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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刊印过程说起

古籍版本学的工作起步于研究一部部古书的价值。分析古书的价值要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入手,传本数量多少也是需要考察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内容、形式、流传是一部古书的三个价值因子。

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尝试对版本学领域的部分课题做一些观察和思考。先作综括的说明,然后举出一些实践中遇到的事例。我们首先从刊印过程说起。

中国的古书绝大部分采用雕版印刷。这种印刷方式发明最早,其具体操作程序,首先把要印的文字写在薄格纸上,这叫写样;再把写好的样张反贴在木板上,按照背面映出的字迹用刀雕刻出字来,制成一块块版片;然后版片平放,把有字的地方刷上墨,再把纸铺在版上,略略压一压,字迹印在纸上就是一张张书叶,装订起来就是一册书。雕版印书的道理跟用图章盖印一样,只是图章轻便,可以手执印章压到纸上,而版片笨重,不得不把纸压到版上,方向相反罢了。

雕版印刷是我国古代正宗的印刷方法,印刷的古书最多,也最受喜爱。特别是书家写样袅娜多姿,名匠奏刀宛转自如,印出书来简直是艺术佳作,令人玩赏不置。

(一)雕版印刷的流程

一部书从开始编纂、着手雕刻起,到以种种原因版片报废为止,只要没有其他的变故,中间可以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编稿→制版→印刷…(加工)…→转手…(加工)…→重刻

每一步都容许有一些变化,不是简简单单的流水作业,铁板一块。不妨看看每一步有哪些可能的花样。

1.编稿

编稿过程涉及的是书的内容。从编稿者角度看,书稿可以随时修改更动,这是一部书的“履历”的一部分。无论从学识上看对于书稿的历次修改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例如改稿说不定不如初稿,有的诗词作品就是这样——书稿的所有更改都是编稿者的认识水平、思想境界和心理变化的反映,都具有值得后人研究的史料价值。如果能够获得一部书稿在编稿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文本,我们就能获得许多额外的信息,说不定会对作者的思想发展过程、社会环境或人事活动有重要的发现。我们评定一部书的稿本、不同时期的抄本和作者的校本的价值,注意的就是这个方面。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初编本。

一部书从草创到最终作为定本问世,可以有一个积少成多逐渐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书的内容可以修改,也可以增删。这些书稿刻印出来以后,就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印本流传开来。书稿可以一编再编,不同时期刻印的本子也就有不同的内容。粗粗地分一下,早期书稿的印本可以叫作初编本,后期书稿的印本可以叫作重编本或再编本。

我们现在对一部书做修订或增订时,可以用原版,也可以重排。古人也是这样。重编本可能另行刊刻,不用旧版。也可能还使用初编的旧版,加刻重编的内容,整部书的版片就是一个前后相续的刊印过程。如果时间比较长,就可能过一个阶段增加一些内容,随刻随印,不同时期的印本内容各不相同。中间印本内容可能少于完工之后的印本,如何命名就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这里姑且不作区分,不管是不是用旧版,早期编印的本子一律叫作初编本。说起来,初编本可以叫初刻本,重编本可以叫重刻本。如果不加分辨,就作为两个独立的版本处理。二者内容有什么不同,在提要、叙录乃至书志中会有所说明,一般并不反映在书目著录的条目之中。

最常见的初编本是别集和丛书。我们知道,诗文集的内容都是积少成多。一篇文字写成后,也可以刻版刷印若干赠送友朋。我们看到有些别集各篇文字自成起讫,一篇结束另起一叶再刻下一篇。这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各篇文字原来是随时刻印,积攒多了,把版片汇总在一起印出来就成了集子。情况很像是现在我们发表论文时,每一篇给一些单行本,各篇订在一起就是一册论文集。另一种是,刻版时因为某种缘故还没有编好全书的目次,各篇独立就便于最后统一编排重定序次。现在看几个例子。

吴梅有阮元一篇文字的抽印本,《吴梅日记》说:

检敝簏得阮元《南北书派论》,为单行大字本,有“阮元之印” “揅经老人”两方印,当是选刊赠送之物,故有文达二印。中有朱笔涂乙处,细按笔迹,即出文达之手,此当是晚年校订者,弥可宝贵矣。

阮元的《揅经室集》通行的本子是道光汇印本。曾见早期单印本一册,封面作“揅经室文集”,仅24篇,各篇独立;不分卷,版心刻有韵目字,按《佩文诗韵》序次编排,从“东”到“庚”,“元”字有两篇;文字跟汇印本也有不同之处。

清代散文名家方苞的文集先有乾隆王兆符、程崟编辑本,程氏序言说“各从其类,而不敢编次卷数”。嘉庆十七年(1812)曾孙方传贵编外集,说:“当王、程编集时,文自为篇,不用古人刻书首尾相衔之法,恐编后复有所增加也。今传贵意亦正然,故刻书仍用其体焉。” 所谓不用首尾相衔之法,是指各篇文章不连接在一起,这就是各篇文字独立的本子。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便于随时增加文章,另一个原因是编书者不敢自作主张确定各篇文章的先后次序,以免遭到指摘。

一部规模很大的丛书大都包含很多种书,经常是一边编集,一边刻,全部刻印出来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刻印过程中随时刷印,种数逐渐增多,初编本就比后期子目要少。关于丛书,下文还要专门讨论。

仔细分辨起来,初编本后续也有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部文集先刻一部分,后刻一部分,两部分前后衔接,基本上不混合,这种类型可以叫作增刻。第二种情况是,先刻部分和后刻部分内容混合在一起,重新编订目次,这种情况可以叫作增刻重编。

对于有初编和重编的书,注意不要把初编本误认作残本摈弃不顾。一部书印出以后,流传过程有了残缺,那是残本或残书。而初编本印出的时候就是那些内容,并没有缺失。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初编本往往比较少见,学者和藏家都会给予特别的关注,而残本一般不受欢迎。

一副版片有先刻一部分后刻一部分的情况,后刻的部分可以叫作续刻或增刻,这时候注意不要把二者割裂开来,作为两个刻本。沈钦韩的《幼学堂诗稿》十卷《文稿》四卷有嘉庆刻本,后来《诗稿》刻至十七卷、《文稿》刻至八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把前者著录为“清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后者著录为“清嘉庆刻道光续刻本”,没有说是嘉庆哪一年 。王欣夫先生(名大隆)的《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就著录为嘉庆十八年、道光八年(1828)递刊本 。至于王鸣盛的《西庄始存稿》三十九卷本(又名《西庄居士始存稿》)和三十卷本(又名《王西庄先生诗文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前者为乾隆三十年(1765)自刻本,后者为乾隆三十年自刻乾隆三十一年重修本 。二者版式字体完全相同,只是后者内容少、卷数不同而已,这也是一个重编的例子。

《幼学堂诗稿》 清嘉庆十八年刻本

2.雕版

一部书稿从写样上版开始,版片由少到多,直到全书告成,一副版片完工,这是雕版过程。这个过程的要点在于书的形式。

这个过程第一步是写样,写样要跟书手打交道。书手是什么人,字迹有无特点,有无时代风格,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因为书写风格经常有时代特征或地域特征,这是版本鉴定中观风望气的一个重要根据。

第二步是锓版刻字,刻字要跟刻工打交道。刻工是什么人,刀法是否成熟,有无流行特点,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因为刻工的雕刻方式同样有助于判断版本的时代,最显而易见的是,无论翻刻时多么认真,跟原刻也有明显的差别。

雕版过程可长可短,有时雕版从开始到完工会拖得很久,明嘉靖袁 嘉趣堂刻《文选》有袁氏识语,说从嘉靖十三年(1534)开工到二十八年完工,历时16年。如果中间出现什么变故,像明刻《豫章黄先生文集》,从弘治(1488—1505)开始到嘉靖六年(1527)完成,时间就更长。时间一长难免会发生一些变故,比如先刻成的版片损坏,就需要修版甚至补刻。

3.印刷

印刷过程需要注意的,第一是印本的内容,第二是印本的形式。我们来看几种值得注意的情况。

特印本

雕版完工后,往往要用好纸好墨精印若干部,最初印的几部大抵是红色或蓝色,这些印本可以叫作特印本。特印本的质量和效果不同一般,价值远非普通印本所能企及,值得珍视。清代刻本一般都是普通的竹纸或连史纸墨印本,清前期印本有的用所谓纸白如玉的开化纸,还有“色疑金粟”的太史连纸。讲究的文人雅士也用皮纸、棉纸、宣纸印书。清末以来兴起赏鉴之风,各种特印本应运而生。像淮南书局刻的《复古编》和《四书章句集注》就有日本皮纸初印本。民国初年好古的赏鉴家印制的特印本使用明代旧纸、高丽纸、公牍册子纸、棉纸、罗纹纸等,都十分珍贵。

李一氓先生的《一氓题跋》说,吴昌绶《仁和吴氏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中张孝祥《于湖居士乐府》较为特殊 。这部书有袁克文的特印本。袁氏说最初一种印本是用明装书中的衬纸和乾隆御制墨精印的。李氏又得到一种白宣纸本,当是袁氏加印赠人用的

《豫章黄先生文集》 明弘治叶天爵刻嘉靖六年乔迁、余载仕重修本

《复古编》 清光绪八年淮南书局刻本

我们知道,黎庶昌在日本刻的《古逸丛书》初印有美浓纸、皮纸印本。版片运回国经过上海县署时,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铜井文房主人莫棠曾用佳纸印若干种,由于刷印方法不同,已经不如日本印本。等到交由江苏书局刷印以后,纸墨更差,效果完全不同。据莫棠说日本印本不足二百本,如今已难见到。

校样本

雕版初成时,校刊者用来校修文字的校样大都出于学者或名家之手,尤其值得珍视。像汲古阁刻《说文解字》初印本有毛 (字斧季)校修批注,嘉庆、道光时就为学者所重视。因为通过毛扆的校改,可以看到毛本怎样从底本开始,一步步修改成正式印本的样子,中间有哪些地方修版改字时出现了错误。段玉裁看到毛 的五校本后,甚至专门写出《汲古阁说文订》指出修版的失误 。现在不仅毛 校本珍如球璧,即使汲古阁刻《说文》的初印未修或初修的本子也已经是难得的珍本,莫棠得到半部初印本后,说是“乾嘉老辈业以为稀有可宝,况今日乎”,还要花费心力用淮南书局翻刻的汲古阁第四次印本把它补全。

清道光车秋 刻的《舆地碑记目》校样本,有些叶子还是红印,笔画锋颖毕现,钤有“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印。全书有不少地方有墨笔校改。卷四末原接刻顾广圻(字千里)的《校刊舆地碑记目叙录》,叶码连续;版心墨笔改为“叙录”,并单独编叶码。

《说文解字》 清初毛氏汲古阁刻本

清徐时栋刻的《宋元四明六志》有校样本存世,书上有徐时栋和他人的朱墨笔批注,有校字和修版的详细指示,也有随时记下的别本异文,极为可贵。

初印和后印

版片刻完后最初刷印的几十部书字画锋颖毕现,筋骨崭然,叫作初印本。随着刷印次数的增多,笔画逐渐失去锋芒,难免有模糊断缺之处,于是有中印和后印的名目。作为艺术品欣赏,初印本绝对不是中印和后印所能企及的。

初印本不仅外观精彩,内容跟后来的印本也会有一些差异。首先是,初印本可能有些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校改,遗留个别错误。特别是内封、序跋、题词乃至卷首、附录等,后来往往会有更动。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况周颐辑刻的《薇省词钞》,初印本书前王鹏运题词有衔名,卷十第二十一叶文廷式词有错简,与后来的印本不同。这种情况在校样本上看得十分清楚,校者有注,说明应该怎样修改。清乾隆刻顾贞观的《弹指词》,初印有错字,后来一一改正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初印本中有墨钉,而后印本已经把字补上。曾见朱师辙的《黄山樵唱》红印本,其中有墨钉,已用墨笔填上文字。像这些细微之处,只要我们仔细翻翻书,经常会有所发现。

初印本的序跋、附录、校勘记等附件,不一定完备。往年曾得到清光绪谭献刻的一部《白香词谱笺》,极初印本,墨色浓郁,里面就没有丹徒李恩绶的序。该书刊记写明“光绪乙酉秋仲刻成”,序言落款“丙戌清明前六日”,序是后补的,初印本自然没有。

清道光刻宋赵闻礼编的《阳春白雪》,赵万里先生在《校辑宋金元人词》中亟称瞿世瑛清吟阁刻本后附校勘记三通为善。按:那是瞿氏看到秦恩复刻本后重校修版的本子,最初印本没有校勘记。

清乾隆秦黉刻《封氏闻见记》极为罕见,赵贞信先生整理此书时所见傅增湘双鉴楼藏本后有校勘记一叶。这一叶也是初印本没有的。

虽然一般是后印本附件比较完备,但也存在与此相反的情况,那就是初印本的序跋后来的印本反而没有了,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内容的盈绌、卷叶的多少是版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这一点对于宋元旧刻尤其重要,因为版片流传时间一长,难免会有损坏,缺叶多少是刷印早晚的一个标志。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注意,这有利于把我们的版本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

4.加工

版片从完工开始印刷起,可以有修版、补版、增刻等几种加工方式。这个过程同样涉及一部书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这一部分,我们在后面细谈。

(二)古书印制流程的启示

现在我们顺着一部书印刷出版过程走下来,对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略加说明,待我们看完整个过程,应当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白香词谱笺》 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封氏闻见记》 清乾隆秦黉刻本

1.所谓“一个版本”

第一点是,名义上是一个版本,其实它包含着的是可能有这样那样不同的一些印本,而不是本本如一的一个整体。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古书刻本的一个版本,至少有几次印本,很可能还有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等几个不同的版次。想想今天图书的不同印次和版次之间可能有什么差异,也就可以知道古书的所谓一个版本,会是怎样的情况。

只要我们跟古书打交道,无论是利用其中的资料做学术研究,还是对古书本身做版本鉴定,都必须对这一点了然于胸次。引用古书的时候,我们习惯注明所用的是什么书、什么版本,但是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其实是使用了那个版本的一个印本,那个印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那个版本的一些特点,但是它很可能远远不是那个版本的全貌。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误以为它就是那部书、就是那一版,说不定会出现什么偏差。

对于古书的版本鉴定来说,一个版本可以包括多种印本,不同的印本之间可以有内容或形式方面的差异,这无疑对版本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看到一部书,不仅要知道它是哪一个版本,还要知道那个版本有没有不同的印本,如果有不同的印本,怎样把它们区分开来。

一个版本的不同印本间除了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差异以外,传世数量也会有所不同。了解了这些情况,就能更为正确地评定一部书的价值。许多书的初编本、特印本原来印数就不会多,流传到今天更为珍稀。国家图书馆传统上就很重视书的初编本,一些初编本已经收入善本书库。

当然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有些重编本比初编本还要罕见。其原因大多是重编之后没有来得及大量刷印,版片就毁坏无存了。像沈钦韩《幼学堂诗文集》(卷端题“幼学堂诗稿”“幼学堂文稿”),初刊本就很少见,而有续刊者更不易得。

上述这些复杂情况,给目录版本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归结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认真看书,不仅要看书的表面特征,还要看书的内容。每看到一部书,必须认真地翻阅一遍,记下内封面、目录、序跋、刊记等要点,而且要注意各卷开头处署名方式,何人撰、何人校、何人刊都是重要的资料。像宋刻本《说文解字》,卷首的署名有的是“许慎”,有的是“许氏”,这就跟宋代的帝讳有关系。如能摘要记录卷数、内容,则获益更多。以后看到同一部书,就可以翻开笔记,进行核对,比较不同印本的异同。一部书一部书地看,随时记录,随时比较,我们对古书版本的真知灼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2.古书的完缺

对于一部书,我们最关心它完整不完整,有了残缺就是残书,价值大损。过去旧书店遇到残书通常是放到后屋,不能配全,就不上架。遇到名贵罕见的本子,实在难以配全,就要设法抄补齐全。

既然一个版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印本,内容有多有少,那么内容较少的本子是不是残书就是个需要探究的问题。像沈钦韩《幼学堂诗文集》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卷数少,道光增刻后卷数多,嘉庆印本是不是残本?而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四十八卷本,是不是缺两卷?大量的初编本都存在内容较少的现象,知道它们是初编,本来如此还好,否则肯定会斥为残本。

按照通例,如果书印出来的时候本来就看作一部书,哪怕看作一个选本,也不能视作残书;它在流传过程中有了短缺,才是残书。如果一个作者的一部文集,先刻印了二卷,后来写的稿子多了加刻了一卷,变成三卷本,再后来又加刻到四卷本,那么按照惯例我们只能把它们分开著录,各立一条,书名可以相同,但是下缀卷数不同。这里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要博闻多识,了解不同印本的存在,不要把一部初编本当作残书打入冷宫。

对于不同时期的印本,怎样命名才能既把它们区分开来,又能表示出它们同属一版,这是个问题。初期印本内容较少,按说用“初印本”最符合实际情况;可是“初印本”习惯上用来指一副书版刻成后最初刷印的、字迹崭然、清晰可观的本子,无关乎内容多少,已经有固定的含义,不便挪用。

这里我们要特别谈谈丛书的问题。一部丛书刻印有一个过程,往往先印几种,逐渐增加,积少成多,最后汇成全书。若按照诗文集印本卷数递增时的处理方法,那么种数不同的丛书,著录时也就有资格各成一条,书名是一个,但是下面所列的种数不同。要是有这个观念,我们对丛书就要有新的认识和新的研究了,因为像《中国丛书综录》那样,每一种丛书都规定一个标准子目,就不够——它反映的是一部丛书的某一次印本的子目,而不是一部丛书的一个版本的身世和经历。

丛书的情况相当复杂,有时候一批版片可以互相组合,一个组合就可以成为一部独立的丛书,这种现象尤其值得研究。明代后期,书坊之间似乎就流传着这样一批版片,拼凑一下,加上个名目就成为一种丛书,如今传本都不多,要一一梳理清楚很不容易。像明代胡文焕编刻的《格致丛书》,全目很难查考;明末刻的《说郛》则版片混杂,初印、后印情况复杂,真相不明,详参昌彼得先生的《说郛考》 。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清代丛书也有这种情况。有些丛书最完整的印本到底包括哪些书,现在并不十分清楚。《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子目力图反映每一部丛书的大全集的面貌,但是过犹不及,部分条目因此失实。像杨尚文编的《连筠簃丛书》,《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本 ,但是所列的子目跟道光二十八年刊本书前子目表不同,有几种书当时显然还没有刻成。相反,有些丛书所列的子目不全,像胡珽编的《琳琅秘室丛书》,《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是清光绪十三年(1887)、十四年董金鉴木活字重排本,只有四集 。其实咸丰胡氏木活字排印本原有五集,如今第五集已经无人提起,但是第五集零种还能看到,有没有第五集全书,很有必要加以寻访。

《中国丛书综录》给每一部丛书列出一份子目,不能反映它们每一次印本的内容。阳海清先生编补录 ,列出了一些馆藏本的实有子目,反映的就是同一部丛书不同印本子目的异同。这项工作深入下去,对于了解每一部丛书的刷印历程很有帮助。像清末民初朱孝臧刻的《彊村丛书》,一般都著录为民国十一年(1922)校印本 。其实这部丛书从清光绪年间开始陆续刻印,先是以天干排序分集刷印,有所谓甲、乙、丙、丁诸集,每一集四册,大概一直出到八集三十二册;以后才有民国十一年汇印本,之后还在增订,像《龙洲词》民国十三年还有增补。

《连筠 丛书》 清道光灵石杨氏刻本

丛书是一个丰富的宝藏,有许多人所未知的内情,值得认真开发。当然这项工作难度很大。首先是丛书都是大部头,动辄几十册,有的甚至几百册。像这样的宏编巨帙,翻一遍就要许多时日,要比较异同,还要翻上好几部书,想想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令人望而生畏。再说藏家得到一部就不容易,哪里会有好几部丛书并几比观的可能。客观条件的限制,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劳动和坚韧,去探索这个相对空白的角落。

3.原版和重刻

从书版刊刻流程看,一副版片可以刷印许多次,印出来的本子是它的原版本;根据原版本翻印的本子则是重刻本。辨认一部书是原版印本还是翻版重刻本,这是版本研究的一个要点。

版片保存时间一长,难免磨损蠹蚀至无法使用,天灾人祸也会随时令版片报废。一副版片存世多久,刷印数量多少,这直接影响书的传世数量。有的书版刚刚刻成,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刷印,就遽然损毁,无法使用。之前偶然刷印几部样本,有幸留存,就成了珍本,甚至是孤本。更不幸的是一部印本也没有留下,后人空自扼腕兴叹。年代久远的书没有传本还可以理解,有些书到今天没有多少年也稀如星凤,可见一部书或者一个版本要想流传几百年也不是易事。像清光绪常熟刘继增得旧抄本《南唐二主词》,整理重刻,书版遽毁,未曾印行。民国七年,无锡县公立图书馆重付排印,印本仍不多见,1957年王仲闻先生整理出版《南唐二主词校订》时就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重刻”或者“重刊”有二义,其一是本人或本家重刻,与初刻对;其二是重刻前人旧书,如曹寅扬州使院所云重刊。重刻旧书时,一般是请人重新写样上版,至多行格跟原版一致,字体就可以随意。这样的重刻本跟原版的区别比较明显,把原版和翻版比较一下,就可以分辨出来。如果连字体也追摹原版,那就叫作摹刻或影刻:一般是用薄纸照原版印本描摹,简单一点也可以临写,极少数是直接用原书印本上版。这时原刻本和重刻本面貌相似,分辨起来就麻烦一些。

重刻时一般要加上刻书者的序跋,说明刻书的经过,至少也会加上重刊的刊记。如果不加任何重刊标记,就有可能跟原版混淆。特别是摹刻,年代一久,缺乏文献记载,本来就很难分辨,再加上书商作伪,削去重刊痕迹,就更加扑朔迷离,难辨真伪。北宋本跟南宋本混淆,宋本跟元明本混淆,元本跟明本混淆,原因就在这里。清代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清朝末年,淮南书局就曾覆刻前人所刻的佳本,常见的有《复古编》《东都事略》《四书章句集注》等,甚至原书刊记也照刻,只是在封面上写明淮南书局刻,版心下方有刻工名,可据以分辨。如果封面被撤去,那就注意一下版心的刻工,不要仅据刊记误作原版。

翻版摹刻本是刻意追摹原版,书法评论中有所谓“婢为夫人”,无论“形”多么逼肖,“神”总是会有些距离,所以总体风格总会有些个性,甚至不自然的感觉。清人叶廷琯《吹网录》卷四载,顾广圻曾撰序影刻明嘉靖吴元恭本《尔雅郭注》三卷,并刻戈襄跋,有戈襄、钮树玉印章,及张敦仁和袁廷梼等借读印章。后来版片送给门人程禀初,程氏把顾氏思适斋刻款改为“瀞意轩重刊”,并削去顾序、戈跋及袁、张、钮各印 。其他人以顾刻为底本另行翻刻,亦步亦趋,顾刻内封及款识一应俱全,骤然一见很难分辨。但是翻刻本卷末虽照刻“刘文楷刻”一行刊记,而刀法生硬,字迹呆板,不像名工之作。我当年初见此书时,看到的就是翻版本,而引起怀疑的也就是这一点。如果取原本并几比较,孰为原版,孰为翻版,立见高下。今日所见此书多为翻版,而且少有人知有原、翻之别,目录著录的本子大抵为翻刻本,却都混称顾刻,不能不加注意。

这里插说一句。如果有两个印本在手,要鉴定它们是不是同出一版,最常用的方法是比较相同的叶子的栏线和字迹是否相合。只是要注意,即使是同一副版片,版框有时也会有伸缩,相差可达半厘米,不要误认为是重刻。

精工的翻刻本酷似原版,差别只在几微之间,而事情千变万化,有时候也让人无从揣摩。版本史上一个令人迷惑的例子是唐陆龟蒙的《笠泽丛书》,虽然经过学者反复讨论,内情至今也未必完全清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此书最初有吴门顾楗碧筠草堂仿元刻本,王岐手写上版,雍正九年(1731)扬州陆锺辉水云渔屋随即如式翻刻。陆版系覆刻,字画略瘦,两副版片不同,应该不会混淆。但是顾刻堂号为碧筠草堂,而陆版堂号却有碧筠草堂和水云渔屋两种,不同印本扑朔迷离,长期以来学者没有确论。叶德辉所藏所见至少有六七本之多 [1] ,《郋园读书志》卷七有三篇跋反复考索,仍为堂号所惑,错误地认为水云渔屋本乃陆本初印,碧筠草堂本乃陆本稍后印。吴庠和秦更年都精于版本之学,而且又有好几个本子做参考 [2] ,本来已经定“碧筠草堂”为顾刻,“水云渔屋”为陆刻,但是突然见到一本版为陆刻,却有“碧筠草堂”封面的,二人苦思之后,认为陆氏初印本封面确作“碧筠草堂”,后来改刻“水云渔屋” [3] 。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也曾引证与顾、陆同时的姚世钰的《孱守斋遗稿》中的记载,说明了顾、陆二刻的传刻实情 。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顾氏碧筠草堂和陆氏水云渔屋两刻,其实二者关系十分复杂,封面和钤印有许多花样,恐怕还有隐情为今人所不知,梁颖先生曾为文详考

《重刊校正笠泽丛书》 清雍正九年陆锺辉水云渔屋刻本

重刻本内容不一定跟原刻完全相同,治学之士不能不三致意焉。清周济的《词辨》二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潘曾玮初刻有序,光绪四年(1878)江苏书局重刻本下卷苏轼的《贺新凉》“乳燕飞华屋”

一词改为李玉之作,卷末还增刻张翥《多丽》和康与之《宝鼎现》各一首,没有重刻说明,不知底本所岀何处。徐珂刻谭献评本内容跟道光原刻本相同,与重刻本不同。今人整理的《清人选评词集三种》不知此书各本有异 ,遽指谭评本更改原书,显然是误以为光绪重刻本出自道光本,不知二者原不尽同。此书道光本颇为罕见,通常所见都为光绪本,二者有此差异,学者不可不知。

一部书是旧版重印还是重刻,前人往往不加分辨,动辄视为重刻。在作版本鉴定查阅文献时,就要认真复核,不要贸然信从。像《金石录》一书,据洪迈《容斋四笔》和赵不谫跋所说,原刻于龙舒郡斋。传本有赵不谫跋,只说“且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并没有说重刻全书 。不料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都说是赵不谫重刻,结果沿袭下来就以为《金石录》有两种宋本 。直到近年才发现原来赵氏是修版重印 。这个错误就是对文献的理解不够慎重造成的。 mf02/jF/ba4251HpIJKOKrSzg2Ev7YHCGOS2zFKAMagXdPrbMjU58GyjL5WEG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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