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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绵延40年的战争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大体宣告结束。自50年代至70年代，军阀课题的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进展。但该时期海峡两岸仍处于对峙状态，且由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支配性作用，政治批判运动连绵不绝，军阀学术研究受制于“政党史观”、“革命史观”和“阶级斗争论”的约束，平实性研究成果不多。除若干论文外，尚无专著出现。在“文革”十年，无论资料整理还是研究性著述，均陷于全面停顿。
“文革”结束后自80年代至今，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注重史实证据等健康的学术精神得到提倡，研究的学术性和规范性得以凸现。高质量的论文与专著不断涌现，形成了真正的学术高潮时期，尤以人物、派系、事件等专史方面著作最多。据来新夏等关注多年后的统计，1949年至1999年大陆地区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论文约1000余篇；而1980年以前的30年仅130余篇。
对于大陆地区兴旺的研究气象，香港研究家周子峰评论：“近年中国大陆地区军阀史专著的出版有如雨后春笋，成为当地民国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其中有关军阀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成绩显著，90年代后出现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北洋军阀（1912—1928）》（六卷本），继而有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五册本）。两书编者都对书中资料作了学术性论评。天津原为直隶总督府所在地，也是北洋军政实力派主要活动据点，遗存资料丰富。天津古籍出版社于90年代编辑出版了《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汇集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吴景濂等人档案资料影印件共33卷。利用天津史料所编纂的资料集还有《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等。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并影印出版《民国丛书》上千册，是为可与台湾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比肩的巨大工程。其中相当部分文献均与军阀课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分五辑出版，所藏档案资料达数十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按重大问题、事件、人物等角度，分专题出版了《直皖战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等军阀问题资料集。专题史料编辑成果还有张侠、孙宝铭等编《北洋陆军史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及《北洋时期兵变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
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成立了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出版《文史资料》，刊载有前北洋政权和国民政府人员为主的个人回忆录以及其他各种文献，目前已经出版130余卷。各地文史机关亦出版本地的《文史资料》，整理并出版有关当地军阀统治时期的资料档案。
专著方面成果较丰，值得指出的是，来新夏1983年《北洋军阀史稿》填补了长期缺乏通论性专史的空白，以该书为基础与焦静宜、莫建来、张树勇、刘本军等合著为《北洋军阀史》（上、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该著对旧有研究作了全面的补充修订，资料运用十分丰富，其绪章对于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与讨论达77页，可谓详尽。
来新夏在梳理各家定义的基础上，开列专章进行辩驳，提出新的定义：“我们对近代军阀的定义和界说拟作如下的表述：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
比较此前各家定义，进一步确认了私兵、割据、勾结帝国主义等传统要素，新增加的则有“中体西用”思想的表现；该书还坚持了对于军阀的否定性的基本估价，不过也在促进军事现代化作用等方面增加了一些积极评判。总体上说，在传统史学的军阀研究领域，该书是有代表性的通论性专著。
其他综论性著作还有：谢本书《话说北洋军阀》（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张鸣《武夫专制梦：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其作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上、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等等。
80年代之后就军阀的产生与形成过程、性质特征诸方面的研究，发表有大批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如陈旭麓的《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1983年），李新《军阀论》与《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1、3期），等等。
将继北洋之后的国民党派系战争定性为军阀现象，并加以综合介绍的，有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薛谋成《国民党新军阀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这些著作可在广义的范围作为军阀研究专著。
关于各派系、军系著述，如关于皖系与日本的关系，有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书后附有《寺内内阁时期日本对华借款简表》、《日皖关系主要资料简编》和《征引书目》等以方便读者。还有黄征、陈长河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季宇《段祺瑞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关于军阀各派系同孙中山的关系，有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内容甚为详尽。
再是人物传记，数目甚多。有关袁世凯的有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侯宜杰《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陶菊隐《袁世凯演义》（中华书局，1979年），侯宜杰《袁世凯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此外，还有若干通俗性著述。
被视为北洋派系主要人物的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张勋等，还有相当一批地方军阀人物，以及军阀与相关重大事件的关系，都有多达上百种著述出现，其中有通俗读物，也有不少研究性论著，在史料发掘及史实建构诸领域，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同以军阀概念为中心的大量著述相比较，以军政关系或党军关系为主题的学术性成果，在大陆一直不多见。80年代以后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关系到军事社会学、军事政治学的作品，多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解释政党对于军队控制的合理性及必然性。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军事科学院《国家军制学》（1987年）等。
近年出版的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其中一节以“党治与军治”为标题，著者以党权、军权为国民党内最主要的两大结构派系，并在引用胡汉民等人的传统论述的基础上，强调“国民党党权和军权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演化过程”。
氏著从制度层面为军政与党军关系研究作了推展。杨天宏新著《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2008），也显示出学界在党、政、军关系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推进。
伴随大陆地区新成果的不断推出，笔者曾借助电子检索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对外学术交流机遇，采用了比较研究等思考方法，努力探讨军阀话语源流，提出了新的论证逻辑和研究结论，先后发表有《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5期），及《“军阀”治下之“军阀”学理研讨——以北伐战争前夕一场政治与学术论战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对于现代意义的军阀概念起源及其含义作了考订。再有《20世纪中国“政党领军”模式的创立发展》（《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与《南方党人的“武力”认识及其建军模式类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2005年9月第162期）等文章，试图运用和推广从军政关系角度研究军阀的模式。
对于古文献中的军阀概念考据成果，当推谢蔚的《试析“军阀”古义的形成》
，该文利用多种检索方法，较详尽地搜索出了《册府元龟》、《通雅》等各类古文献所记载的阀及军阀词汇，并通过分析其词根“阀”字及其相关词组意涵，确认古语军阀为军功之意，与近代“军阀”的含义不相通。但近代意义的“军阀”是“阀”字词义演化的一个发展阶段。该文对于上述徐勇文章考据“廿五史”仅得“军阀”记录一条的叙述，有了较大的补充。
自民国军阀政治出现之后，百年来对其源由和语境的探讨不绝如缕，却因为汉字文化广博、跨国界史料浩瀚、语境转换时间漫长等条件约束，一直缺乏具有代表意义的研究结论。如果说当时学界尚认同军阀概念输入于日本，但对于古籍的源流状况几未触及，按笔者所见，仅南海胤子的“吾国素无军阀”大致是否定了古典军阀的存在。而上述徐勇、谢蔚等学者的文章，借助新兴电子检索手段及域外访学调研，在百年学术基础之上确认了军阀的古典存在，并对其本义、近代语境变化、域外传输和社会政治应用等疑难问题提出新的见解。这是新科技在史学领域的运用，也是值得评价的学术界百年讨论的共同收获。
台湾地区的军阀学术研究同大陆学界相比也有相似的历程。以70年代为界，前一阶段成果不多，且受政党史观和北伐革命史观支配，对于当时的军事实力派即“北洋军阀”持全面否定立场。张玉法指出：“由于军阀是革命的对象，向为宣传家、小说家或掌故家嘻笑怒骂的对象，真正的学术研究，是近十余年间的事。”
在七八十年代后，由地区现代化等课题研究及西方多种学术思潮影响，研究方法日渐多样化，评价趋于客观，成果日渐丰富。
有关研究动态的综述介绍，主要是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军阀政治》专集，及专文《民初军系史研究（1916—1928）》，刘凤翰《中国近代军事史资料与研究》等，开列了有关晚清及民国时期军阀问题史料及研究成果，并介绍了美、日等海外的军阀研究状况。日本学界的代表作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军阀之研究》由林明德翻译，金禾出版社出版。
台湾地区有关该课题的资料整理与出版，给人以深刻印象。大型资料集《革命文献》，专著《北伐战史》（全五卷），《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全12卷）等，收录了有关军阀兴衰全程与北伐革命前后的大量文电、舆论著述、政策制定等第一手资料。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出版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丛刊分三编共收入各类资料论著上千册，其中相当部分与军阀课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文海出版社还影印出版了民国时期的《政府公报》等，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关国家法制关系、行政公告、各政府机关往来文书等重要原始资料。
台湾地区研究成果以专题研究为主体，通论型专著不太多见。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地区相关的若干政治学、社会学专著的出现。这类专著并非直接以北洋时期军阀问题为主题，而是研究军事政治学、军事社会学以及国民党党史及其政治工作历史的作品。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罗家伦担任主任委员的国军政工史稿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国军政工史稿》（共三册），于1960年出版。该书总结介绍了自黄埔建军伊始至50年代末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划分为黄埔建军时期政工、北伐统一时期政工、十年内战时期、对日抗战时期、战后复员及内战时期、退台后的“反共抗俄”时期以及政工人员事略等7编50章，约2200页，是迄今有关国军政工制度及其建军史的重要著作之一。书中仍强调：“本党建军自黄埔始，军队政工亦自黄埔始。”
该书还指出1934年红军虽然未能打破国军的“第五次大围剿”，但仍能够成功转移至西北，创建新根据地，扭转形势并夺取在大陆的胜利，“仍赖其政工之力”。
这样的对于思考近代中国政党领军制度的建立、运作及其实践意义的研究，自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属于军队与军制研究方面的成果，还有洪陆训《武装力量与社会》（1999）和《军事政治学——文武关系理论》（2002）等，以相当篇幅分析了国共两党的党军关系，以及各自执政条件下的国家军制结构特征等问题；吕芳上的专论《近代中国制度的移植与异化：以1920年代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为例的讨论》（载《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等等。
以“军阀”为题的专门研究，在概念定义、源流发展等方向有深入开拓。李国祁主编的《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是一套集中了前沿专家专论的有影响的大型论集。李国祁在总序中论述军阀标准及袁世凯是否军阀时指出：“军阀是指以武力乱政或割据的军人，其构成的条件，就我国历史而言，是：一、多粗鄙武夫，知识程度不高。二、一意依恃武力，不知民政及文教为何物。三、缺乏国家民族观念，行事以个人喜好及私利为标准。四、不知爱民从事建设，追逐最原始的酒色物欲，所部亦多军风纪荡然。五、军中尊崇个人关系，缺乏严密组织及现代化观念。民初的所谓军阀显然亦是如此，除武器较为进步外，并无其他的任何不同。”
这一结论的定义标准与传统定义要点多数相同，不过没有了同帝国主义勾结的说法，还摘掉了袁世凯的军阀帽子：“民初的军阀主要是来自袁世凯所统领的北洋军系，故袁世凯实系北洋军阀的首领，唯袁世凯本身因非粗鄙武夫，按此标准，似难视之为军阀。”同时也批评说：“故袁世凯本人虽难称之为军阀，但确为军阀乱政的始作俑者！”
该论集有刘凤翰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认为北方新军及其将领同南方举义新军一样，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伟大作用：“新军知识新颖，思想进步。他们是社会上的新兴阶层，优秀分子，理想主义者，在接受职业教育过程中，了解世界潮流，各国大势，以及中国所处的地位与将来的危机，知清廷已无办法挽救当时一些危机，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并提出清政权“亡于两支新军”的论断，
一支是起义的南方新军，另一支是南下进攻义军、并于阵前由段祺瑞领衔通电主张共和的北洋新军。
比较北伐革命后成为主流的、包括张其昀等人以新军为军阀源流的传统观点，刘凤翰等指出晚清改革政策“期在一定期限内，完成一支国防军。此种作法，没有什么错误”。
刘凤翰对于袁世凯也有评价，同张其昀的李不如曾、袁不如李的论点相比较，刘凤翰认为：“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与直隶总督任内，表现突出，对于维护晚清政权，功不可没。尤其编练新军，更是有目共睹。……他对于朝廷的功绩，远在曾国藩、李鸿章之上。”
刘凤翰还在文中批评了孙中山让位与袁世凯是“妥协性”的传统观点：“今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外人，常以‘妥协性’来批评辛亥革命，并认为中华民国在妥协中诞生，而造成后来许多的问题。此点笔者不尽同意，它有‘以今非古’之嫌，且不明了社会实际真相。……（孙中山让位与袁世凯）此种心理，与其说他充满‘妥协’，倒不如说他是理想的爱国者。”
杨格（Ernest P. Young）也指出：“军阀虽多来自清末新军，但袁练军无意制造军阀势力，当政时期更阻止军阀滋长，但归失败。”
关于革命后政治局势与新军的地位角色，刘凤翰则指出“新军发动辛亥革命，对后来最大影响是军人政治。当时优秀人才，大量进入军中，从军中产生国家领袖，本无可厚非。但地方军人，掌有政权，自己开发财源，征兵扩军，充实战力，形成大吃小，强凌弱，苏秦、张仪之辈，合纵连横，信使往还，代表游说，电报攻讦，造成民国初年军系混战的局面，诚属国家最大的不幸”。
指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军中产生国家领袖或政治家属于正常情况，对于民国军政关系有了新的诠释。
在七八十年代的台湾，现代化理论受到重视，并用以解释近现代中国历史。张玉法指出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即“在1860—1916年间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最早开始的是军事改革”。
从总体上肯定了军事力量积极的、正面的作用。赵中孚也从现代化视角，指出“袁世凯虽然与淮军渊源甚深，却能脱颖而出，建立一支衔接淮军系统的北洋新式陆军，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奠定基础。在以后的发展中，袁世凯和张之洞分别成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
又明确指出：“军事因革创新是近百年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它具备了牵动其他部门现代改革的巨大力量。”
张玉法曾综合多家观点，指出“军阀的定义有三：（一）凡以军队为私有，以军队达到个人目的，罔顾法律秩序，或不效忠国家者，为军阀。（二）军阀并非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有时控制中央政府，没有控制中央政府的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有好处就即（如发饷、给官），有害处即离（如派去打仗、调动不好的职位），但有中央政府所赋予的军职或官位。（三）有固定的地盘，或游动的地盘，以获得资源，供养其军队。在此定义下，1916年至1928年间，许多团长以上的统兵军官，或恃军队为后盾的许多中央或地方大吏，都是军阀”。
张玉法在这里没有提到帝国主义的评判要素，这是一种新提法。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角度讨论当时的政治与军事关系，是台湾学者重视的方法，胡春惠从这一角度归纳了20年代初制宪势力提出的限制军人干政的主张：“自民国元年段祺瑞等以40余将领通电，逼清帝退位以还，即开中国军人干政之局。其中如以后之反对制宪、拥袁称帝、倒袁中立、督军团会议、张勋复辟，甚至拥护护法、破坏护法无一不是军人左右政局之表现。加以民国六年以后，军阀之相互攻伐，率兽食人，使整个社会在谈兵色变之情况下，到处兴起一片抵制军人之‘非兵’浪潮。此种结果，我们可以在湖南省宪、浙江九九宪法、四川宪法草案限制军人权利的条文中，见其端倪。”
对于军阀人物的功过评价，胡春惠指出，“反观革命以后的民初中国，主政者无论是先前的袁世凯和后来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曹锟以及吴佩孚，他们都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武力统一中国观念”，不过这些势力派的统一行动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使国家的统一反而陷入一种欲速不达的泥沼之中。”
重视军政关系的考察，是台湾学界的一大特色。张朋园结合地区现代化个案，指出传统政治文化特征是以文制武达成政治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关系至民国被打破，军事势力派崛起因而产生军阀。“中国的传统，军人例受文人政府节制，完全符合现代化的要求。民国中央权力涣散，军人有如脱缰之马，所以成了军阀时代。”
张朋园具体指出西方的军事现代化标准之一是专业化，而专业化有两方面，“军队（或军事）的现代化，盖即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所谓专业化，其要求有两方面：第一、训练及装备日益改进，合于时代的需要；第二、军队国家化，不轻于干政。……本文讨论，拟本此两大原则以观察清末民初湖南的军事现代化问题”。
采用了亨廷顿等西方军政关系原则作为分析现代军事问题的新标准。吕芳上的研究则具体指出，由党代表的设置而体现的北伐军的党军体制确立及其后变异，其源流主体出于苏俄制度的引进。
上述观点坚持了对于“军阀”的否定、批判基调，但内容视角和判断标准已经发生改变，最显著的是去掉了北伐史观所宣传的“勾结帝国主义”的认定标准，这是北伐革命时期，亦是五六十年代甚至至今也有论著所坚持的一条判断标准。
关于军阀概念的使用情况。张玉法《民初军系史研究（1916—1928）》及刘凤翰《中国近代军事史资料与研究》，均以“军系”等概念来代称“军阀”。张玉法指出军阀的来历：“因北京在清代属于北洋（与属于南洋的南京对称），北京政府又称为北洋政府。在北洋政府执政的，多出身北洋军人，这些军人在民国初年往往拥兵自重、据地称雄，被反对派的人称为军阀，因此北京政府时期又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有的军阀被摘掉帽子。王尔敏强调湘淮军不是军阀的军队，也不是民国军阀的源头。他反对泛用军阀概念：“就湘淮军领袖与政治之关系而言，则湘军淮军均只能构成军系。当然漫称湘系淮系，已不是一二人之言，此处采用军系，主要在避免军阀一词之易遭误解。军系则只在区别党派，一如在任何朝代中的政治派别。”
王尔敏的判断大体是依据传统定义作出的，他指出：“军阀一词的命意，应至少具备以下几种条件：一、对于中央政府有极大的离心力。这须包括：不受节制，任意扩张，和充分的人事任命权。二、据地自雄。这须包括：占据一定区域之土地，拥兵自卫，和地方财政的任意搜刮支配。三、军事行动为个人目的，而非为国家利益，或中央政策。这须包括：地方领袖之间的攻伐，对弱小的兼并，和对外国的勾结与妥协。总之，军阀统治的实质，已经不是分权，而是分裂。湘淮军从来没有具备这些条件。不应勉强视为军阀。”
在台湾的地区现代化研究成果中，朱浤源关于广西研究的史料和结论颇具新意。他指出由军事力量主导的“军省主义”推动了全地区多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他的“军省”概念是：“广西这种作法，可以说是军国主义的一种类型。由于只以省为单位，本书改名之为‘军省’。”
他强调：“本书有太多的证据可以指出，在广西近代史的个案中，从1860到1937之间的变化，就不是以经济因素来主导的。本书发现：是政治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政治人’之中的军人与富有军功的文人，才居于推动广西发展的枢纽地位。”朱浤源沿用传统的文武框架，对于所谓地方军阀的地位作用，提出了肯定性评价。
所以综合看来，台湾学者综合引进西方军政关系研究成果，展开政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领域的分析探讨，无论是在军政关系体制的源流结构以及其理论解释，还是其研究方法改进等问题上，都有较大创新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从总体上比较，台湾学界的军阀研究，尽管论文和专著、特别是通论性著作较少见，但在史料整理与研究角度诸方面有独特的开拓，思想方法表现了多元的研究立场。台湾学界对于“勾结帝国主义”等传统的判断要素作了较大修订，对于北洋军事实力派地位作用有了正面评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扬弃了北伐党人当年的宣传论点，改变了胡梦华、张其昀等遵奉权力中枢指示而作的权威式结论。换言之，北伐革命史观与国民党史观框架的更新，使七八十年代后的台湾地区军政关系与军阀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