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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字子玄，徐州彭城（今铜山县）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卒于玄宗开元九年（721），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今年是他诞生的1300周年，我们为了纪念他在史学上作出的重要贡献，并为读者提供研究的资料，特影印他的代表著作——《史通》（明张之象刻本）。
刘知幾的一生，大半用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和史籍。差不多还在儿童时，他就对历史发生浓厚的兴趣。二十岁左右登进士第，任获嘉县主簿，他有充裕的时间研读史书。四十二岁时，他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不久即迁左史。在这以后到他的晚年，在将近二十年的时期内，虽然有时因官阶的迁转，离开过史馆，但多半兼著史职，参加修史的工作。《史通》写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前后花了七年的工夫，写成后又经过不断的修改。刘知幾自著及与别人合编的书，除《史通》外，还有好几种，如《刘氏家史》、《刘氏谱考》、《刘子玄集》、《三教珠英》、《姓族系录》及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等几朝实录，这些书都已散佚，《史通》是他惟一流传至今的专门著作，也是他一生研究史学的结晶。
《史通》的撰作，正如作者在《自叙》中所说“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是一部有与夺、褒贬、鉴诫、讽刺的历史评论的著作。全书共五十二篇（原缺三篇），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主要论述修史的体例书法，资料采撰，文字剪裁，以及历史语言的应用，等等。外篇着重论述史籍的源流和评介旧史的得失。《史通》一书充满大胆疑古的精神，对过去的历史学作了综合的批判，无论在史学思想方面，或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作者都表示了自己的创造性的意见，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史通》版本，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刻本。陆深是上海人，嘉靖十三年他在江西得到一部蜀刻本《史通》，便开始加以校订，于次年完成，并为重新刻版。陆深所见的蜀刻本，不知刻于何年，现在已无法查考。他因为没有别本可供比勘，对于书中不能解释的字句也只能不予改动，因此虽然他自序说“订其错简，还其缺文”，实际上却并未能完全做到。
陆深以后，第二个校刻《史通》的便是张之象。张之象，字玄超，华亭（今松江县）人，生于明正德二年，卒于万历十五年（1507—1587），曾任浙江按察司知事（据莫如忠所作墓志铭）。他一生刻过许多书，但现在流存的却很少。张之象见到无锡秦柱家藏的宋版《史通》，与同郡徐球、冯继可诸人参合众本校勘，也参考了陆深的刻本，刻板于万历五年（1577）。其自序中说：
梁溪友人秦中翰汝立（秦柱字汝立）视予家藏宋刻本，字整句畅，大胜蜀刻，俨山先生（陆深字俨山）所未及睹者。乃相与铨订，寻讨指归，将图不朽。复与郡中徐君、冯君等参合众本，丹铅点勘，大较以宋本为正，余义通者，仍两存之。反覆折衷，始明润可读。
但张之象所见到的宋本，从秦氏散出后，就不知下落，又加以明人刻书常有自称根据宋本而又随意改动的习气，因此，一般人对张之象刻本仍不免怀疑。清初的藏书家，还是重视陆刻，而极少提及张之象刻本，如钱曾《读书敏求记》单收陆深刻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直至康熙、乾隆以后，经过校勘家何堂用朱氏影宋钞本核对，才证明张之象刻本确系依据宋本校刻。何堂跋：“从从叔小山假得李氏所藏华亭朱氏影宋钞本，与此张氏刻互勘，无大相乖舛，知序中所云曾见梁溪秦氏家藏宋本不虚也。”卢文弨《群书拾补》也曾引用了朱氏钞本，说“其体例较古雅”，又说“凡宋本皆可从，然时有别字，自是唐人所习用”。卢文弨没有见到张之象刻本，所以不提宋本和张刻本的异同，但据他上面所说，足以证明宋本的优点。华亭朱氏是明中叶的大藏书家，主人朱邦宪与秦柱、张之象都是同时好友。他的钞本，当系据秦氏所藏的宋本影钞而得。
我们知道，北宋以前，《史通》是深受人们重视的。《旧唐书》刘知幾本传说：“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徐坚就是《初学记》的编写者，也就是“居史职”的人。北宋时宋祁虽然讥诮过刘知幾“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然而在他编写的《新唐书》里，有不少处却也采用了刘知幾的意见（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三）。但是自南宋，经元代，直至明初，约二百年，学术风气受到道学思想的影响，像《史通》那样疑古惑经的著作就不太为人所注意。那时除了王应麟等少数学者以外，一般人很少提及《史通》。宋时《史通》虽然刻过一次版，但流传极少。明成祖时纂修《永乐大典》，把可能见到的书全都收了进去，却没有《史通》。自明中叶以后，《史通》才又逐渐引起了较多人的注意，刻版渐多，而在这之中，张之象的刻本对《史通》是有着摧陷廓清之功的。因为陆深虽是明朝第一个整理《史通》的人，但由于他所见的本子少，校订工作因此也做得不多，而张之象根据完整的宋本校正重刻，就比陆深“抱残守缺”的方式要好得多了。
在张之象以后的刻本，还有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刻本，曾经影印在《四部丛刊》中，此本比陆刻已有所校补，但第五卷中《补注》、《因习》两篇，仍有大段脱误（后来郭延年刻《史通评释》，即据张之象本补刻了这两篇的全文）。至于就书中文义加以评释的，则有郭延年刻本《史通评释》，王惟俭刻本《史通训故》，黄叔琳刻本《史通训故补》，浦起龙刻本《史通通释》等。他们的校订、评释各有其价值，但《史通》正文，都是采用张之象刻本，或就张刻本加以校改的。在现代流传的各种版本中，张之象刻本无疑是一部较为完善的祖本。因此，我们这次影印，就选用了这个刻本。
原载中华书局1961年版影印本《史通》，此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治学清历》录入，另收入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