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朝外交自光绪初年（1875）开始，逐步采用西洋式外交，即所谓以《万国公法》为基准的外交。随着新的外交方针的展开，清政府于光绪三年首次向日本派出了常驻的公使团。当时大清国还没有精通西洋式外交的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官，因此，选拔外交官时，只找到一些关心洋务的官员。按照清政府选拔外交官的要求，这些关心洋务的人还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有资格成为外交官。这样一来，清政府首次派往日本的外交官便兼具了两个特点：一是对洋务有一定的见地；二是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本书把清末这种性质的外交官称之为“文人外交官”。

初到日本的文人外交官们尚不习惯西洋式的外交，他们在外交活动中总是不自觉地以自身的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作为从事外交活动、评价异国文化的基准。他们的这一文人外交官的特性，决定了其在应对日本明治政府所实行的西洋式外交时，必然会遇到无数艰难的挑战。对于公使团成员来说，与外部世界进行跨文化交际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他们在模仿西洋式外交的同时不得不研究这种外交方式背后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对驻在国日本的传统文化以及明治政府实行的西洋式外交方针产生了兴趣。日本与中国同为非西洋文化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调整自己的“传统”与西方的“近代”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发生在外交上以及经济文化活动方面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创造出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观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公使团成员在日期间最大的研究课题之一。

研究他国首先要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各种课题，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本国传统文化修养越深，受到的冲击就越大。首任驻日公使团成员正是如此，他们作为传统文化的精英，总是试图通过自身的文化背景来理解和解释日本文化。当通过自身的“传统文化过滤器”与异国文化打交道时，他们对待异国文化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排斥、理解、接受，然后再认识。当与异国文化碰撞时，他们表现出来的排斥心理多来自对本国文化的自负。随着接触异国文化机会的增多，他们冷静下来，逐渐具备了客观判断的能力，进而发现异国文化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尤其在本国的负面现象与他国的正面能量交叉出现时，公使团成员们便开始以积极的态度去评价和接受异国文化。在接受异国文化的过程中，除了部分西化主义者之外，一般人都能把彼此的文化相对化。驻日公使团的成员们也不例外，他们在提倡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意识到异国文化是他国特有的产物，应该有选择地去接受和利用。

本书将以公使团成员在日本的经历为线索，分析其跨文化交际的模式，以此向读者们阐述他们在日本的各种遭遇以及其研究日本的成果，同时刻画出当时中国人跨文化交际的特性。文中为方便起见使用了“公使团成员”一词，但这主要是指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从跨文化交际的典型性和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来看，可以说黄遵宪是公使团的核心人物。因此，本书也自然增加了论述黄遵宪的笔墨。在研究中，必然要重视主人公所处的日本明治十年（1877）前后的时代背景和驻在地特点，以及从跨文化交际论的角度探讨何如璋和黄遵宪的中日比较文化论的内涵；同时结合何如璋、黄遵宪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特点，从文学文化、思想哲学、外交等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以此了解近代中国人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智慧。

公使团成员驻日期间以公、私两种身份与当时日本的政治家、文人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何如璋、黄遵宪不仅写下了众多外交文书和研究论文，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诗歌和与日本文人笔谈的手稿。熟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时是中日两国文人的共同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本汉学家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如何应对西方冲击下的中日交流与互动的问题上，公使团成员与这些日本文人既有摩擦又相互影响。本书试图通过研究这些往事，为读者了解近代中日文人的交流情况打开一扇窗户。

研究本书主人公的跨文化交际必须在文化上把中国与日本、东方与西方放在对等的位置，这样更能了解各方的立场，更能理解主人公的观念。我们应警惕西方至上主义，如果站在西方至上主义的立场上研究本书的主人公，就无法准确把握他们的真实想法，容易把西化当作当时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手段，把西化与否作为衡量进步或落后的尺度。研究人物最重要的是与主人公同步，而进入到他们的话语世界中去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幸运的是，我们的主人公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资料，通过他们留下的文献，我们可以回到他们的那个时代，与他们同步而行，反思那个时代的那些人和事。

本书主人公兼具外交官、文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因此行踪涉及多个领域。本书为了避免泛泛而谈，所以选择从问题意识出发，笔触所向，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描述公使团出发的情形，由此引出公使等人对近代外交关系的认识，以及其遭遇异国文化时表现出的困惑、好奇等诸情形，探析跨文化交际这一课题在第一个驻日公使团成员心中的时代分量。二是聚焦主人公的文人气质，结合赏樱花所触发的日本文化论、修身齐家观所蕴含的传统文化观等事例，描绘当时中国文人外交官的特性，以及当时日本社会的反应，揭示公使团成员跨文化交际理论形成的过程。三是在诠释“文人外交官”特性的基础上分析他们的外交活动。关注在日本明治初年，公使团的以和为贵、以德服人的传统外交方法遭遇了何种挫折。四是探讨主人公的日本研究的过程以及成果，这也是本书的重点之一。在这四部分中，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分别以主角和配角的角色交替登场，笔者力求将其有机地连接在一起，以此来考察近代中国文人外交官在与异国文化碰撞时的各种表现，以及他们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忍辱负重、艰苦奋斗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