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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二日，清政府终于确定了驻日公使团主要成员的名单。翰林院侍讲何如璋被任命为出使日本的钦差大臣，即选知府张斯桂被任命为出使日本的副大臣。根据总理衙门《出使章程十二条》规定，出使大臣的参赞（书记官）可由大臣自行决定，何如璋选中了新科举人黄遵宪。
何如璋，字子峨，清道光十八年（1838）生于广东大埔，咸丰十一年（1861）考中举人，同治七年（1868）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的编修，后升任侍讲，是一位优秀的文人。他早期就对洋务颇感兴趣，曾与李鸿章谈论洋务问题。据说李鸿章对何如璋在洋务方面的能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图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也。”有学者认为何如璋出使日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鸿章的极力推荐。
图1-2 何如璋
副使张斯桂出生于浙江宁波，出使日本时已年过六旬，是公使团中最年长的人。清同治二年（1863），张斯桂为美国宣讲师丁韪良（W.A.P.Martin）的译作《万国公法》（Elementsof InternationalLaw）写了序文。同治四年（1865），中文版的《万国公法》在日本出版发行。
同治十三年（1874），在日本向中国台湾出兵之际，张斯桂作为清政府谈判代表潘霨的随从与日本进行交涉。因此，在张斯桂赴日之前，他已为日本人所知。
图1-3 黄遵宪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黄遵宪出生于广东嘉应州（现梅州市）。光绪二年（1876），他考中举人，同年年末被同为广东客家人的前辈何如璋举荐为驻日钦差大臣参赞。黄遵宪从此踏上了外交官的道路，远渡日本。
就这样，当时清朝一流的文人们作为外交官远渡重洋，来到了日本。他们十分关心洋务，多少了解一些国外的情况。但是对于何为外交，应怎样做一名外交官等，他们都必须从头学起。接下来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三位文人对外交的认识。
首先，对于清政府是否有必要派遣驻外公使这一基本问题，何如璋有着自己明确的看法。且看下面这段话：
各国因轮舶转输，懋迁日众，遂遣使入都展觐，持节护商。朝廷以礼隆报聘，有来无往，非宜也。且五大部洲风气殊异，不有人焉以察之，则政治得失、民气强弱，与夫山川物产之险阻盈虚，末由知其曲折。爰遣朝臣，问与国。
何如璋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派遣驻外使节的必要性。一是出于礼节。由于外国已向中国派出了使节，作为还礼，中国也应该向外国派遣使节。二是为了开展对外研究。外国的风俗习惯、政治制度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有必要赴外进行考察。在这一点上，何如璋与部分保守派人员的天朝大国思想不同，他已认识到应与外国站在对等的立场上开展外交活动并以礼相待。同时，他也认识到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在何如璋出使日本的年代，清政府对于外国的认知还相当匮乏。“西洋”自不必说，就连对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清政府也缺乏全面的、深入的认识。何如璋被任命为驻日公使后，在赴任之际对日本进行了一番调查。即便如此，他对日本的认识也很片面，在其著作《使东述略》中这样写道：
海陆之所经，耳目之所接，风土政俗，或察焉而未审，或问焉而不详，或考之图籍而不能尽合。就所知大略，系日而记之。
在此基础上，何如璋清楚地意识到，详细考察赴任国、为祖国提供正确的情报是“外交官的使命”。随着开国之势愈盛，清政府也愈加需要这样的情报。总理衙门要求出使大臣随时报告对外交涉的详情以及各国的风土、民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这一要求在《出使章程十二条》中是这样写的：
到各国后，除紧要事件随时陈奏外，其寻常事件，函咨该衙门转为入奏。
副使张斯桂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他对作为外交官赴日本一事颇感自豪。在开往日本的船上，他写下了几首充满朝气的诗来抒发当时的心情，以下为其中部分诗句：
平倭我愧将军戚，
投笔群随定远班。
寄语送行诸故旧，
三年好听唱刀环。
诗的大意是：为了与日本建交，我带随从远渡日本。虽比不上明代抗倭将军戚继光，但弃笔从戎，赴战场，一定能像平定倭乱的将军一样有所作为。前来送别的朋友啊，待我三年后任期满时迎接我完胜而归吧，就像《汉书·李陵传》中的任立政手握刀环（“环”与“还”同音，暗示李陵可“重返汉朝”）那样。
当然，诗可能有些夸大其词，诗中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但是，在国家外交政策的转型时期，因为能够担此重任而感到自豪这一点，应是公使团成员们的共同感受。张斯桂较早就开始关心外交事务，他在为《万国公法》撰写序文时把当时世界发展的态势比作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发展态势。在此背景下，张斯桂是这样理解外国人所著《万国公法》的重要性的：
统观地球上版图，大小不下数十国，其犹有存焉者，则恃其先王之命，载在盟府，世世守之，长享勿替，有渝此盟，神明殛之，即此《万国律例》一书耳。故西洋各国公使、大臣、水陆主帅、领事、翻译、教师、商人以及税务司等，莫不奉为蓍蔡。
张斯桂秉持着《万国公法》之于外交重要性的认识，作为《万国公法》的研究专家随使团来到了日本。
黄遵宪被选为驻日外交官时，正逢他攻破科举考试难关，高中举人之际。当时他写下了《将之日本题半身写真寄诸友》这首诗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诗中这样写道：
如此头颅如此腹，
此行万里亦奇哉。
诸公未见靴尖趯，
待我扶桑濯足来。
诗中黄遵宪很自豪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态：头脑平平、身躯不奇的我，如今竟被选为外交官，即将作为国家使节远赴异国他乡，想必您一定倍感意外吧。因为照片是半身照，大家看不到我威武的样子。其实我踌躇满志，就像金朝武将兀术那样，恨不得一脚踢垮敌人的城池，众人请期待我在日本大展宏图吧。
这首意气风发的诗充满了科举考试成功的喜悦。当时的清政府开始重视外交并起用外交人才，对于年轻的举人黄遵宪来说，被选为驻日公使团的书记官应该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黄遵宪一生的仕途之路就从他当上外交官开始了。他曾经几度参加科举考试，屡遭失败，就在他对考试失去信心之际却成功了。他注视着自己的半身照，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感慨。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黄遵宪在赴日之际充满自信与骄傲。
黄遵宪在充满自信和无限自豪的同时，也深知一名书记官肩负的责任之重大。后来他在《日本国志》的序中这样写道：
窃伏自念，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也。使者捧龙节，乘驷马，驰驱鞅掌，王事靡盬，盖有所不暇于文字之末。若为之寮属者，又不从事于采风问俗，何以副朝廷咨诹询谋之意？
黄遵宪认为，参赞的使命在于协助公使研究所驻国的国情，为制定外交政策提供参考信息。实际上，他也做到了。
怀抱这样的认识和使命感，清朝驻日公使团一行于明治十年（1877）年底来到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