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郁郁乎“文”

《左传》

《左传》是史书，但历来嗜文者总把它当作出色的文章来看。春秋二百五十余年风俗制度与人情，赖《左传》而传。春秋时代蓄积酝酿之郁郁乎“文”，《左传》更占得精华。宋人真德秀纂辑《文章正宗》，以辞命、议论、叙事、诗赋来概括文章之义，如此四项，《左传》以皇皇一编而独领一代风骚。即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此四体备，而文学的体裁大略已备。辞命、议论、叙事，《书》已初具其规模；诗赋，则由“三百篇”导夫先路。《诗》《书》既开创于先，《左传》乃继承、丰富在后，中国叙事文学的第一个里程碑，便完成在《左传》的创造中。

《左传》因《春秋》而作。《春秋》原是鲁国的编年史，《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宣子聘鲁观书于鲁太史，“见《易》《象》与《春秋》”。《孟子》所谓“孔子惧，作《春秋》”（《滕文公下》），“作”实当理解为“修”，即根据《鲁春秋》笔削而成《春秋》。《公羊传·庄公七年》释《春秋》“星霣如雨”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鲁之《春秋》；“君子修之”之“君子”，若《孟子》之说可信，则即孔子也。《春秋》记事一丝不苟，斟酌在于记事的体例，或曰书例、义法。体例既定，则或笔或削，一一有了根据，于是褒贬寓焉。不过《春秋》的记事究竟太简，只能说这是一部“春秋纲目”，即它记下的只是一个一个事件的标题。其中的“微言大义”，当时人或者不至于完全隔膜，而去其未远的《荀子》已经在说“《春秋》约而不速”（《劝学》），即“文义隐约，褒贬难明，不能使人速晓其意”，则对于后人来说，若无传者为之特特表出，便止如廋词隐语，所谓“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文心雕龙·史传》），更无从谈起。因此，很难说《春秋》本身对于文学有着怎样的贡献。

《左传》本为《春秋》作传，然而它却反客为主，一部《春秋》，正好作成史的骨干，所谓“传”，则为血为肉，为“颊上毫”，“传”于是有了“经”所缚不住者。 且又不止于此，即原本之限制，反而也助成优势。作为编年史，它要受到史实发展时间排列的制约，但是历史本身原有着兴盛衰亡的规律，每一事件也都有着它的近因以及根源和先兆。史实的组织，事件的叙述，便是文心所在，更何况史中从来充满戏剧性，史家而有诗心，是历史本来孕含着催发诗心的因子。左氏把春秋兴亡了然于胸中，国之治乱，人之祸福，先已见得了局，结构布置，驱遣安排，便一一由此中计算出来，兴盛衰亡于是依凭着编年的线索推助为笔底波澜。

因为是编年体，《左传》不论叙事抑或叙人，都不大可能一气贯注，而多须切分为大大小小的片断。为组织事件，联络情节，系片断为一体，《左传》用了预言来作成文字的魔方：从史的角度看，它是因和果，它是鉴戒与教训；从文的角度看，它是伏笔，它是叙事的前后呼应。它可以贯穿起一个个小结构，它更能连接起一桩桩大事件。几乎每一个为作者所关注的事件与人物，都伴随着预示其结局与命运的一份判词，由人的言语瞻视，动容周旋，而洞烛几微，或印证于当下，或应验于后来。左氏并不笃信鬼神，也不尽信卜筮，“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如此天道远、人道迩的观念，《左传》中不止一见。但是他首先需要把鬼神卜筮作为预言的一部分来贯穿史家的识见，此外他同样需要利用预言来经营文字，以驾驭纷繁的史料。何况《左传》本是追记，它取故实以成书，其中者存之，其不中者去之，先已占得取舍之便。因此占卜在《左传》虽然尚未完全脱去远古的神秘，但它却同分量远过于此的预言一样，已与史家理性的观察与推测结合在一起，依凭着史的发展逻辑而化作一种为文章生色生情的叙事手段。

叙事（一）

《春秋》是一部“鲁春秋”，《左传》却俨然春秋之“春秋”。春秋史的中坚，为北方之晋与南方之楚，《左传》于晋楚两国的历史所以叙之最详。晋的称霸虽然略晚于齐，但雄踞霸主地位的时间却最长，影响于北方诸侯也最大，《左传》所叙诸侯各国，于晋，便着墨最多。此中用力最著者，则又莫过系于《成公十六年》中的晋楚鄢陵之战，因此不妨以此为例，来看《左传》记述历史事件的大致风格与手段。

春秋四大战，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晋齐鞌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战则晋必为对垒的一方，一负而三胜，然鄢陵之战则仿佛最后的辉煌。此后便是晋的中衰，虽然继之复有悼公的霸业中兴，但毕竟盛况不再。

鄢陵之战的意义，批评家各有不同的议论角度，在左氏，却越出成与败的结局之外，只把它认作晋之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捩点，故从始至终借了晋中军佐将范文子的口，一而再、再而三，把文章做足。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郑叛晋。

晋侯将伐郑，范文子曰：“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 栾武子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乃兴师。

五月，晋师济河。闻楚师将至，范文子欲反，曰：“我伪逃楚，可以纾忧。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 武子曰：“不可。”

六月，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卻至曰：“韩之战，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轸不反命；邲之师，荀伯不复从，皆晋之耻也。 子亦见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外内无患。 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此为决战之前。

决战之际，楚逼临晋军营垒摆开战阵，使晋军无出车旋马之地。文子之子范宣子向晋帅献塞井夷灶之策，“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战之后：

晋入楚军，三日谷 。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曰：“君幼，诸侯不佞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鄢陵之战这样的大事件，依左氏之例，必有推知胜败结局的预言昭示于先，其实楚之败以及致败的原因，早由楚大夫申叔时及郑公子子驷的口中明白道来。“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申叔时与楚帅子反的临别之言，沉痛已犹诀辞，也正仿佛《僖公三十二年》晋秦殽之战前的蹇叔哭师。但蹇叔与申叔时所预言者皆是战败之局，其精神终不过笼罩于一役。而范文子总不欲战，并非以不胜为忧，而偏偏以胜楚为惧。在“晋入楚军三日谷”的狂欢中，忧惧之情且更深。胜外敌而内乱将起的先见之明，乃是更为痛切的忧患意识，它不仅于鄢陵之战首尾贯穿，而且贯注于后半部的晋国春秋。申叔时预见楚之败，范文子预见晋之胜楚而自败，同样是预言，却分属两个层次，后者正是鄢陵之战的底色，写战事的一支笔因此不容它不带着隐隐的盛衰之慨，行文也因此而极尽擒纵曲直之变化。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军中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 “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

这一大段对话，向为评家所艳称。宋陈 作《文则》，便拈出此节，加意为作文者说法：“载言之文，又有答问。若止及一事，文固不难；至于数端，文实未易。所问不言问，所对不言对，言虽简略，意实周赡，读之续如贯珠，应如答响，若左氏传载楚望晋军问伯犁，盖得此也。”此节对话，多半属于左氏的创作，恐怕早溢出实录之外。惟其如此，而特见其斟酌，特见其笔力。楚王本意是问，却只作叙事，而尽由伯州犁的对答把问意一一衬出来。末句一跳，却接得格外紧，“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正是一个借势，一面窗望见两面景，省却多少冗文，于是繁处不觉其繁，疏处依然饱满。依文字的功用来看，也还可以说它是一石三鸟。以对话代叙事，补足前后情节，以免去许多平铺直叙的交代，在《左传》本是特色之一，不过若论出神入化，则必推此节为最。

写到战事，便是左氏喜用的笔法，即分叙、夹叙、追叙几面用笔，前后点缀，然后借二三细节勾出来全景。

癸巳，潘尫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忧于战。”王怒，曰：“大辱国！诘朝尔射死艺。”

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战，射共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锜，中项伏韬 ，以一矢复命 。

晋韩厥从郑伯 ，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 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 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石首曰：“卫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败于荧。”乃内旌于韬中。唐苟谓石首曰：“子在君侧，败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请止。” 乃死。

楚师薄于险 ，叔山冉谓养由基曰“：虽君有命，为国故，子必射。”乃射。再发，尽殪 。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轼 ，晋师乃止。囚楚公子茷。

每一段叙事，都各有几个层次。平平看去的一个层次，是为战场形势写照。由“楚薄于险”，而写出且战且退之败势，赖养由基射之神、叔山冉搏之勇，勉强挽回危局。郑军之溃，则由御者的慌张后顾写出，由藏起指挥的旌旗写出，由唐苟口中的“败者壹大”写出。而晋军将虽已舍郑伯不追，唐苟却仍不免死战，由“乃死”二字反照出晋军气势之锐不可当。

癸巳之射，吕锜之梦，事均在战之前日。借了楚王怒口，为恃勇之士针砭，彼虽有技与勇，然而国士之荣并不在此，正如城濮之战左氏借君子之言，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因此左氏虽在传录战事时不掩养由基之功，却把微词放在追叙之词里。吕锜之梦，依然是《左传》惯用的预言笔法，其命运，便一如梦与卜。有意无意，又与“伤国君有刑”暗中扣合。

由战事方殷中精心摄取的两个情节更是武中见文：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 ，曰：“方事之殷也，有 韦之跗注 ^[1] ，君子也，识见不穀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 三肃使者而退。

栾 见子重之旌，请曰：“楚人谓‘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曰：‘又何如？’臣对曰：‘好以暇。’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谓整；临事而食言，不可谓暇。请摄饮焉。” 公许之。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 ，曰：“寡君乏使，使 御持矛，是以不得犒从者 ^[2] ，使某摄饮。”子重曰：“夫子尝与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识乎。” 受而饮之。免使者，而复鼓 。

这是绝无仅有的春秋风度。干戈丛中文质彬彬的雍容大度，与外交中引诗、赋诗的温雅风流，都是《左传》中尤其鲜明的时代特色。邲之战，晋军溃退，楚军紧追于后。“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鄢陵之战是上将风雅，邲之战则写出军士的风趣。然而鄢陵之战始终未曾脱离范文子预言笼罩下的忧思，左氏选取的这两个情节，依然是为日后的内乱埋下伏笔，此中尚有更深一层的用意。战事过后不久，晋国果然发生内乱，厉公尽诛三郤之族。郤至战场中一番从容有礼的节概风采，便被政敌栾书指为通楚的罪证。左氏在这里却把栾书之子栾 与郤至互为映照，明白写出战事中本来有这样的从容不迫之节，以见郤至之心无他。

以鄢陵之战为例，可见《左传》于史于文，皆有全局在胸，有整体的气势，有细节的绵密，近者于是顾盼生姿，远者于是呼应有序。又以不同层次的几个预言，结束起一切琐细微末，使每一个情节都能够承前启后，左右逢源。

若比照此例，逆推《左传》的创作构思，则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线索，即在这样一个大的事件中，不仅有一人（吕锜）、一事（战事）结局的推定，而且有此一事件所关系着的一国之治乱的预言，那么作者是否把这样一种创作构思也运用于全书的总体布局？而《左传》中有位事迹不多却牵动不少头绪的人物，在左氏的叙事线索中似乎格外引人注意，他便是出现在《襄公二十七年》中的吴公子季札。

叙事（二）

春秋史可以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为诸侯霸政时期，其后则为霸政衰微，亦即诸侯国的大夫执政时期。《左传》的叙事自然依从着这样的发展线索，并且语言风格亦由之前后一变。《春秋》十二公，后四公年数少于前八公，《左传》则卷帙反增，而气象则减损，文笔也逊于前半的简劲，不能不说是时势使然。

曾令霸业中兴的晋悼公卒于鲁襄公十五年，这是春秋前后两段一个大致的分期，也可以视作《左传》前后两部分的一个分界。《襄公二十九年》，左氏所详细记述的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以及此后的历聘上国，却仿佛为全书特意设置了一个情节，当然它本来有着史实的根据，《春秋》本年记事云：“吴子使札来聘。《穀梁传》云：“吴子使札来聘。吴其称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进之也。”《公羊传》：“吴子使札来聘，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以下则详述季札的让国故事。然而《左传》却别有所录。它是否另有所据，我们不能知道，不过无论如何，以这样一件史实为基础，季札实被左氏成就为一位在叙事中承前启后的特殊人物。且不论季札在鲁观乐，神契于乐舞之精微，会意于《风》《雅》之奥旨，其雅韵已在孔子闻《韶》之上，并且是《左传》中特具神采的文字，这里只看观乐前后的几段记事：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

……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 ！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 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适卫，说蘧瑗、史狗、史 ，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宿于戚 。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 ，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 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 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

季札历聘诸国，所悦皆君子，遂一一为之指点路径，而品题之高下成败，如烛照数计，日后之验，竟分毫不爽。鲁昭公四年叔孙穆子果然被竖牛之祸；昭公八年齐有栾、高之难；子产果然为郑国执政。至于赵、韩、魏三家分晋，虽然已在战国，但其端倪却早见于春秋末年。山东临沂西汉墓出土竹简《吴问》，所载孙武与吴王阖庐的对答，乃由晋六卿所行田亩与税收制度而推测六卿衰亡的先后顺序，赵、韩、魏三家之盛，便已在孙武的预料中。不过此节之精要并不在此。“季札在襄公二十九年”，文字极热闹，情调则极感伤。热闹与感伤的互为渗透中，似乎暗藏着《左传》一个重要的创作动机。如果说《春秋》的“微言大义”是要从没有字的地方读出字来，则《左传》的“微言大义”只需追踪一支叙事的笔。吴季札三让国，辞去国君不做，是君子眼中的贤者，正好可以局外人的身份评量局中人。左氏于是在霸政衰微之初，巧借他的出场，在叙事中从容收拾起前半部的烈烈轰轰，然后把后半部的大事一一提示，为诸侯国大夫执政，春秋霸主霸业凋零与衰败的变局预作收场。史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如此顺理成章，成为左氏叙事的一个关键线索，史思与文心于是凝聚为一。“季札在襄公二十九年”，似可用来标志《左传》的一个总体构思，它与一人、一事、一国各个层次的预言，共同构成《左传》的叙事手段；或者说，用预言串联沟通分散的事件，是《左传》叙事手法的命脉。并且《左传》中的预言，很少来自鬼神的操纵与播弄，而多半出自君子察言观色、审时度势的先见之明。个人的死生祸福，战争的得失成败，家族与邦国的兴盛和衰亡，伴随着预言的常常是揭明本因的层层推理，是多识前言往行而得以彰往察来也，可以说这正是由两周之礼乐文明培壅起来的一种政治智慧。它属于《左传》中的历史人物，同时也属于《左传》的创作者。

叙事（三）

《左传》叙事神采入妙，则特别在于细节处的用心微至。如《襄公三年》：

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 ，魏绛戮其仆。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扬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 ！对曰：“绛无贰志，事君不辟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 ，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将伏剑，士鲂、张老止之。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 。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 ，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 。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 ，敢以为请。”

晋侯，乃晋悼公。悼公十四岁即位，这一年是十七岁。“必杀魏绛，无失也”，具见勃然之盛怒。羊舌赤之对，则心平气和，却为魏绛的出场以及出场之后的一番行事伏笔。以下魏绛至，授仆人书，将伏剑，士鲂、张老止，公读其书，一连串的情节几乎错落在一瞬间，便全凭叙事之笔调遣得环环紧扣，滴水不漏。“公读其书”接得极好，妙在一时间将两边情景打并作一片，急中得此一缓，其下更接“跣而出”，则缓急之间又叠为一重波澜。“敢以为请”，似非人君言于臣下之辞，但有此一句，一位年少君主的颜色声气，便尽在目前。《国语·晋语七》有大致相同的记述，不过字句间稍事增删。比如：

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而伏剑，士鲂、张老交止之，仆人授公，公读书曰……

“将伏剑”易作“而伏剑”，用字准确已稍输前者。“公读书”之前增添一句“仆人授公”固然补足一个情节，然而《左传》此处虽跳跃却神理丝毫不断，《国语》的呆叙，却偏偏割断了文气。

特别为人称赏的一例，是《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的一个场景：

〔楚军〕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 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

且看《公羊传·宣公十二年》：

庄王鼓之，晋师大败，晋众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

再看《史记·晋世家》：

晋军败，走河，争度，船中人指甚众。

同一事件，三副笔墨，后来者诚可谓“点金成铁”。“车驰卒奔”，是楚师果敢精悍也；若无此雷击电扫之势，则晋帅何至于不知所为；若无慌乱中的“先济者有赏”，则何至于中军、下军争舟；若无此“争舟”，则“舟中之指可掬”无着落矣。是此句之好，原得益于此前一笔不苟的层层铺垫。可见《左传》的叙事，虽用简笔而字字锻炼得稳健，笔致所及决不容产生歧义。虽四面着笔，而细节处又步步照应周全，必要使之合其情合其境。作为史，便足以取信；作为文，则尤其点染有姿态，且又自然妥帖。

《左传》叙事的好，更在于语言。与《春秋》不同，它的斟酌不在于记事之体，而在于文字的表现力，因此其缜密精严之处，几乎不容一字增减。如《庄公二十八年》：

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 。子元、鬥御强、鬥梧、耿之不比为旆，鬥班、王孙游、王孙喜殿 。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悬）门不发 ，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 ，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

子元是楚文王之弟，为楚令尹。此番兴师侵郑，只为取媚文王夫人息妫，实在大出郑人意外。初入郊门，继入郭门，及于逵市，眼见得楚师势如破竹，城破只在旦夕。然而以下却用“悬门不发”闲闲接住，前面的“郑人”二字省略掉，而明明郑人也。如何惊慌，如何谋略，又一例省略，而明明情景历历也。后面补出“郑人将奔桐丘”，则演出“空城计”之时，正是无限仓皇也。“楚幕有乌”，省略多少交代，不惟形容夜遁光景，且见救兵方至，楚师遂遁，城中居人竟全然不晓。而兴师赫赫，收兵草草，如同此前子元在息妫面前“振万”一样的好笑，更何须多著一字。

又如《襄公二十六年》：

甲午，卫侯入，书曰“复归”，国纳之也 。大夫逆于竟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

是以远迎者为厚于己，近者为薄，而隆杀其待遇也。卫侯即卫献公，其失国而又复国的故事，固然许多曲折，《左传》的叙述也很是详明，这一节则专为事件中人写生，却最是传神之笔。

《左传》文字洗练，但用字之简却很少求之于古奥，而多自平常明白处简练得来。如《文公二年》：

秦伯犹用孟明。

六个字承上启下，提起全副精神。先一并挽起几条叙事线索，将此前孟明为三败之将；秦伯用此三败之将；他人不能用而秦伯独能用；不知者怪异；知者惊服，种种情事，和盘托出，然后通贯直下，节节映发：《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至于用笔之简，则尤在于剪裁。如《宣公十七年》：

春，晋侯是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 。

妇人，即萧同叔子，齐顷公之母。郤子跛而登阶，萧同叔子所以笑也。只一个“登”字，便画出跛的神态。郤子怒而誓，自然是闻笑于当时。三年之后的晋齐鞌之战，此为起因。故鞌之战齐人败而求和，郤克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正是当日誓言中所说的必报此辱。

《公羊传·成公二年》的一段追述，则较《左传》为繁：

前此者，晋郤克与臧孙许同时而聘于齐。萧同侄子者，齐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窥客，则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与踦闾而语，移日然后相去。齐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穀梁传·成公元年》记此事，情节又有增益：

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父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侄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客不说而去，相与立胥闾而语，移日不解。齐人有知之者，曰：“齐之患必自此始矣。”

此处的“眇”与“跛”应互换，当是传抄之误。三《传》比较，《左传》记事最简净，而事理最明白。《公羊传》虽文字为冗，但情节却并不十分清楚。《穀梁传》则不厌其烦，是专取其谑也。三《传》之异，也许出于各自闻见不同，即刘知几所说，《左传》的来源，为“史臣之简书”，公羊、穀梁二《传》则得之于“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史通·申左》）。但仍须说《左传》得自剪裁之力，剪裁间，且特见其格调。

然而叙事中的点缀，却又点缀得好。

《襄公二十六年》：

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 。

声子是子朝之子，伍举与声子则世亲也。伍举有难出奔，与声子相遇于途，因商议如何使伍举归楚。班荆，以草铺地，聊以代席。此段叙事中，略去“班荆相与食”一节，略无不顺，然而五个字却令通家故谊的亲厚之貌跃然如见，叙事之笔便有情，有神，楚楚而有风致。可以说，《左传》的叙事工夫，尤其在于“闲笔”，以如此文心，而使它语言虽简劲，韵致却从容舒缓，叙事且特有情味。

史家好奇，文字便不平，而好奇非自太史公始，左氏其实已开其例。《左传》中的不少故事便都溢出信史之外。如《宣公十五年》：

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春秋时代，中原地区如商代那样大规模的人殉制度已经不很盛行，而人殉非礼亦达人共识。《左传》记述魏颗奉治命不奉乱命，其意也在申明这一观念。结草还报虽不免启因果之说，但情节却颇有意趣，它因此成为后世诗文中常用的典故。史传本是后世志怪小说的发源地之一，《左传》中的此类故事则多半清约可喜，立意高，品格亦自高也。

史中有“人”，更特见《左传》叙事之文心。晋之文公与楚之灵王，尤其是左氏出力文字，而用笔又绝不相同。于晋文公，是以事写人，即以十九年磨难中的曲曲折折见其性情与神采。于楚灵王，则以人写事，其意态神情便尽由声容吐属写来，由此而带出一连串的相关事件。比较起来，后者的形象似更为鲜明和传神。这一部分文字，在《左传》，是分散于编年史中的片断，但若把它一一辑出，却又是以一人为始终的传记，且首尾完整，脉络井井。后世可与之比肩的，恐怕只有《史记》。

辞令

若论辞令的语言艺术，《左传》实已开战国策士辩说之先河。前引鄢陵之战中交战双方的外交辞令，尚属当日辞令中的套语，无须特别的驾驭语言的才艺与急智，此可以视作后世公文书启的渊源之一。若才辩，则《左传》中别有格外生色的一类。

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 ，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 ，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 。小人曰：‘我毒秦 ，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 ，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 ，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

事在《僖公十五年》，晋秦韩原之战，晋惠公被秦俘获之后。而未会秦伯之前，阴饴甥在国中先已有布置：假惠公之命卜立公子圉，安抚国人，赋车马治甲兵，一切安排得周备。至于秦伯，则也早有释还惠公之意。一席辞令，只为势在必行的一请一还，晋秦双方皆不失体面。秦伯之问，偏又递过来一个现成可作文章的好题目，阴饴甥则顺势把“和”字接过，而专以“不和”动人听闻。于是分小人君子为两路，凡怨语、忿语，于秦伯有唐突者，一并放在小人口中；凡恕语、厚语，于秦伯有请求之意者，一例归在君子一边。“不惮征缮”，从小人君子两边说出，斩钉截铁，足以示威；“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又笼络得婉转。然而无论如何，自家无所偏倚，不卑不亢，只算是把两面之词各个称述一回，既不曾唐突，又不曾哀求，雄毅之气不失，讽示之意尽在。此际本来期待的是以语言的艺术来做收场，而果然在在收煞得圆满。

与此构思看去大略相同而文章格局实异，则有《僖公二十六年》的展喜犒师：

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 ，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 ，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 我鄙邑用不敢保聚 ，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鲁僖公不告于齐，与卫国、莒国先盟于洮，再盟于向，于是齐孝公以霸主身份兴师讨伐。人来伐我，我往迎劳之，已经是君子姿态，于是只说君子之“不恐”。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力量日渐衰微，但作为封建一统的重心，则威权并未尽失。诸侯争霸，尊王便是第一要义。齐孝公乃桓公之子，展喜于是尽由乃父霸业来作文章，所谓“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是也。于桓公是句句感颂，于孝公则微辞曲包。且先王之命先已说得严正，是“世世子孙无相害也”，曰载在盟府，便更觉凛凛然。而追叙周公、大公祖业，又带出多少原本同盟的亲热。最后一问问得不留情面，却又为“齐侯乃还”留足地步。是齐侯不能不还也。《左传》中出色的辞令总有坦荡之气为之作支撑，即因其后或者有实力或者有双方共同遵奉的道义，而并非徒以空言腾挪于诸侯国的外交之间。《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齐楚盟于召陵，桓公与屈完的一番对答；《成公二年》齐宾媚人对晋帅郤至；《成公三年》晋知罃对楚王问，等等，都是好例。

辞命施于外交；用于内政，则有讽谏。后世谲谏之文，《左传》也为之首开风气。

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谿，以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 ，翠被，豹舄，执鞭以出，仆析父从。

右尹子革夕 。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 ，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 ，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 ，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 。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 。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 ，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 柲，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 ，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 ^[3]

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 。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 。

子革对灵王，在《昭公十二年》，《左传》的文字风格已由前半部的奇奥简劲而趋于后半部的波谲云诡。此节对答颇见滑稽，正所谓“王三问而子革三答，问者满腔醉梦，答者随口风云” 。是问语滑稽，对答藏锋于滑稽也，阳若事事应和，阴则句句意违，直至掉尾收合，方见出隐约在应对中的委曲周折。工尹请命，析父谓子革，左倚史趋过，种种情景，穿插在前后文之间，不惟意外生色，而且天然凑泊。如果不是特为子革的曲终奏雅预作设计，则也可谓“巧得紧”。后世规讽谏诤之文，多袭此意。然而《左传》之好，却别有后来所不能及者，即它并非徒逞才藻与巧思，而是处处扣合人物的性格来设辞命意。开篇一段细写冠服，设色之浓在《左传》中仅见，而它不仅呼应于结尾处的“醉饱”二字，而且呼应于此前所记楚子为章华之宫、成章华之台，是与楚灵王一生行事紧相关连。楚子的滑稽，又早见于《昭公五年》：

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晋，吾仇敌也。苟得志焉，无恤其他，今其来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韩起为阍 ，以羊舌肸为司宫 ，足以辱晋，吾亦得志矣，可乎？”

《昭公七年》的两段记事也与之同一风致。灵王乾谿被难之后，《昭公十三年》中又追叙道：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无厌也，故从乱如归。

“诟天而呼”云云，依然滑稽口吻，且依然是性情语。而所谓“无厌”，则正好为“醉饱”作注。龟卜云云，有若前定，但把它系于结末，则好像只是用来引作旁证的一个陪衬。子革所诵《祈招》之诗，乃贯穿《左传》的政治理想。“不能自克，以及于难”，却不妨视作左氏的“楚灵王赞”。后来《史记·楚世家》把子革改作析父，节录了这一番对答的前半，结果讽谏一变而为阿谀。清牛运震批评说：“乾谿之役，讽谏灵王者，右尹子革也。其陈述应答，语语俱有隐刺，《左传》载之甚明，《世家》以为析父，误矣。且于应对机锋处，多从删略，而赘以灵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真不知子革讽谏之旨及左氏记载之意也。”（《读史纠谬》）

又《昭公二十八年》：

冬，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 。其大宗赂以女乐，魏子将受之。魏戊谓阎没、女宽曰：“主以不贿闻于诸侯，若受梗阳人，贿莫甚焉。吾子必谏。”皆许诺。退朝，待于庭 。馈入，召之 。比置 ，三叹。既食，使坐。魏子曰：“吾闻诸伯叔，谚曰：‘唯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而对曰：“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 。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中置，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叹。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 。”献子辞梗阳人。

魏子即魏献子，晋中军帅；魏戊乃梗阳大夫，魏献子之庶子。魏子有不贪的令名，阎没、女宽之谏，自是爱惜贤者。“比置，三叹”，扮出姿态，魏子便已明白“三叹”原是作戏，于是改席设问。二子一番对答，虽赐馈事外一语不及其他，仿佛不知有梗阳人之贿，而听者早已心领神会。此番食谏属辞婉至，娓娓入人，却节节经由刻意的安排。后来俳优执艺事以规谏，特别发挥了其中的戏剧因素，也可以视作由此分化出去的一脉支流。

议论

《左传》中有不少对史事的评论，或援自时贤，或系于“君子”的名下。这一部分文字也可以称作“议论”，虽然与后世作为文体之一的“议论”并不完全相同，但仍须推它为后者之祖。《左传》的议论中多有精采之什，但也有不少近乎套语，如《僖公十一年》：“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又《襄公二十一年》：“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成公九年》：“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便是议论中最常用到的句式，虽由不同的人道来，声调却如出一口，明人孙 说它是“左氏套语”，不算苛评。若出色者，则可举《昭公三年》中的一节：

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既成昏，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曰：“齐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 。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 ，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 。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 。民参其力 ，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伯、大姬，已在齐矣 。”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 。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 ，降在皂隶，政在家门 ，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 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

成昏之前，晏婴为齐请之，叔向为齐许之，原有一番辞令往还，虽是套语，却加意叙出十分的珍重。“既成昏”之下，笔调一转，外交辞令倏然易作知己口吻，原来此前只是强颜为欢，此际彼此相视，闵时忧国，苦衷早已默喻，叔向有问，晏子有答。“齐其如何？”明明有晋已如此之意，因此晏子言毕，叔向同叹。合此一篇答问，命之曰“春秋季世论”，正是贴切。两贤人蒿目时艰，于春秋季世齐晋两大国形势剖析分明，指陈痛切，而辞气又有分别。晏子虽然沉痛，却是用了局外人之眼，发为议论，情文曲折，颇有顿挫。叔向在晋为世族，于自身命运已见得透彻，发言则抑止不住哀恫，一泻直下，自然成韵。此既是左氏史笔，亦左氏文心。史笔，是揭示齐晋衰亡之由也；文心，则借议论以代叙事，唇吻间便将后来的多少事件预作铺垫。此节记事，中间转折处且犹见笔力，若把前半请昏成昏之辞引来同观，场景与辞气之变的跌宕，实在可以令人一笑出泪。

叙事、辞令、议论，分而为三，合则为一。《左传》常常可以恰到好处，把三者统一在叙事里。后来的史著，亦长篇撮录各类文体的文辞，却多半游离于叙事之外。若《左传》之水乳交融，追步者鲜能至也。

引诗赋诗则最为《左传》增色。清劳孝舆《春秋诗话》云：“风诗之变，多春秋间人作，而列国名卿皆作赋才也。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诗为列国公卿以及“都人士”“君子女”所熟习，虽断章取义而彼此均可会心。它其实是春秋时代的风雅渊薮，因此那时候赋诗并不止于言志，而更多的是用于酬酢与外交。以诗代言，应对之间便特见渊博娴雅。《左传》采撷其胜，叙事之笔于是尤有委婉蕴藉之致。

《成公九年》：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 ，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

女，伯姬也。季文子则鲁国上卿。伯姬嫁往宋，文子此前为之主婚，此番则往宋国致问，故穆姜拜其“重勤”。《左传》记述的便是文子归来向成公复命时的情景。《韩奕》是《诗·大雅》中的一篇，其五章言蹶父嫁女于韩侯，为女相所居，以为韩土最好，于是韩姞得以安居。文子则用来比喻鲁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韩侯，宋土亦如韩乐，伯姬便犹韩姞，而喜其有善居也。穆姜是伯姬之母，嫁女得所，忍不住欣喜，出房拜谢，正见一片爱女神情。其赋诗却与文子不同，乃取《邶风·绿衣》中“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的字面义，以切于眼前的事与情。是古人即先君，以我心之喜悦，知先君之心亦犹我也。此间表情达意的媒介只是断章取义撷来的《诗》中之句，而意内言外场景中人个个心领神会，正所谓“微而昭矣”（《国语·鲁语下》）。当时文学的兴旺与发达，恐怕相当程度是得益于如此气氛中的熏染与陶冶，《左传》的诞生，当然不是横空出世。

先秦文献究竟散失了多少，已经很难估计，除今天所能知道的《易》与《书》与《诗》以及先秦文献中提及的各国“春秋”之外，《左传》还应当有更多的借鉴，它因此才能够于网罗浩博中取精用宏，锻炼出精粹的语言，创造出独特的叙事手段，使史思与文心的结合几臻于完美，不仅骄傲于它的时代，而且以它所具有的多方面的开创意义骄傲于无数的追步者。

《左传》的作者，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为左丘明。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孔子史记”，即《春秋》。如此，则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传”。左丘明，《论语·公冶长》中曾经提到：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怒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审其口气，左丘明如果不是孔子的前辈，至少也与孔子同时。但是《左传》记事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且附加一节，叙述晋智伯被灭，又称赵无恤为襄子。而智伯被灭为公元前453年，距孔子卒二十六年。《左传》既举襄子之谥，则作者必卒在襄子后，而赵襄子卒，距孔子卒已七十八年。并且《左传》所作的若干预言，后来多应验，而应验的年代，有的已到战国中叶。后人因此对《史记》的说法表示了种种怀疑。目前一个比较一致也比较合理的意见，是认为《左传》成书在战国中期以前，作者则不当与孔子同时。所谓“左丘明”，或者是托名，我们不妨沿用。

《左传》中关于礼和政的议论，前面论其文时，已略举一二。从文学的角度看，以为它不算是《左传》中的好文字，不过它却是《左传》中思想与道德情感的精华。由西周而春秋，是礼乐制度由制定而发展而成熟而衰落的时期。《左传》或溯其原始，或录其当时，礼与政治，礼与生活，礼与人的命运，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中便一一表现得尽致。是它虽成书在战国，而思想与观念却由《诗》《书》一脉的礼乐文明中陶冶而来，其品格、气质、胸襟，实多存春秋之旧，文字风格也因此独树一帜，而与战国诸子迥别。

《左传》有史的壮阔，也有史的细微，后者不仅使它的成功远远超出此前的《尚书》，也远远超出同时代的著述，影响于后世，且不止于文和史。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的一段话评述得很是亲切，他说：“要考察到中国古代人的家族道德与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详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诗经》和一部《左传》。《诗经》保留了当时人的内心情感，《左传》则保留了当时人的具体生活。《诗经》三百首里，极多关涉到家族情感与家族道德方面的，无论父子、兄弟、夫妇，一切家族哀、乐、变、常之情，莫不忠诚恻怛，温柔敦厚。惟有此类内心情感与真实道德，始可以维系中国古代的家族生命，乃至数百年以及一千数百年之久。倘我们要怀疑到《诗经》里的情感之真伪，则不妨以《左传》里所记载当时一般家族生活之实际状况做比较，做证验。”“这便是中国民族人道观念之胚胎，这便是中国现实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倘不懂得这些，将永远不会懂得中国文化。”

今世所传《左传》注全帙，以晋人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为最古。唐孔颖达主持撰著《五经正义》，其中的《春秋左传正义》即用杜预注，孔疏对杜注并有不少发明，虽然稍有“曲徇注文”之失。清人作了许多搜寻汉儒古训的工作，对杜注多所驳难，颇可参考。不过东汉贾逵、服虔等注所存只是散佚之余的单词片语，其原义不免零落，实不足以胜杜说，何况贾、服注中的若干胜义已为杜注所采。近世有日人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以日本藏金泽文库本杜预注《春秋经传集解》为底本，在笺注中广采清代诸家的考证与注疏，去其奇僻，取其弘通与公允；于礼仪制度，更斟酌采录各家之说，尤其条贯详明；且每于文字佳胜处，撮录评家的赏鉴之辞，既便初学，亦足资研究之参酌。

[1] 韦，浅赤色柔牛皮。跗注，戎服。

[2] 言晋军乏任使之材，因使 持矛为车右，故不得前来犒劳从者。从者指子重之从者，实即指子重，不直言，以示敬也。

[3] 因工请 柲故借以为喻。此前皆是蓄势，至此则语言之锋刃已经磨利，将用其效也。 m7Uc66mNhaIAQuR3FLxzc+NGntqz87Jj7y4+O1exjIAnbL15eiMSFOOVTmepgmZ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