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卒年

《琵琶记》作者高明（则诚）的卒年向无定说。钱南扬同志在《琵琶记作者高明传》 中，从苏伯衡生年推测高明生于大德五年（1301），说其卒当在70以上。戴不凡同志的《论古典名剧琵琶记》一书 ，据王昶《明词综》卷一高明小传：“洪武初召修元史，以老病辞归”，谓其殁当在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以后。这些都是揣测之辞。

清代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收高明的《题（陆游）晨起诗卷》 ，文云：

陆务观诗，大概学杜少陵，间多爱君忧时之语。如《题侠客图》所谓“无奈和戎白面郎”，《示儿作》所谓“但悲不见九州同”，《壮士歌》所谓“胡不来归汉天子”，其雄心壮气可想见已。此诗意高语健，不以衰老自弃，而欲尚友古人，不以蒿莱廊庙异趣，而所贵者道，则其平生所志，又非徒屑屑于事功者。或者乃以韩平原《南园记》为放翁病，岂知《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事业，初无谀辞，庸何伤！夫放翁不受世俗哀，而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千载之上，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耶？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辰，永嘉高明谨志于龙方。

同书同卷还有余尧臣的《题晨起诗卷》文章，现在一并抄录于下：

放翁手书《晨起》诗一首，感时自惜，忠义蔼然。永嘉高公则诚题其卷端，以为爱君忧时如杜少陵，且表其平生所志不在事功，岂以《南园》一记为放翁病，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千载之上，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斯言也，非特尽夫放翁心事，而高公之抱负从可见矣。是卷题于至正十三年夏，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权势病卒四明。言行相顾而不背者，予于高公见之。永嘉余尧臣敬书。

高明这篇文章作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据余尧臣说，过了六年，他就在四明（宁波）死去，则这年应是至正十九年（1359）。洪武元年是公元1368年。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成立，高明的卒年就要大大提前，与过去的一些记载大不相同。

余尧臣是怎样一个人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一段记载：“余左司尧臣，字唐卿，永嘉人。早以文学著。客居会稽。越镇帅院判迈善卿、参政吕珍罗致幕下，与有保越之功，荐剡交上；无意仕进，于越之桐桂里治圃结第，署曰菜薖。已而入吴，居北郭。……吴亡之后，与杨基、徐贲同被征谪濠。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王行传》称“高启家北郭，与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后面又说余氏曾入张士诚幕府，明太祖立，“破例徙濠梁”，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

从关于余尧臣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样几点：第一，余尧臣大致与高明同时，又同是永嘉人，他后来客居会稽，虽一度参加张士诚军队，但活动地域仍不出江、浙一带。高明的行踪大致也不出这个范围。第二，余尧臣的交游，大多是元明之际的知名文人。高启在《送唐处敬序》中说：“余世居吴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余年来，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 可见一斑。

从现存的高明《柔克斋诗辑》中，我们还可发现：除了《丁酉二月二日访仲仁仲远仲刚贤昆季别后赋诗以谢》一诗以外（丁酉是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其他的诗都没有明显标出作诗年月，尽管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些诗没有一首有入明所作的痕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史料：说朱元璋建国后，闻高明之名，使使征之，而高明却托词不出，这出于《南词叙录》、《留青日札》、《闲中古今录》等书的记载。但这些书都是明中叶以后的人所著，就史料的可靠性来说，是不及《吴越所见书画录》所收高明和余尧臣两篇的。

我们再从高明交游的线索中寻检一下：赵汸有《送高则诚归永嘉序》，其中说“既开幕府，及以论事不同，避不治文书”，这是1352年方国珍接受元朝封号以后，高明离开杭州时，赵汸送他的话。此外，刘基有几首诗赠他，这几首诗都写于明朝建立以前。这个情况也可为上说作一旁证。

根据以上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大致可以确定，高明是在明朝建立前九年的至正十九年（1359）逝世的，他的生年现在仍不可考。这样，过去不少有关他晚年生活的记载，有关他入明以后活动的记载，就将重新考虑它们的真实价值。

原载《文史》1962年10月创刊号（署名：湛之），此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录入，另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濡沫集》 0DeG8KwC8R2TiyZITkDs0rnIL27erhdaq5WcpMqbuD/1iK06wmKaMWO7eh1e0+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