的《陶诗汇注》、钟秀的《陶靖节纪事诗品》等。陶诗的研究蔚为一时的风气。但以上各书，就其材料的辑集来说，还都大有可补。到现在，我们又读到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两校中文系部分师生合力编辑的《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1月出版），二十九万多字。陶诗评语的辑录，至此告一初步的总结。
对一个大作家，在几百年或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意见的纷纭，互相驳难，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俄国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普希金的创作在历史上永远留给后人以探讨不尽的现象，他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每一个时代对这些现象都发生各自的论断，但是每一个时代无论怎么正确地理解这些现象，总要留给在它之后的一个时代说些新的和更正确的话，没有一个时代是能说得完全的。”
陶渊明的诗不多，一共只157首（通常认为伪作的，如《归园田居》第六、《问来使》《四时》等不列在内），文也不过十篇光景，比起后代动辄几十卷或一百多卷的作家来说，实在是少得很。但历代对他的批评意见却最为纷纭，各种议论，细看都十分奇异有趣，它们的数量远远超过被批评作品的几十倍。
《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的编者们，在资料搜讨上用力之勤，是看得出来的。书中辑集了二百五六十种书，二十九万多字。不单辑集了诗话、笔记中的记载，还搜罗了文集中的材料，搞过资料辑录工作的人当能体会其中的甘苦。从几十卷或一百多卷的集子中勾稽出一两首诗，有时只是一首绝句，二十个或二十八个字，那种爬梳剔抉的工作看起来很琐细，其实是并不容易做好的。就仅以唐宋两代为例，像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陆游、杨万里、朱熹、真德秀、魏了翁，他们的集子，光是读一遍，也有不少人轻易不敢尝试。何况，还有一些人的集子，同样是几十卷或一百多卷，全部翻检之后，一个字的材料也没有。这样的劳力也是应该计算进去的。
《汇编》中有一些难得的资料。这里试举一二例子：书中收了陈模《怀古录》的两则评语。陈模是宋代人，他的生平已不可考，《怀古录》仅见于倪灿《宋史艺文志补》著录（北京图书馆藏有清钞本）。这是一本很好的诗文评著作。郭绍虞、罗根泽先生对两宋诗话存佚残辑的调查，曾花过一番功夫，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他们都忽略了陈模的这本书，大约因为书名不像诗话的名称（其实宋代诗文评著作类此的正复不少，如方岳的《深雪偶谈》、周密的《浩然斋雅谈》、范晞文的《对床夜语》、陈应行的《吟窗杂录》等，光看书名是不易见出它们的性质的）。又如书中辑录的明人许学夷的《诗源辩体》、清人潘德舆《说诗牙慧》、《作诗本经纲领》等书，通常都不易见到（刻本潘德舆《养一斋集》未收此两种）。
从资料编纂的角度来看，《汇编》对资料的处理也可以使人感到是确实费过心思的。如陶渊明的年谱，现在见到的有九种，宋代的三种
：王质《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张縯《吴谱辨证》；清代的三种：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丁晏《晋陶靖节年谱》，杨希闵《陶靖节年谱》；近人的四种：梁启超《陶渊明年谱》，古直《陶靖节年谱》，傅东华《陶渊明年谱》，逯钦立《陶渊明年谱稿》。宋代的三种虽然简略，但因为时代较早，大多为后人所本，《汇编》就全部收了进去。其他六种篇幅过多，不便全收，则选录其有关诗意诠释的部分（如书中所辑丁晏《陶靖节年谱》）。虽然我们不妨另辑“陶渊明年谱会编”这样的书，或者做像闻一多先生做过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或朱自清先生《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那样的工作，但以汇编历代批评、研究资料的书来看，现在这样做也是很适当的。另外，如1919年至1949年的资料，《汇编》选录的十二篇文章，也是很精的。这些文章大体上可以代表当时陶渊明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也可以见到各种对立意见的原貌（如既辑录鲁迅先生的意见，也辑录了论点有分歧的朱光潜先生的文章）。
《汇编》不但对陶渊明的深入研究有帮助，而且还可以供研究古典文艺理论批评者参考。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批评，有它自己的发展历史和独特的民族内容与形式。理论式的阐发，常常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相结合，这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的一个特点。为什么看来如此平淡的陶诗，千余年来一直保持着它的艺术魅力？各个时代的作家、评论家，都作出了自己的解答。这就为今天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有价值的资料。
《汇编》也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资料书既要求大体全备，也要求避免芜杂。《汇编》在这两方面都还有待改进。现在先说后一方面。
宋代部分收了梅尧臣的《送永叔归乾德》一首诗。原诗是这样的：
渊明节本高，曾不为吏屈。斗酒从故人，篮舆傲华绂。悠然日远空，旷尔遗群物。饮罢即言归，胸中宁郁郁。
从字面看来，确实是在写陶渊明，但仔细考查一下，诗中的陶渊明却完全是指欧阳修。据《欧阳文忠公年谱》，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因参与范仲淹同宰相吕夷简的冲突，写了一篇《上高司谏书》，降职为夷陵县令，第二年十二月，移乾德县令。又据元人张师曾所作《宛陵先生年谱》，宝元二年（1039），梅尧臣知汝州襄城县，与谢绛同至邓州
。这年五月欧阳修因谒告，也到邓州会见梅、谢二人。后来临别时，梅尧臣送了他这首诗。诗中以陶渊明作比，影射当时的政治情势，并对老友的外放给以慰藉。《宛陵集》卷六并有《代书寄欧阳永叔四十韵》，其中说，“白醪封画榼，素鲤养泓泉。戒吏收山栗，呼童惜沼莲。只期东浦过，共醉小溪边。”意境与上面这首诗是相似的。在这种地方，陶渊明只是后代诗人用事时所掇取的故实，而不是文学批评的对象。
与此类似的，我们还可举出书中唐代部分的两个例子。一是高适的《封丘尉》，一是刘长卿的《三月三日李明府后亭泛舟》。高适诗的最后两句是“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刘长卿诗的中间两句是“壶觞须就陶彭泽，时俗犹传晋永和”。这两处都是用典。高适最初仕宦并不得意，封丘县尉的职务又使他忙得不堪，于是说：还不如像陶潜那样回去耕田呢！那是怄气的话。刘长卿的两句则更是空泛不足为凭。如果这样的材料也收列进去，那就收不胜收了。我们就随手举一些本书所不曾收而性质与上面几首相似的诗来看看：白居易的《寄皇甫七》：“孟夏爱吾庐，陶潜语不虚，花樽飘落酒，风案展图书……”（《全唐诗》卷四四六）宋人陈与义的《次韵周教授秋怀》：“一官不办作生涯，几见秋风卷岸沙。宋玉有文悲落本，陶潜无酒对黄花。天机衮衮山新瘦，世事悠悠日自斜。误矣载书三十乘，东门何地不宜瓜。”（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卷一）清人冯班的《示钱遵王》：“咄咄书空盼，悠悠何所思。死生虽有命，贵富已非宜。且饮陶潜酒，休吟阮籍诗。庭槐渐憔悴，谁谓更无知。”（《钝吟集》卷中）这些诗虽然也都提到陶渊明的名字，但是，对于一本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资料书来说，还是“割爱”为好。
《怀古录》评陶渊明的诗，说：“皮毛落尽，惟有真实。”不妨移来作为编辑资料书的一个标准。对于在文学史上颇有影响、评论意见较多的作家，辑集他们的资料，有时倒不在于患疏漏，而是怕于很难摆脱芜杂的毛病：这里就往往见出编辑者的功夫和眼力。
现在说应该增补的部分。
唐代的资料显然是收得少了。书中收的只有十几条，实际上，可收的远不止此数。我们试拈出几点来谈谈。颜真卿有一首《咏陶渊明》：
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狙击不肯就，舍生悲缙绅。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兴逐孤云外，心随还鸟泯。（《全唐诗》卷一五二）
这首诗对后世颇有影响，南宋一些人以忠义目陶，大多受颜诗的启发。又如《文选》五臣注说：“潜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者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北宋的思悦驳斥五臣的说法，说：“渊明诗有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这是陶诗批评史上一个著名的论点。然而颜真卿的诗中已经有这一说（“题诗庚子岁”）。颜在思悦前，思悦之说大约本此。
宋代的《蔡宽夫诗话》已经说及唐人“薛能、郑谷乃皆自言师渊明”。能诗：“李白终无敌，陶公固不刊。”（《全唐诗》卷五六一）谷诗：“爱日满阶看古集，只应陶集是吾师。”（《全唐诗》卷六七五）都是《汇编》所未收的。中晚唐时战乱频仍，社会经济凋敝，当时就有不少诗人向往桃花源式的生活，像施肩吾的《桃源词二首》，曹唐的《题武陵洞五首》，章碣的《桃源》，都能使人看到陶诗的影响。又据钱锺书先生的考索，像韦应物、钱起、孟郊、许浑、崔颢、刘驾、曹邺、司马札、唐彦谦等，都有诗提到陶渊明
。虽然有些诗只不过是泛及，但合起来看，可以见出唐代诗人已经怎样普遍地注意到了在他们前三四百年的这位前辈大诗人了——这比南朝大大前进了一步。
陶渊明的生卒、居里、出处、世系，以及陶诗题甲子说等等，前人的意见最为纷繁，有不少固然琐碎，不足道，但有些是非研究不可的。作为研究资料汇编，应该适当予以辑录。《汇编》所收也有专论这些问题的，如傅占衡的《永初甲子辩》，恽敬的《靖节集书后三篇》等。但比较起来，有些重要的篇章却未曾收录。如清代校勘名家何焯的《义门读书记》，对甲子说有所创获，而钱大昕的《跋义门读书记》（《潜研堂文集》卷三〇）更就何说有进一步的发挥。他的另一篇《跋陶渊明诗集》（同上卷三二）是考证陶渊明世系的，同样性质的文章还有全祖望的《陶渊明世系考》（《鲒埼亭集》外编卷四〇），姚莹的《与方植之论陶渊明为桓公后》（《东溟文后集》卷一），阎咏的《左汾近稿》（附《潜丘札记》后），等等。这些文章也都应该收进。
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汇编》中对同一集子的篇章，为什么有些收有些不收？这里举几个例子：黄庭坚的诗，见于集中的，还有《题松下渊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元代刘因，《汇编》中收了《归去来图》，但他的另外两首诗《桃源行》和《采菊图》也是应该收的（见《静修先生文集》卷四）。又如宋濂，《汇编》收了他的《题张泐和陶诗》和《题渊明小像卷后》，但他另有一篇《答章秀才论诗书》（《宋学士全集》卷二八），说陶渊明“其先虽出于太冲、景阳，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远韵，殆犹大羹充铏，不假盐醯而至味自存者也”，是颇有见地的，《汇编》却漏收了——或许是光从题目看不出与陶诗有关吧。类似的情况，像查慎行收了他的《寓楼读陶诗毕敬题其后》，但是他的《舟发桃源》（《敬业堂诗集》卷二）和《大雨泊东流城下食顷放晴》（同上卷二二）却未收，前诗说：“但使耕桑能复业，仙家原自在人间。”对《桃花源诗》意境的认识有新的发展，值得注意。
就《汇编》所收，可增补的还有不少，但已非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纳，在这里也没有枚举的必要。辑集资料也如同积薪，时间越久，发现的当然越多。《汇编》的编者们的努力，是应该受到大家感谢的，它已省去了研究者不少的时间。以上所举，只觉得其中一部分还可以有所补订而已。清代有位家境贫寒而读书极勤且细的人，名叫臧镛，他在给阮元《经籍纂诂》作的后序中说，有些批评者对别人家的著作，仅仅“指其小舛，支支节节而议之，是欲摘泰山之片石，问河海于断潢矣”（《拜经堂文集》卷二）。钱大昕也嘲讽过那些“文致小疵，目为大创”的批评者（《廿二史考异》自序）。上面这些琐屑的意见，希望有助于对陶诗的研讨，而不致受如臧、钱二氏所说那样的讥诮。
原载1962年9月23日《光明日报》，此据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傅璇琮卷》录入，另收入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