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公羊传》《穀梁传》《国语》

为《春秋》作传，流传于世的并有《公羊传》和《穀梁传》。二《传》早期只是口耳相传，西汉方写成定本，而仍然保存着问答体。由此师徒授受的若干原始面貌中，颇可见得一点古拙之气，然而行文却未免过冗。以经学论，可以说左氏详于记事，公羊、穀梁详于阐发义理。若衡以文，则二者虽然也间有记事和记言，却不仅与《左传》不可同日而语，并且在文学史中也很难占得一席。前面所举，已可见一斑，不妨再举一例略作比较。

《公羊传·宣公六年》追叙赵盾谏晋灵公之事曰：

灵公为无道，使诸大夫皆内朝，然后处乎台上，引弹而弹之，已趋而辟丸，是乐而已矣。赵盾已朝而出，与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闺而出者，赵盾曰：“彼何也，夫畚曷为出乎闺？”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视之，则就而视之。”赵盾就而视之，则赫然死人也。赵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杀之，支解，将使我弃之。”赵盾曰：“嘻！”趋而入。灵公望见赵盾，愬而再拜。赵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趋而出。

《左传·宣公二年》记此事云：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两书所根据的史料，大约没有太多的不同，然而剪裁润色却大有高下之别。晋灵公不道，《左传》例举三件事，简约明白而甚有条理。杀宰夫而置诸畚，令妇人载出，原欲掩廷臣耳目，只因畚中露出人手，方启赵盾、士会之疑。士会欲谏，一进于门，二进于庭，三进至于台阶上屋檐下。三进灵公皆佯作不省，继而士会进至面前，不得已而急急先说出一番将改过的话来，总是不欲士会开口絮聒。既曰“将改之”，士会于是稽首，于是接口而对也。

若《公羊传》所记，则持畚出于小寝之闺门，乃粪除常事，何至于生疑。赵盾趋入，本欲进谏，如何默无一言而灵公愬而再拜，赵盾亦稽首再拜。“此处无声胜有声”耶？惟觉此间缺少必要的交代。事理不明已如此，文字枝蔓，辞气板滞，更不必多论。以下记灵公遣勇士刺赵盾，逻辑严密亦逊于《左传》。其中的一个细节又好笑，曰勇士入于赵盾之门，“俯而窥其户，方食鱼飧”，因为之动容，以为身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赵盾之俭也。公羊子乃齐人，齐滨海多鱼，故以食鱼飧为俭。殊不知晋都地处山西腹地，鱼如何可以为常馐，乃想当然耳。

《穀梁传》的记事风格，也可以与《左传》有一比较。

《穀梁传·昭公四年》：

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此入而杀，其不言入，何也？庆封封乎吴钟离。其不言伐钟离，何也？不与吴封也。庆封其以齐氏，何也？为齐讨也。灵王使人以庆封令于军中曰：“有若齐庆封弑其君者乎？”庆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围弑其兄之子而代之为君者乎？”军人粲然皆笑。庆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庆封不为灵王服也，不与楚讨也。《春秋》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

《左传·昭公四年》：

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宋大子、郑伯先归，宋华费遂、郑大夫从。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将戮庆封。椒举曰：“臣闻无瑕者可以戮人。庆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从于戮乎？播于诸侯，焉用之？”王弗听。负之斧钺，以徇于诸侯，使言曰：“无或如齐庆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庆封曰：“无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诸侯。”王使速杀之。

楚公子围、楚共王之庶子围，均指楚灵王。此前庆封曾助崔杼杀死齐庄公，穀梁所以说楚子“为齐讨也”。齐庄公本有秽行，此是另外的话题，且不论。楚灵王却是以弑君而立，并且所弑之君正是乃侄。他令庆封自陈罪状以示众，正好奉送一个让对方反唇相稽的话柄，穀梁曰“军人粲然皆笑”，左氏曰“王使速杀之”，各记一端，而各具其妙。穀梁摹写庆封口吻，且颇见神情。不过其旨仍在明《春秋》之义，究竟不及《左传》笔致灵活，文字繁简得当。“不以乱治乱”的意思，在《左传》，乃先由椒举说出，有余不尽，很是含蓄，陈义虽与穀梁同，却妥妥帖帖化作叙事之笔，成为叙述中的一重转折。故《左传》虽史笔中每寓道德教训，却很少生硬之感。而穀梁不论释经与记事，皆鲜有如此文心。也因此《左传》虽传经而可以卓然独立，公羊、穀梁二《传》则否也。

《国语》，《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十一卷，班氏自注云：“左丘明著。”不过最早提到《国语》作者的，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如此，是《左传》《国语》同出一人之手。但从两书本身来看，却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为《国语》作注的三国吴人韦昭说，左丘明著《左传》毕，“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后人或颠倒言之，以为《国语》原是《左传》的剪裁之余，《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新国语》五十四篇，这一部早已亡佚的《新国语》疑是《国语》原本。毕竟如何，本来很难证明，不过后说倒的确是很容易产生的一种戏剧性的阅读效果，即两书所记史事，同者，总是多以《左传》为优。总之，在没有掌握新的证据之前，《国语》的作者以及它成书的时间，都已无法确考。大致可以说，它是战国时代整理成编的一部史料集。

《国语》以记言为主，包括从周穆王到鲁悼公、晋智伯的历史时代。但它对于各国历史，不是自始至终有系统的记述，而只是记述其中的若干事件。如《齐语》惟存管仲政绩，《郑语》则记郑桓公为司徒及向史伯问政，《吴语》和《越语》只记述吴越争霸，而《晋语》卷帙最繁，几及全书之半。

若没有《左传》，《国语》不至于黯淡无光。然而既有比较，则精粗、高下，区别便十分明显。《国语》意在以嘉言懿行劝善，目的很是明确，表达方式也很直截，只是剪裁运化之功不备；若语言平实倘可算作它异于《左传》的简质峭劲而自成风格，则间或流于平庸乃至沓冗，相较之下，实不免大为逊色。虽然，其佳者仍颇有可观。

如《吴语》中的申胥谏夫差伐齐：

吴王夫差既许越成，乃大戒师徒，将以伐齐。申胥进谏曰：“昔天以越赐吴，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 ，今越王句践恐惧而改其谋，舍其愆令，轻其征赋，施民所善，去民所恶，身自约也，裕其众庶，其民殷众，以多甲兵。越之在吴，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败吴，于其心也侙然 ，服士以伺吾间。今王非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而与我争此地哉？将必越实有吴土。

“王其曷亦鉴于人，无鉴于水 。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以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 。罢弊楚国，以间陈、蔡。不修方城之内，逾诸夏而图东国 ，三岁于沮、汾以服吴、越。其民不忍饥劳之殃，三军叛王于乾谿。王亲独行，屏营仿偟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见其涓人畴。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畴趋而进，王枕其股以寝于地。王寐，畴枕王以墣而去之 。王觉而无见也，乃匍匐将入于棘闱 ，棘闱不纳。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缢，申亥负王以归，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岂遽忘于诸侯之耳乎！

“今王既变鲧、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苏。天夺吾食，都鄙荐饥。今王将很天而伐齐 ，夫吴民离矣，体有所倾，譬如群兽然，一个负矢，将百群皆奔。王其无方收也。越人必来袭我。王虽悔之，其犹有及乎？”王弗听。

《国语》记言，多长篇大论，此则也是一例。不过它却独能以气势充沛见长，文字遒逸，句式极有奇纵变化。其中虽然间有排句，却不以排句为意，而特以句散意密振作起全篇精神。“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苏”，最是洗练峭拔。姑苏，姑苏台也。韦昭注：“高高，起台榭；下下，深污池。”却又不止于此，从高高下下其实还可以间作姑苏台的形容来看，则其工之侈费也，其台之广崇也，四个字已尽其致。腹心、疥癣；鉴于人、鉴于水；一个负矢，百群皆奔，穿插其间的比喻，也颇有声色之助。一首一尾，写越，写吴，是有见于今也。中间一段楚灵王之败，写得幽微，写得凄厉，则尤有见于往，并且往昔与今日都见得实，而决无演绎概念的空泛之辞。

《国语》多正论，总是庄严郑重为主，但偶尔也有幽默俏皮之笔：

平公射 ，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 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乃趣赦之。

——《晋语八》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愬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 。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晋语九》

前一则可谓“诡辞以谏”（韦昭注），《史记·滑稽列传》中的优孟、优旃故事，皆与此同一思路。后一则却可以说它是佳谑，当然其本意仍是教训。董祁即董叔所娶于范氏之妻，范献子之妹。今日悬于庭槐之系援，与当初求婚欲得系援之系援，正凑得巧，而叔向的“过之”，亦仿佛特地，不然仍是巧也。

别致则如：

季桓子穿井，获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蝄 ，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 羊。”

——《鲁语下》

孔子博物，故把获羊说作获狗，用以测之，而孔子果能发其覆。此则已具后世志怪小说雏型。 kAOloSxflzYZZF4k1eptJLeRlUeACyrTIaFSSJ4KOA6N1sKZcpcCZEwMP26xWF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