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往来无虚度

公使团一行到日本后，受到了日本文人特别是汉学家们的热烈欢迎。汉学家们时常拜访大使馆，有时也会邀请公使外出游玩或参加宴会。汉学家石川鸿斋、原高崎藩的领主大河内辉声（源桂阁）、修史馆御用担当宫岛诚一郎等都是大使馆的常客。 他们就诗文、社会问题等话题展开广泛交流，相处非常愉快。大河内辉声还用文字记录了与清朝公使馆人员交流的乐趣。

结交清人，相识日深，情谊月厚，而其交游之妙，胜于西洋人远矣。盖西洋人神气颖敏，行事活泼，孜孜汲汲，覃思于百工器用制造也。至清国人则不然，百官有司，庙谟之暇，皆以诗赋文章，行乐雅会，善养精神，故性不甚急也。……京畿之商贾，天下之人士，其求名趋利辈，宜交西洋人；高卧幽栖，诗酒自娱之人，宜交清国人也。

公使团由当时清朝一流的文人组成，他们出身进士或举人，精通“四书五经”，善作诗文。这里所指的文人也叫作“士大夫”“读书人”，他们的思想和气质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并认为参加科举考试是文人毕生的志向。关于这一点，小野和子写道：“他们为参加科举考试尽读儒家经典，努力推敲诗文。一般把这种以科举为目的研究学问、有一定儒学修养的人称作‘士大夫’。由于他们修养较高，也被称作‘读书人’。” 公使团文人的才华深深地吸引了当时日本的汉学家，他们与日本汉学家有着共同的文化修养，因此双方的交流非常顺畅。就这样，使节团的成员们也逐渐理解了日本的传统文化。

当然，在他们理解日本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障碍。在与日本汉学家交流的时候，公使团成员们曾一度认为日本没有固有文化，所谓日本文化不过是汉文化的枝节末流而已。因此，他们认为明治初期的欧化热是日本人舍弃中华文化，追崇西洋文化的结果。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也有特有的文化，而且有着与中国不同的西洋文化价值观。要想克服这一心理障碍，就必须加深对日本固有文化的理解。随着公使们与日本友人交流的进一步深化，他们逐渐感受到了日本的美。同时，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国家存在的各种弊病。

书记官黄遵宪认为，在理解日本文化的过程中有两大课题：一是对日本文化独特性的理解和再认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往往被中日两国文化“同文同种”的观点掩盖。二是对日本选择吸收西洋文化这一事实以及对西洋文化本身的理解。在黄遵宪把真正的日本介绍给国人之前，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日本文化只不过是中华文化的枝节末流，日本人是徐福带去的三千名童男童女的后代。 在这样的认知之下，中国人很难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舍弃深厚的中华文明而选择吸收西洋文化。黄遵宪在国内时未能真正理解日本，还曾借来日本之机，寻找过传说中的海外三神山。事实上，在黄遵宪踏上日本大地的那一刻起，他就感到来到了“世外桃源”。他把自己来日本的第一印象记录了下来。

有客长崎者，为言：商贾交易以诚信，妇姑无勃谿声。道有拾遗者，必询所主归之。商人所佣客作，令司管钥；他出，归，无失者。盛哉此风，所谓人崇礼让、民不盗淫者耶？

夕阳红树散鸡豚，

荞麦青青又一村。

茅屋数家篱犬卧，

不知何处有桃源。

黄遵宪被日本社会的宁静和质朴打动，心中充满无限感慨。对于刚从清末战乱中走出来的黄遵宪来说，这种感动是油然而生的。在他的眼里，日本就是现实存在的桃花源，在这里他饱览了日本美丽的自然风光，感受到了纯朴的民风。他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着日本的一切。

俗好游，春秋佳日携酒插花，屐声裙影，妆束如古图画中人。

日本的美好、纯朴以及如画的美人都极大地慰藉了黄遵宪的心灵。在日本体验到的宁静和纯朴，满足了中国文人骨子里对桃花源的憧憬之心。就连日本的庭院，黄遵宪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他写道：

覆院桐阴夏气清，

汲泉烹茗藉桃笙。

竹门深闭云深处，

尽日惟闻拍掌声。

喜园亭，贫家亦花木竹石，位置幽而雅。门设常关。行其庭，阒然如无人者。余尝访友，笔谈半日，不闻人声；呼童点茗，亦拍手而已，使人翛然有出尘之想。客来必出寒具，或呼酒浆，出妻子跪献盏，殷殷之意可感也。

黄遵宪对日本的称赞是通过不断地与清朝现实社会对比而得出的。1874年夏天，黄遵宪为参加廷试乘船来到天津，又从天津走陆路赶往北京。他在从天津去往北京的途中路过了一座叫作武清的小镇。武清位于京郊，是个充满古代遗风的地方，但是当时呈现在黄遵宪眼前的却是一片惨败的景象，完全感受不到“世外桃源”的气氛。令人期待的古代遗风如今都哪里去了？他不由感慨万千，写下了组诗《武清道中作》，其中第四首写道：

唐魏风同俭，幽并气不豪。

龙衣将瓦覆，牛矢压墙高。

忧患家多口，荒凉地不毛。

最怜罗马拜，中妇乞钱号。

真是一片引人落泪的悲惨景象！黄遵宪在武清看到的“牛矢压墙高”与在日本看到的“贫家亦花木竹石，位置幽而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让他感到痛心的是“最怜罗马拜，中妇乞钱号”。在贫穷中自暴自弃的国人给黄遵宪的内心笼罩上了一层阴霾，而这种压抑之情却在日本得以治愈。当他看到日本人“客来必出寒具，或呼酒浆，出妻子跪献盏”这等周全的礼节，写下“殷殷之意可感也”这句话时，心中涌动着怎样的情愫呢？

与黄遵宪一起来日本的何如璋也对日本人的质朴和对美的追求感同身受。他赞美道：“东人喜为园亭。贫仅壁立者，亦种花点缀。”不仅黄遵宪和何如璋，当时的公使团成员应该都对日本产生了同样的印象。

写下《武清道中作（其四）》这首诗的时候，黄遵宪为讨钱的农妇感到悲哀，他意识到这不单单是物质上的贫困，更是社会的衰退、人性的堕落。同时，他对不能给予百姓希望的清政府也产生了怀疑。在《武清道中作（其五）》中，黄遵宪感慨道：“天恩才咫尺，民气不衣冠。”

京城近在咫尺，老百姓却不能沐浴天子的恩泽，民生衰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正如《论语》所讲，“君子正其衣冠”，衣蔽体、头裹帽，这是对君子装束的基本要求。对于接受儒家礼仪道德教育、通过了科举考试、即将成为国家栋梁的黄遵宪来说，百姓民不聊生、衣冠不整的生活现状着实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连一国之都的郊外都治理不好，由此他对无法正“礼仪”的“天朝”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正是有了以上经历，来到日本后的黄遵宪才对日本的美好格外敏感。他对日本传统文化孕育出的那种即使生活清贫也不忘追求美的日本人那种悠闲的生活状态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美好的第一印象对黄遵宪进一步理解日本起到了很大作用，并成为他抛弃中华大国自负意识的开端。他明白了大海对面并不是神秘缥缈的传说中的“三神山”，而是真实的、充满魅力和未知的新天地。 qpID8DWKo8OLtKz3KOT0qndi74sHxvvPkS325xWflKJZBBX8hF3rje+sv/M+a6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