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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存在角度考察，军人政治堪称世界普遍现象。其间的典型史实，古代的有古罗马军人独裁政权，是由禁卫军主导国家政治的军政关系模式，被亨廷顿称为“普力夺社会”（Praetorian Polities，或译执政官主义、近卫兵主义）。在近代欧洲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大多也出现过军人政治形态。如英国革命时期的克伦威尔通过新模范军的组建与运用成为独裁者（Dictator），法兰西革命产生了拿破仑的军事独裁（Military dictatorship），还有在统一及转型过程中的德国的军国主义（Militaristic nation），等等。
在东方国家中，中世纪与近代日本都是军国主义的政治典型。中世纪社会武士阶级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由武士首领征夷大将军组织幕府执掌国家政权，天皇只保留名义的存在，称之为“武家政治”。进入近代天皇制之后，凭借现代化的装备与技术，日本的军人政治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支配国家政治的军人及其集团被称为“军阀”。由此出现并发展于日本社会的军阀话语，是为传入中国以表述军阀问题的叙事源头。
在古代与中世纪的中国，国家体制是“文主武从”，属“文治”社会范围。不过其间亦出现过军人专制与军人割据现象，若干王朝更迭时期如唐末的“藩镇”等，是公认的与现代军阀相通的军人政治形态。悠久历史的“文治”后果，宋以降军事力量衰落，至19世纪呈现“弱兵”与“无兵”状态，治道失衡，作为现代化产物的新军应运而出，并为后来的辛亥革命以及反对帝制复辟的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袁世凯死后的乱局中，军事实力派脱出中央控制，军人政治渐至成型。
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使用“武人”、“武断派”等批判用语之后，又流传出现代意义的军阀概念，以称呼当时勃兴的军人政治及其战争现象。于是，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段军阀之名与军人政治实在联结的“军阀”时期，也出现了当时国人“化阀为军”、并重建“非阀之军”的整合军政关系诉求。
中外历史上都存在军人政治现象，但其描述方式，尤其是对于当今普遍使用的“军阀”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方面，东、西方国家之间差异显著，在中国的古、今文献记载之中，其含义更有巨大变化。循“军阀”之名而探索其义，即知古典“军阀”的军功叙事，转义为近代批判型“军阀”，需要同近代日本以及西方国家政治现象比较，再现近代中国军政关系演变之轨迹，准确把握军阀话语的跨域传输及其学术内涵。
民国军阀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无论其存在的时间，与其干政的程度，均不能与“最为政治化”的日本军阀同日而语。故李大钊、胡适都强调过中国没有日本式军阀。尽管如此，近代军阀概念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的日本，用以批判军人跋扈，紧随其后是中国社会使用“军阀”批判北洋派军人专权。
中日两国都是汉字国家，近代“军阀”概念在两国都是首先由知识界提出，经由媒体实现普及，成长为具有“市民权”
的社会政治用语，传流至今。战后日本沿用“军阀”以描述战前日本问题。在中国“军阀”也成为常见用语，在社会动荡如“文革”时期，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都曾被批为“军阀”。军阀话语在中国的泛政治化运用，导致从“弱兵”、“无兵”转向“足兵”与“强兵”的历史轨迹反而被淡化了。军阀话语表现的是汉字国家的政治文化共相，其传承演变从多方向表现了域中国家社会政治文化与军政关系的趋向态势。
汉字概念“军阀”在西语国家中的传播状态，尚需深入的、具体的考察。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反映在对于军人政治的表述之中，但不会隔绝东西方在军阀话语方面的交流与互动。与汉字“军阀”与准军阀意义的“督军”名词相对应，英文Warlord是主要的对应性概念，其次有Militarist、Stratocracy等词汇。虽然Warlord出现甚晚，在当今时事范围，从有关中东国家或关于拉美国家Warlord现象的新闻报道，可知Warlord与军阀是军人政治或军事割据现象的世界性通用概念。
东方国家在近代转轨过程中，不仅体制建构多采自西方，其表述方式特别是关涉重大社会政治的基本概念，也多从西方输入。但是，以军阀概念为中心，包括“差别主义”概念等东亚国家军政关系理论及其话语表述，却出现了或正在出现逆向的输出现象。其富于弹性的吸收或包容的外向性格，不能不引发研究者的关注。
军人政治的产生，是军政关系失衡的产物。而军人政治的研究与评判，离不开对于军政关系整合的实践模式的考察。鉴于中外历史上军人政治形态的显著差异，英国的菲纳提出了划分各国政治文化的成熟（mature）级别命题，将实现了文官控制的欧美民主国家划入政治文化高度成熟的级别，将军人执政和军事政变频发的拉美国家划入低成熟或非成熟级别，军国主义的日本被划入“已发展”的第二等级（developed），日本的三宅正树、纐纈厚等等认为这一成熟级别划分方法不适于东方政治文化环境。
菲纳之论确实有可商之点。首先，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特定条件下的军人参政犹如市民或学生一样具有必然意义，故军人参政并非不“成熟”的表现。再者，东、西方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差异性或多样表现，要求所运用的概念术语和客观存在的史实相吻合，东方政治自有悠久而成熟的文化传统，显然需要符合自身模式的表述体系。其三，应该客观把握国家政制的主体方向与治道评判的关系界限，凡执政者莫不求“治”，实现民富国强与足兵的“大国”绩效，军政关系必成为国家之整治领域。对于纷繁复杂的军人政治形态的研究与评价，应该在多种视角的考察中，经由学术路径加以认定。绝对化的肯定与否定显然容易造成偏颇。
菲纳对东方历史研究不足，其“成熟”命题，多有情感价值判断，难于概括古今军人参政的学理内涵，故难以获得论界的完全认同；但其宏观视角与比较方法，同古典“治道”命题相通。辨明菲纳“成熟”命题的局限性及其运用价值，有助于在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的研究中借鉴其思路与方法。
军阀话语的核心内容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军政体制的描述，军阀概念与军政关系研究的学术意义不能低估，两点之间的学术联系亦不能割裂。可以肯定的是，愈是历史传统悠久的国家，愈是社会政治发生剧变的时期，军政关系演变及其表述语汇，应该愈是丰富，由此必将积累出富有研究价值的素材。
中国以其悠久发达之历史文化传统，加之领土、人口与地缘因素诸多方面的独特条件，毫无疑问属大国之列。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在近二百年来“充分世界化”（胡适）的浪潮中，所发生的多方面深刻而剧烈的转型振荡，必然构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典型之奇观。中国的军政关系演变及其军阀话语之表述问题，正是在如此无与伦比的“过渡时代”场景中展现的。
中国古典政治学是讲求治道的“大国”之学。治道出自孔门“治国、平天下”理念，如《礼记·乐记》载有“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为其“礼、乐、刑、政”政治思想之概述。宋太祖赵匡胤治军，限制武将，也提出“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
刘桂生教授曾指出，凡有为的国家、有为的政治家，都会精炼治道，实践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之政治哲学。
大国之谓，既在于其体量之大小、武力之强弱，也包含其治理状况的优劣判断。中小体量国家，治理成功、力量提升，亦可谓“大国”。这应该是老子“治烹”之论精髓所在。显然，考察历史上的文武关系整治，进行军阀话语与军政关系研究，应为“大国学”之必修内容。
在比较与分析古今东西的军人或文官政治模式的基础上，研究近代中国的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是跨越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诸领域的大国治道综合性研究，无论其学术深度与广度，还是与现实社会的关涉程度，相信都将吸引人们的、包括兴趣式的或研究性的深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