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递呈国书

公使团一行于明治十年（1877）十二月十六日到达了横滨。他们在横滨滞留了一小段时间，直到在东京找到了适合做大使馆的场地。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官黄遵宪拜访外务省，进行到任后的问候。二十四日，正使和副使一起会见了外务卿寺岛宗则，出示了清朝皇帝的国书，双方商定了向日本天皇递呈国书的日程安排。寺岛认为因接近年末应尽早递呈为宜。两日后，外务省传来了正式通知，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觐见日本天皇，递呈国书。

明治十年（1877）十二月二十九日的《邮政报知新闻》以“钦差大臣携国书参见天皇”为题，报道了清朝大使向日本天皇递呈国书的新闻。报道中写道：

昨日清国钦差大臣携四名副使及随员，乘坐上午十点四十九分的火车由横滨出发，十二点到达新桥。由外务省兼任巡游使，驱马车两辆，直奔宫内省晋见天皇并递呈国书。

何如璋在《使东述略》中详细记录了这天的情形：“癸酉，外务省文来，订于二十四日赍国书见日主。是日侵晨，仍由横滨往东京，至日宫外下车。寺岛导入，趋小御所，宫内卿、式部头俟焉。少刻，宫内卿入复出，三卿者即肃客入，转曲廊至偏殿。”

在偏殿之上何如璋向日本天皇递呈了国书。国书内容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眷念友邦，言归于好。兹特简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钦差出使大臣，三品顶戴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往驻贵国都城，并令亲赍国书以表真心和好之据。朕知何如璋等和平通达，办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协。惟冀推诚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升平，朕有厚望焉。

清朝国书评价公使何如璋“和平通达，办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协”，是代表清朝皇帝驻在日本的合适人选。

这一时期的清政府改变了对外国的传统看法，开始以近代国家的姿态开展外交活动。然而追溯到四年之前，情况却截然相反。当时一位叫作副岛种臣的日本特使出使大清，大臣们就该特使入宫觐见清朝皇帝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清政府不希望以对等关系与外国开展交流。

但是四年后，即明治十年（1877）清朝公使团来到日本，发现觐见日本天皇竟是如此理所当然、轻而易举之事。何如璋详细观察并记录下了在日本觐见天皇时的情形。

日主西服免冠，拱立殿中。余前趋，副使后随，参赞赍国书旁立。使臣口宣诵词毕，参赞捧授国书，使臣捧递日主。日主挟冠，引两手敬受，即转授宫内卿。宫内卿自怀中取答词一纸读之，音琅琅而不可了。

此刻宫内卿“琅琅”诵读的内容被刊登在了第二天的《邮政报知新闻》上。

贵国皇帝特派卿等钦差大臣递呈国书，倍感荣幸，朕甚悦。朕深信卿等定能不辱和平通达之使命，为两国友谊长青贡献力量，并愿贵国福寿安康。

这一日觐见天皇的经历，特别是明治新政府不拘形式和务实的改革面貌给何如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出入皆三鞠躬，王答如礼。退，三卿者复从出，至小御所一茶，登车去。其礼简略，与泰西同。

何如璋深知清朝接见使者时的繁文缛节，他对自己觐见日本天皇的礼仪如此简单一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大清皇帝曾经强制要求外国使节觐见时与本朝大臣一样行跪拜礼，而觐见日本天皇却只需要三鞠躬，且天皇竟然也三鞠躬还礼，这让他不由感到钦佩。对比清政府墨守成规、拒绝了解世界的作风，从他的这句“其礼简略，与泰西同”可以看出他对日本放眼世界、与时俱进、果断实施改革的做法的高度关注。何如璋对在日本皇宫的所见所闻倍感新奇，同时也受到很多启发。关于觐见天皇的地点，他也饶有兴趣地写道：

王居亦隘，所云偏殿者，长仅二丈，广丈馀。中设一几，无他物，左右无侍者。旁为小园，自琉璃窗视之，木石楚楚有致，然亦一览而尽。

何如璋就像透过玻璃窗看世界一样，兴致勃勃地观察着宫中的设置。诸如偏殿只放有一张小桌、没有仆人出入等都是他感兴趣的细节。何如璋的脑海中浮现出大清皇帝奢侈至极的皇宫。再看日本的宫廷，他注意到庭院面积不大，但漂亮、整洁。他从文化论的角度把自己观察到的景象归纳出来并写在日记中。

日本前代仪文，尊卑悬绝。其王皆深居高拱，足不下堂，上下否隔。明治之初，参议大久保市藏上表，有曰：“请自今不饰边幅，从事于简易。”后用其议，至易服色，改仪制，质胜于文矣。

日本天皇从久居深宫、鲜少与百姓见面到广纳国内外宾客这一形象的转变令何如璋感悟颇深。他对明治政府推行的“易服色”“改仪制”等一系列注重实效的改革寄予了极大的关心。这篇日记实际上相当于呈报给清政府的述职报告，日记中寄托了他对清政府实施改革的满满的期待。 rLv6LfTAQoO+hBWDSIC2QrQd5P3uOYf7Qm6uXYBFl82UZqYl43v1bdO/RflQIX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