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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绵延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结束，这是数千年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东洋第一个共和制国家”
由此诞生。历史上每一重大转折时期，都会产生相应的话语表述体系。民国军阀概念及其话语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新词汇，表现了各界人士对此社会政治变迁的思想认识及其表述逻辑。军阀现象与军政关系研究课题，需要注意三个学术层面，简言之即陈述对象、主客属性及二者因应互动关系的研究。
第一是军阀话语与陈述对象军政关系实态之关系，即军政关系如何与军阀话语研究相连结的问题。亨廷顿强调说：“官僚体制中最重要的成分当然是军官团。”
而军政关系建构又应当是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结构，故军政关系，包括历史“实在”的集团人物、战争经过、派系纷争等现象的叙述，应该是“军阀”话语研究的核心内容。
既有的“军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其“实在”的现象方面。但许多学者对既有的“实在”研究进展不能满意。陈志让引用谢里登的话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军阀很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台北张玉法指出：“五十年来，中国知识界一直以民初军阀为嘻笑怒骂的对象，不以严肃的治学态度来研究，这也许是受正统观念的影响。正统观念的过度运用，往往忽视客观问题的存在。”
另一位台北学者张朋园评点军阀研究情况：“北洋历史，在中文的著作中，除了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更进一步学术性的研究还不多见。坊间有一二类似陶氏史话的史话，几属展转抄袭陶著，不脱杀杀打打的范围，没有说出一个道理来，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则可，作为学术著作则不可。何以北洋历史停留在史话的阶段？这与五十年来一个一脉相承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大家认为北洋人物都是老粗，一提起北洋人物，难免想到那一口山东腔的张大帅，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历史学家没有尽到责任的结果。”
进入80年代，特别是大陆学界无论资料整理还是研究专著，都有长足发展，军阀学术研究进入真正的黄金发展阶段，但相对其他专史如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党史等等研究的规模与成果而言，仍处于后进状态。受制于“正统观念”及非学术的消遣性“史话”现象，并未根本消除。最为薄弱的环节在于军政关系演变及兵权参政合法性等专题研究。所以，“军阀”课题需要结合军政关系、军政关系要进入军阀话语研究范围，以作深入开拓，还原军阀现象历史实态。
第二是军阀话语的学术因素，即客观叙事及其史观支配下的情感倾向的两面属性。为抽象研究而忽略其情感史观倾向，或因其情感史观倾向而否定其学术性质，这两种倾向的存在，都值得关注。再是，军阀二字具有上千年的存在历史，古今用例具有不同意境。因此需要在其语链梳理之同时，还原其客观史实，这具有重要意义。
就民元前后实在的叙事方式而言，其中“武人”、“督军政治”等概念，在民初较为常见；至于军阀这一关键词，既非官职亦非人名，也不是本土俚词俗话，而是当时知识精英人物从日本的社会政治用语中移植输入的时论用语。它经由各类报刊面向大众，在应用中较快地取得了“市民权”。同时由学界、政界等各界人士给予了多角度的诠释与补充，逐步形成为当今应用广泛、且富于深刻内涵的话语体系。
历史词汇的主观情感倾向性从来就是明确的。西方符号学家巴尔特指出过历史词汇的情感语境：“就一个主题单位（Thematic unit）通常由同一个词项来表示而言，它不只是用作内容单位的，而且也是用作话语单位的指示词。这就使我们面临着历史实体名词化（Nominalization）的问题，按照名词化的方法，使用一个单个的词可以免去列举整套的情境或行动系列，这就促使结构化达到这样一个程度：该词对内容面（Content plane）的反映（Reflex）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结构。”
于是而产生的语境，有可能形成为一种片面肯定或“一种否定性的特殊的历史哲学”。
如果我们忽略了历史词汇的情感语境，对于当时的“军阀”现象，只作为“孤立观察的无组织的罗列，如年表（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和编年史”方式叙述，或者是连接组织完好的“事实”，或者作为标志序列的节点，对事实作一种无秩序的描述，那么“至少也传达了‘混乱’这个意义”。而军阀这样一种强烈批判情绪的概念，则有可能在未辨清是否公允的情况下，描述出巴尔特所警告的“一种否定性的特殊的历史哲学”。
如何明了并正确利用军阀的批判语境，已经是当前学界十分重视的问题，情感倾向实为史观之表象。一方面，来新夏指出：军阀“只是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
日本学者松下芳男也指出：“军阀一语不是学术的用语。”
西方专家派伊（Lucian W.Pye）在50年代完成、70年代出版的博士论文中，曾主张以实有官职的“督军政治”概念替换政治批评的“军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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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美国学者林霨分析了“军阀”的脱学术化、政治批评化倾向，对于使用更加中性的学术用语代替“军阀”的发展趋势充满信心。在全文的结尾，他指出：“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内战的结束，‘军阀’在中文里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词语。”他强调，虽然后来的“文革”中有彭德怀等人被批判为军阀的现象，“但看起来它不可能再度成为政治上或学术讨论中的‘关键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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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林霨结论，作为北伐革命产物的、过分情绪化的军阀概念应该从学界淡出。
上述直接反对使用贬义的军阀、以及间接而不利于继续运用军阀概念的说法，似乎得到了不小的认同，但实际情况是，内含贬义的军阀概念没有淡出或被废弃；相反，无论在社会时政领域，还是中外学术著述之中，“军阀”仍在被持续不断地运用。
军阀话语的生命力，表现在通俗普及、学术研究、时政批评等多方位的叙事功能，富于广域的草根型社会适应性质。正因为如此，近代军阀概念可以从无到有，自移植输入后仅10余年，便为社会各界普及运用，取得了三宅正树所说的“市民权”。而北伐革命期间南方党人高举“打倒军阀”旗帜，为国民革命运动创造了独特的动员效果，也真正促成这一兼具通俗与学理因素的话语体系，在社会政治各界扎下了根。
“军阀”使用频率较高而近似常见术语，其大众语境的贬义性格十分鲜明。学界既有的“非学术用语”的说法不无反思的积极意义，但并不能阻拦这一概念的社会运用，也不能否定其学术研究价值。
第三是军阀话语的主观意识与实在对象的因应互动关系。军阀话语的发展，促动着各界的军政关系的整合意愿及其实践；而军政关系整合实践的推进，则进一步牵动了军阀话语的发展演变。两者之间是互动促进的流变关系。
近代“军阀”移植之初，所传达的理论信息是知识界所重视的传统文治主义及西方军人不干政理念。后来出现了各类释义，评判军阀之标准逐渐泛化，受时政影响尤巨。国共两党总结革命经验，同时又受苏俄革命影响，增加了勾结帝国主义并将其作为判断军阀的最直接的标准。政党政治的强力宣传使其叙述方式日渐普及。还有论者以拥兵割据、发动战乱、残害民众等作为军阀的判断要素，这一类论点也因其广泛的通俗批评渐成共识。
民元前后基于传统的文治主义，确立了约束兵权参政的法制规则，以兵权参政为非法。但由于当时动荡局势下的特殊条件，“兵权”一度担任了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推动力量，兵权参政所具有的必然性质，仍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社会认知，出现了对于兵权参政的正面的评价。但进入了国家权力中枢的“兵权”，后来主要是作为军阀角色，不断受到有关合法、合道性的质疑，终于被置于“有军即阀”的受批判的角色。故兵权参政所获评价的变化过程，显示了两种相反的评价尺度及其叙述结论的存在与互动，值得研究者加以深思。
南方党人的势力发展迅猛，终于在1928年执掌国家政权。在国共两党党史及革命史的理论框架之内，“军阀”批判语境伴随政权的取得而获取话语霸权，其批判性质亦被推向极致。各界的评价并非完全一致，评判标准亦非僵化不变，而同样文字的军阀概念却一再被用于各类场合以作政治斗争武器。虽然这一件批判的武器自身也处于随时被批评的境地，但总体上其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就是一部对于兵权参政实施批判的批判武器的建构过程。
评判军阀的要素总有增长变化，有关军人干政即兵权（Military Power）参政的合法与合道性问题，则是其中的研究基点。从责任追踪角度考察，民国乱局有如梁启超、胡适等所说，官僚、文人政客均有责任，并非单是军人干政所使然。在动荡的革命转型时期，军人及其势力集团同其他如学生（晚清及民国法令规定学生无参政权）、市民诸阶层一样，自然拥有得到社会认同的干预国家政治的功能。待社会政治恢复有序，兵权即可回归本位，专司其卫国干城之本职，即所谓军队与军人的专业化。基于此点，对于军阀的批评不断高涨之际，对于军政关系的探讨，包括具体的对于文人政客批评的声音也不断出现。
综合考察学界既有之研究成果，有助于明了研究者自身的课题与任务。自“军阀”（现象及其表述）产生伊始，有关军政关系及其话语表述的学术性研究即已启动，迄今已有百余年的积累。其间当然不乏史论俱佳的著述，然相对于同时期其他若干课题的研究状况，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的研究，包括该课题学术史的梳理，均尚处于后进状态。如在学术文献清理方面，大多只述及50年代以来的成果，其余如民国时期特别是二三十年代的许多重要文献，多处于尘封状态。史观倾向十分显然，大多坚持北伐革命史观与政党史观的评价尺度，且多集中于军阀人物或故事等现象叙述。
综合运用多种史料，在比较研究基础上还原史实，是本书的基本任务。军政关系与军阀研究包含有国家体制、时局巨变与思维认识的广泛内容，也承负着语词诠释的基本任务。按伽达默尔的定义：诠释学（Hermeneutik）“即宣告、口译、阐明和解释的技术”。
伽达默尔强调，正确理解“话语”的语境又是解释的关键：“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正相反，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按照这种观点，进行解释的语言和概念同样也要被认为是理解的一种内在构成要素。因而语言的问题一般就从它的偶然边缘位置进入到了哲学的中心。”洪汉鼎在引征这一论点的基础上总结说：“诠释学在古代就可以说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学科，或者更正确地说，它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技艺学。由于翻译实际上就是解释，因而诠释学也可简单说成是理解和解释的技艺学。”
中国古代经典的诠释具有数千年传统，文字训诂，章句疏解，都是通常所用的方法，其表现形式有传、说、记、章句等，还有注、疏、解、录、考、证等考据手法。
发挥中国传统的学术优势，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诠释经验，将有助于突破自北伐伊始、由史观因素所约束的定义歧见，促进军阀话语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上述军政关系及其话语表述研究的对象、属性与主客互动关系等三个层面，显示了本课题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与任务，就在于突破传统军阀研究之界限，在长时段的语链梳理中，依据国家军政关系之考察，进行军阀话语之比较研究。军阀话语和军政关系两大方向具有思辨性质，与之关联的近代军事力量及政党领军体制的考察，则具备实证特征。本书这四大议题，是一个有机联系的问题群。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法，显然是立体的、多样的，在时代因素方面也应该把握其完整的演变过程，表现其合理而客观的承续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