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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任国外的清朝外交官大多是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当他们接触异国文化时将会如何表现，又会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呢？这些问题颇有意思。特别是那些尊崇儒家思想“重义轻利”的文人，当他们看到为追求利益而不远万里前来通商的西洋人时，又会作出怎样的评价呢？下面我们以何如璋为例展开考察。
何如璋在赴任日记《使东述略》中写到西洋人来中国是因为“慕中土殷富，不惮远涉重洋，款关求市”。他认为，相对于中国人，西洋人更加迫切地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层面的交流。因此，他对西洋各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建交请求并无好感。然而，对同样寻求建交的日本，何如璋却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他这样写道：“而日本以同文之邦，毗邻东海，亦复慕义寻盟。”
在何如璋看来，西洋人是“慕富”，而日本人是“慕义”。在儒家思想中，追求利益并不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儒家经典《孟子》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对于中国的士大夫而言，通过做学问出人头地才是高尚的，像商人一样通过买卖谋求利益是应该被蔑视的。何如璋也不例外，他在赴任日本之前受这一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然而，当他亲眼看到西方人因追求利益而构建的物质文明时，便再也无法无视西方物质文明的存在。如何将儒家的仁义道德观与西方的实用主义统一起来，对于何如璋来说成了一个重大课题。
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下，何如璋与当时众多的清朝士大夫一样，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的社会活动究竟是为了“利”还是为了“义”这一问题。对于何如璋来说，一方面认同“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如果不追求实利，国力将逐渐衰弱，以致被列强侵略。何如璋亲身经历了毫无仁义可谈的掠夺性的鸦片战争，以及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施加的强硬政策，他真切地感受到了现实的痛苦。“义”和“利”这两种思想沉重地压在何如璋的心头，他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内心纠葛也日渐加剧。
清光绪三年（1877）十月九日，何如璋从北京来到了上海，准备东渡日本。当晚，何如璋住在了上海的租界内，在这里他亲身感受到了物质文明的强大力量。
旧时蓁莽，悉化街衢，舟车填溢，货物山积，洋楼戏馆，酒楼茶肆，无一不备，夜燃煤气灯，光腾黄浦。估客之奔波，游人之寄迹，百工技术之争竞驰逐，尘扰风靡，不可响迩。噫！何其侈也。
与清朝萎靡不振的经济状况不同，租界内一片繁荣，这让何如璋感慨万千。尽管他客观上承认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力量，但主观上仍秉持儒家伦理道德观，对此持否定态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商贾之亏折闭歇者，往往而有。闻欧亚各都会，大抵如斯。盛极而衰，天道固然，恐人力无以善其后耳。
何如璋用“盛极而衰”来解释租界内的繁荣景象，认为“盛极而衰，天道固然”，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但是同时，以谋利为恶的中国士大夫们正眼睁睁地看着西洋人为利益四处奔走，以贸易的方式不断掠夺中国财富。何如璋无法无视这一事实，他对上海贸易输入额的不断增长感到担忧。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写的：
上海互市为各口冠，货之输出入者岁逾亿万计；然稽之税关，输入恒倍于出。漏卮不塞，则日朘月削，财用立匮；民之穷，讵国之福乎？
何如璋认为，西洋人由武力侵略演变为贸易侵略，且贸易侵略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后来洋务派的郑观应把这种侵略方式称为“商战”，并作了如下诠释：
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
这一时期的何如璋的确感到焦虑不安，针对西洋人激烈的商战，他提出了个人意见：“窃认为生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何如璋提出了以下三种具体解决办法：
一是开采煤矿和矿山，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二是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劳动力匮乏，可效仿西方推广机械化作业，提升效率，开垦荒地，充分利用土地的价值。三是西洋布匹在进口商品中所占比重最大，给中国纺织业带来重创。应学习西方技术，实现本国产布，保护纺织业这一女性就业最多的产业。
何如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外国商人无所牟利，势必废然思返”。这一时期，何如璋在思想深处对西方抱有很强的戒备心理，这与西方列强大规模的武力、贸易侵略有很大的关系。关于这一时期中国人的警戒心理以及清政府对外贸易保护政策，他有以下两点看法：一是把18世纪清政府的这些通商制度仅仅看成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而不承认它起了民族自卫作用，是错误的。二是早期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具有资本主义侵略性质。来到中国的某些外国人，傲慢粗暴，趾高气扬，甚至犯罪作恶，无法无天。对于这些侵略分子、犯罪分子，进行一定的防范和惩处是完全必要的。
从上述何如璋的言论可以看出，当时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唯有自强才能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而想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何如璋提倡自强的目的只是让西方商人在中国无利可图，失望而归。他认为为此甚至可以再度关闭已打开的国门。说到底，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何如璋始终认为西洋商人追求利益是“恶事”。对于少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的何如璋来说，这样想是再自然不过的。然而在上海的经历无疑给何如璋的传统观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经历了反复冲击之后，何如璋对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产生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说起来，初次接触西方文化，特别是以物质文明的形式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西方文化时，中国的士大夫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困惑。公使团中年轻的书记官黄遵宪也不例外。
黄遵宪最早接触西方文化是在清同治九年（1870）。当时他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从家乡嘉应州出发，经由香港乘船前往广州。在香港，黄遵宪亲身感受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力量。他有感而发写下了《香港感怀十首》。
诗中写道“弹指楼台现，飞来何处峰”，他以此来描写西洋人财力丰厚，眨眼间就建起了气派的高楼大厦，就像从天而降一样。他还写道“沸地笙歌海，排山酒肉林。连环屯万室，尺土过千金”，形容管弦乐的喧闹声如同海上传来的澎湃的海浪声，美酒佳肴堆成山，无数的房屋连成排，地价寸土寸金。
图2-1 19世纪的香港
在内乱和外压之下，黄遵宪开始向外看，看到令人称奇的繁荣景象，他惊讶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创造出这种繁荣景象的正是为中国士大夫所不齿的、西洋人金钱的力量。直面世界的黄遵宪会因此重新认识本国传统的价值观吗？他和诸多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一样，当看到利益至上的西方文化猛烈冲击本国文化时，心情十分复杂。他把这种复杂的心情寄托在《香港感怀》一诗中：
凿空蚕丛辟，嘘云蜃气奇。
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
在这座城市里，一幢幢高楼如同海市蜃楼，简直令人称奇。山风吹得飒飒作响，还以为是我大清帝国的旗帜被吹得作响。
在被夺去主权的香港土地上，西洋人竟创造出了如此繁荣景象。而此刻风中飘扬着的却是他国的国旗。黄遵宪多么希望把洋人的旗子摘下，重新扬起大清的旗帜啊！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无论是何如璋还是黄遵宪，其原有的价值观都开始出现了动摇。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有着不可小觑的别样价值观，并在这种价值观下创造出了中国人意想不到的物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