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诡案，顾名思义就是诡异的案件。

怎么个诡异法？消失的尸体、游走的头颅、隐身人强奸、擦洗不掉的“尸迹”……如果套用推理小说的行话就是“不可能犯罪”。

案诡，破案手法更诡。做梦破案、测字破案、马王爷显灵破案、黑旋风指引埋尸地点破案……桩桩件件，迷雾重重；阴森森鬼怪妖狐横行地，凄惨惨魑魅魍魉肆虐场；覆盆下几多沉冤处，公堂上凭谁来烛奸？“事虽暗昧，必有其间，要非审思研察，不能得也。”

我从小就爱读《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因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笔记小说中那些言之凿凿、真实发生过的“诡案”，真的存在过吗？

后来读了《福尔摩斯探案集》“斑点带子案”“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案”“魔鬼之足案”，忽有所悟。如果福尔摩斯没有破获，不都可以归类为“诡案”么，不是都只能用“妖鬼”或“灵异”做解吗？

再后来读了虽被归入“公案小说”，实则是古代官员对自己所经办的各类案件作真实记录的《蓝公案》（《鹿洲公案》），从“幽魂对质”“猪血有灵”等篇章，了解到了所谓“诡案”的种种真相。

很多年以后，当我看了横沟正史的《金田一探案集》、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京极夏彦和三津田信三的那些讲述“世上没有不可思议的事，只存在可能存在之物，只发生可能发生之事”的小说，更加确信—古代笔记中那些真实发生过的“诡案”，大多是可以做出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解答的。

由此可见，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为什么古代社会出现了这么多的“诡案”和“诡异的破案”。

经过多年对古代笔记的阅读和思考，笔者总结出这样一句话—

“民装鬼以骗官，官扮神以愚民。”

简单地说，就是在科学不昌的年代，有的罪犯会利用迷信，故意在案情中加入闹鬼的因素，从而扰乱视线，逃避刑罚；也有的官员利用迷信，故意在审案时安排托儿或制造假象，让百姓哗以为神，震慑罪犯。

还有的是官民互愚，你把案子装成鬼怪所为，我就把审案地点摆到城隍庙去；你请人夜半在官署墙外学鬼哭，我就请人三更在庙里摇神像……每一个人都在演戏，直到谁演不下去了为止。有时候演到最后，两边都忘了最初是为什么要粉墨登场，就是入戏太深，收不住了，非得一方把一方骗倒为止—真跟《封神榜》里的仙魔斗法一般，至于真凶是谁，案件的人证和物证是否可靠，谁管它？

这样的过程，古人美其名曰“斗智”，纪晓岚就说“有智出其上者，突起而胜之”。其实不然，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斗愚”，应该改成“有愚出其上者，突起而胜之”。

最后的结果，往往可笑又可悲，审判者依旧昏昏，被审者未必昭昭，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

当然，青天也是有的，苏无名、周新、况钟、明晟、蓝鼎元……所用的办案方法，无非是“细勘详鞫，揆情度理”八个字而已。只可惜相较庞大的官僚队伍而言，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何况民众不答应，总觉得一个好官如果没有“神”的加持，就算是明察秋毫，还是未免成色不足。

于是，不管是否出自本意，依然要编撰些“日审阳，夜断阴”的离奇故事，将其过度包装一番，眼见得他成为“非人”，心里才踏实。

长此以往，那些在断案中理性严谨的思维、客观公正的态度，和断案者一起，被刷上漆粉，摆上神坛，享受着小民的香火、供品和跪拜，进而却失去了所有在现实中的活性。

谁能说只有砍伐才是毁坏呢？谁又能说毁坏才是抹杀呢？或许正是因为对这一现象的不满，我从8年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叙诡笔记”专栏的那一刻起，就在选材上偏重对于古代“诡案”的破解，这些破解有的对，有的错，有的有理有据，有的穿凿附会……”但究余本心，是希望打碎神像，还其本来，让读者了解，在古老的中国，那些被百怪千玄之录、万民称颂之声重重遮蔽下的真相。把属于人的还给人。

呼延云
202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