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襄题稿、枢垣初刻》出版说明

《邢襄题稿》和《枢垣初刻》，是明末官僚李永茂于崇祯十五年至十六年（1642—1643）在兵科给事中任内的疏稿。

崇祯十五年松山战役以后，清军对明的包围形势已经形成。皇太极曾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大树自仆。……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四围纵略，北京可得矣。”就在这年十一月，清兵分道入关，先陷蓟州，深入畿南，直趋曹、濮，连下山东八十余城，鲁王以派自杀（见《明史》卷二四）。明朝政府面对这样紧张的局势，一面派人督师抗击，一面遣六科给事中分别察理近畿各府城守情形。李永茂当时即奉命视察顺德府（府治今河北邢台市）属的城守，并以其察理所得的闻见及对防守的意见，奏报朝廷，结集成为《邢襄题稿》。永茂后以崇祯十六年正月事毕返京，上奏对待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和清兵的攻守策略，约三十几疏，为《枢垣初刻》。

这两部疏稿保存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对研究明末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它反映了明代末叶农民在土地兼并与苛重剥削下的悲惨生活。如《奏报入境日期等事疏》中说：“三十日入内丘，一望荆榛，四郊瓦砾，六十里荒草寒林，止有道路微迹，并无人踪行走，此出都九百里第一荒残之地也。”《奏报察过沙南平广四县疏》中说：“四望村野，白沙黄茅，渺无边际。……自戊寅（即崇祯十一年）至今，五载灾荒，士民之死于奴酋、土贼、疫饥、差役者，已十分之九。即本年稍稍告熟，而东作无人，西成安望？其时亦有子衿十数人来见，率皆鹄形鸠面，百结鹑衣。……盖不意辇毂之下，尚有此魍魉世界也。”明朝统治者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田租田赋之外，又有许多加派，崇祯时又有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项主要加派，以至“私派多于正派，民不堪命，怨声四起”（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明史·五行志》详细记录了从万历到崇祯七十年间灾荒频仍民不聊生的景象，当时浙江、山东、陕西等地赤地千里，人相食，几于无年不旱。崇祯十五年《兵部题为江南之危形孔棘等事》中也提到：“数年以来，旱魃为虐，赤地千里；蝗蝻肆毒，烟寒万灶；百姓之转沟壑者，不可侧目。”（《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可见，李永茂在这里所说民生凋敝的情况，是有典型性的。

其次，李氏在这两部疏稿中尖锐地指出了明末吏治的极端败坏。明朝自万历以后，整个统治机构已经日趋崩溃，上自皇族、勋臣、宦官，下至各级各地的官吏，都只知背公植党，贿赂诛求，穷耳目之好，极声色之娱，政治的腐败与堕落已达极点。在这种情势下，一旦外敌入侵，文武官吏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财产，不是畏葸观望，拥兵不前；就是土崩瓦解，率先倡逃。《邢襄题稿》的第一疏《奏陈应责应催事宜疏》中说：“年来文武将吏，玩愒日甚，重金钱则甘轻性命，徇情面则忍欺君父。以致兵刃未接而溃，战不成战；风鹤无迹而逃，亦守不成守。”当时畿南一带的守土官吏，如平乡知县袁梦吉升补多时，规避不前，印务久付寒毡（《奏报察过沙南平广四县疏》）。如蓟督赵光抃，清军已陷山东等地八十余日，而尚驻军于千里之外的良乡（《策励两督击奴疏》）。更令人发指的，如镇兵白广恩、驸马刘有福等，率领部下家丁抢掠行人，杀害良民。“沿途行人之骡马行李，城民之衣粮鸡犬，所过一空。甚有火民之居，掳民之妻者；更有不走正道，迁转旁掠者。”遂致“百姓率弃家而逃，有司但闭关以谢”（《奏报守具粗备战事当明疏》）。无怪李永茂感慨地说：“吏治之偷，至今日为已甚，至今日之邢、襄为更甚。”其实，这种情况也不只畿南，而是遍及于全国的。

第三，对于人民坚决抗敌的英勇事迹，李氏的疏稿中也有某些具体的反映。面对着外来敌人的侵略而奋起抗击的，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如顺德府民众组织起来保卫乡里，“四千之众，人人鼓跃，虽无坚铠精骑可备征逐，而长矛白梃已自气勃神旺。令奴到之日，昼则山高林密，张疑设伏；夜则鼓角钲铙，互相牵制”（《奏报邢民感激皇恩疏》）。清兵到山东冠县，“县民辛武四围伏炮，匹马驰入奴营，大呼官兵已到。奴从鼾梦中惊怖而起，伏炮齐发，自相残戮，数以千计，卒不敢窥冠而去”（《策励两督击奴疏》）。明朝统治阶级只知遇敌规避和趁火打劫，而平时受到惨重的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群众，一旦遇到强敌压境，却能人人振奋，发扬中华民族反侵略反强暴的优良传统。这些都是研究明末人民抗清史的很好材料。

最后必须指出的，李永茂是明朝的官吏，他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的。对待外来的侵略，他有爱国心，而对农民起义却采取对立的态度，表现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性。如他说：“寇□之患不与奴较细，剿寇之事不与奴较缓。”（《汝宁失陷疏》）他主张积极镇压的政策。李永茂的家乡邓州（今河南邓县），是农民军屡次出入之地。《襄阳再陷疏》中说：“臣家世邓州，再破之城，庐舍尽焚。望人父母，如鸟失栖，率臣妻子，飘泊孤艇，盘桓村舍。伪官到后，尚未知如何行动？使臣老亲幼子，倘膏锋刃，天下有无父母、无妻子、无庐舍填墓之人乎！兴言及此，不啻烈火烧身、众镝摧体矣。”李永茂这种仇视农民起义的立场是反动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疏稿中的确也不自觉地反映了农民军的锋刃已逼近统治集团的咽喉，在人民反抗力量的磅礴气势前面，统治阶级表现了举棋不定、张皇失措的情况；在这些有关明末实际政治的第一手材料中所反映出来的当时的阶级关系，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李永茂的生平，我们选录了王夫之《永历实录》里的一篇《李永茂传》。但这篇传文尚有错误之处。如李永茂中进士，据《邓州志》（乾隆二十年蒋光祖等纂修）及《邢襄题稿》，是在崇祯十年丁丑，并非天启五年乙丑。李氏在通籍后，即任浚县知县。崇祯十五年，为兵科给事中。王夫之所谓“崇祯末……丁艰家居”，也是没有根据的。永茂丧父在弘光元年南赣巡抚任内，《邓州志》卷十五《人物》云：“顺治二年（1645）……丁外艰。葬事毕，奉母至端州。”这可见“隆武中……永茂以母丧解官，侨寓岭南”，也并不确实。又如桂王立于肇庆，李永茂拜为东阁大学士、知经筵，并非文渊阁大学士。这些都是王夫之疏忽的地方。

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一载：“（顺治二年七月，）大清兵既克南昌，袁州、临江、吉安相继下，已又取建昌，惟赣州孤悬上游独存。（杨）廷麟乃与（刘）同升谋邀赣抚李永茂集绅士于明伦堂，劝输兵饷，刻期大举。”卷十二又谓：“（顺治三年六月，）前南赣巡抚李永茂遣副将吴之藩、游击张国祚将粤兵五千援赣，战于李家山、九牛山之间，连战皆捷。”李永茂的一生活动，主要投入于反清入侵的斗争中，在当时，他不失为一位气节之士。据《邓州志》，李永茂生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卒于永历二年（1648）。所著有《邢襄题稿》、《枢垣初刻》、《西掖焚余》、《抚虔议草》、《伾上吟》、《南北咏》、《哀余初草》等，大都散佚。

《邢襄题稿》计二十二疏，其中两疏已佚，《枢垣初刻》原三十七疏，现存十三疏，旧藏开封李雅轩先生处。孔宪易先生为我们介绍这份材料，并给我们不少帮助，谨此致谢。稿中称清为“奴”、“虏”、“酋”，并不避讳，似系原稿的初钞本。现即据此钞本排印，并加断句，间亦订正其讹落等字数处。漏落错误可能还不少，尚请读者指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原载中华书局1958年版《邢襄题稿、枢垣初刻》，此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治学清历》录入，另收入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 kEXusy8mbfM7jagZpCl8AalGVGArqjIGYCkYGw0t8KtrSIBgyAAgLKCCfUs2wS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