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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见日本天皇，递呈国书时的所见所闻给何如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认识到日本皇室的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觐见天皇时，他称赞日本宫廷礼仪制度的改革“易服色，改仪制，质胜于文矣”，这句话体现了何如璋希望清政府改革繁文缛节的思想。
对于清朝的统治者来说，统一本民族的服装和礼仪是确保统治地位必不可少的手段，意义重大。改革服制和礼仪无疑是要改变老祖宗执行的统治方针，清政府担心这样做会动摇自己统治地位的正统性。我们从当时的外交要员李鸿章的一段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深刻性。明治九年（1876）一月二十五日，当时的日本驻大清公使森有礼会见李鸿章时，关于服装问题有一段对话：
李鸿章：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有礼：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鸿章：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意，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有礼：如果我们的祖先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出与我们同样的选择。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谈话尚未结束，但仅从这几段对话就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服装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必需品，穿本民族服装还是继承祖先遗志的象征。因此，改革服装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围绕是否改革服制一案，改革派和保守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服制问题甚至发展成了关乎是否继续保留原有政治制度的大问题。在何如璋赴日本的前一年，清政府向英国派出了第一批公使。当时的正使郭嵩焘和副使刘锡鸿也在服制改革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由此我们隐约能看到思想对立的萌芽。
即使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把是否支持服制改革作为区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依据。改革服制绝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它是窥察人物思想和心理活动的有效手段。在这一点上，何如璋认可日本的服制、礼仪改革，很明显属于赞成派。
但并非所有大使都与何如璋一样持同样的观点。与何如璋开明的见地相反，副使张斯桂持保守态度。在张斯桂的《使东诗录》中有一首名为《易服色》的诗这样写道：
椎髻千年本色饶，
沐猴底事诧今朝。
改装笑拟皮蒙马，
易服羞同尾续貂。
优孟衣冠添话柄，
匡庐面目断根苗。
看他摘帽忙行礼，
何似从前惯折腰。
副使张斯桂这首诗并没有像何如璋的诗那样显示出开放的心怀，对外部世界新鲜事物持有强烈的关心。从他的诗可以感受到，张斯桂作为公使团中最年长的外交官，他身上有那股对传统文化的固执和对改革的谨慎态度。他认为：椎髻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男子留的发髻，是有着千年历史且特色鲜明的传统发式，但如今事态发生了令人瞠目的变化。日本的服制改革就像“沐猴而冠”一样，外表华丽，内涵却尽失。这样的服制改革就像给马披上了一层皮，恰如“狗尾续貂”，被人嗤笑，颜面尽失。原本犹如庐山景色般多彩多姿、独具特色的传统服饰而今却成了笑柄，并与传统文化断了根。看日本人现在见人便行脱帽礼，这怎能比得上昔日弯腰行礼有魅力呢？
张斯桂的这首诗把他对明治政府改革服制、礼仪等措施的不理解表露无遗。同为公使，何、张二人观点却大不相同。
关于服制改革，书记官黄遵宪也有客观的记述。向日本天皇递呈国书后不久，公使团迎来了在日本的第一个新年。黄遵宪随同公使团与各国使节一起参加了朝贺新年的仪式。他详细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服装、礼仪等情形。
肘挟毡冠插锦貂，
肩盘金缕系红绡。
前趋客座争携手，
俯拜君前小折腰。
朝会皆大礼服，以免冠为礼。冠或肘挟，或手执。冠制皆狭长，前后锐而中尖，以白黑羽为饰。皆毡衣革履。有勋爵者蹙金线于袖，自肩至腰斜披以红缘白绫，以系勋章。武臣皆佩剑。新年朝贺，邻国公使皆在列。见客趋而前，皆握手通殷勤。入朝进退皆三鞠躬，无拜跪礼矣。明治六年始易服色，然官长居家，无不易旧衣者。
黄遵宪的诗和短文没有副使张斯桂那种感性的情感表达，都是客观的描写。然而即便如此，黄遵宪的描写也清楚地透露出了他所关心的问题。拜见日本天皇不行跪拜礼以及服制、礼仪的改革等现象还是给黄遵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大清，迫于外国人的压力，皇帝接见外国使节时不得不免去了跪拜礼，但是要求本国臣民仍然要一成不变地恪守着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黄遵宪在日本亲身经历了之前无法想象的事。短文的结尾写到日本人在公共场合下穿洋服，而回到家时则“无不易旧衣者”。他记录下了日本新旧文化巧妙融合的情形。对于黄遵宪来说，这并不是仅仅因为觉得有趣才记录下的，这些为他之后进一步充分了解日本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人们面对异国文化时会呈现出适应性，并能积极地从中汲取营养，这正是跨文化交际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