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金石文字

刻铸在商周青铜器上面的文字，是所谓“钟鼎文”，亦即“金文”。目前所见商代的有铭铜器，文字一般很少，且以氏族徽号为多，铭文最长的四祀 其卣，也不过四十余字。至西周，金文才逐渐演为巨制，长者乃至与《尚书》中的长篇不相上下，铭文在百字左右的已不可胜数。不少铭文大抵有着相似的格式，然而其盛期，亦即西周中晚期，却多有越出一般格式而极尽错综变化之作。若以文体别，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近《书》，如康王时期的大盂鼎，如宣王时期的毛公鼎。毛公鼎铭虽为诰命之文，而述祖德，言家难，有自励，有申戒，言之娓娓，情辞恳挚，最有深醇之思，可推为金文中的第一。其一则近于《诗》的《雅》和《颂》，即通篇押大致的韵，文字典丽精粹，最著名的，便是虢季子白盘，不过它虽有韵，却不是以韵见铿锵，而是以文字的劲峭表现出叙事的节奏。此外则多见于东周的钟铭之属，如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中的王孙诰编钟：

惟正月初吉丁亥，王孙诰择其吉金，自作龢钟，中翰且扬，元鸣孔皇，有严穆穆，敬事楚王。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淑于威仪，圅恭 屖，畏忌趩趩，肃哲臧武，闻于四国，恭厥盟祀，永受其福，武于戎功，诲猷丕饬。阑阑龢钟，用燕以喜，以乐楚王、诸侯、嘉宾及我父兄、诸士。遑遑 ，万年无期，永保鼓之。

这是钟铭中最常见的形式，其体近《诗》，字句、文义也多与《诗》相通，不过已经很有些程式化。与《书》相同，金文使用的也是通行于当时的书面语，它基本不受地区的影响。其语言和精神与《诗》《书》的趋同，即便在与中原文化异趣的楚地，也没有太多的例外。

金文的主要功用是记述铸作铜器的由来，即值得纪念的邦国与家族的大事，并祈望它随着以诸般工艺与巧技制成的青铜器而传之永久，此中自然颇有推敲文字的用心，其内容也多有垂诫后世的意味。《诗》《书》中常有的内省精神，金文中多见，不过它自警自励的意思，却并不完全是程式化的，而常常能够把铭文与所作之器切合得妥帖。如战国晚期的一件鸟书箴铭带钩：

物可折中，册复毋反。无怍无悔，不汲于利。民生有敬，不择贵贱。宜曲则曲，宜直则直。

文作鸟书，原著录于宋人的金石学著作中，不过未曾全部解读。近年则有学者把它逐字释读出来，却是采用借喻手法而作成的一则箴言。 钩可以系带，因用来比喻折中之德；钩有钩取的意思，故戒人不可贪利；而它又有钩曲之义，于是戒人不可曲阿逢迎。又钩尾一字为“允”，也与折中的意思密相扣合。又如传洛阳金村出土的一件战国玉璜，铭作“上变下动，相合和同” ，与带钩之铭亦同一机杼。这一类刻铸在用器之上的铭文，先秦乃至两汉文献中其实收录了不少，清沈德潜作《古诗源》即曾勾稽其要，“诸铭中，有切者，有不必切者，无非借器自儆”（《古诗源》之“盥盘铭”按语），是也。而“借器自儆”，便使这一类铭文总含有庄重的意思，从这样一种勤勉谨重的向善之心中，也正可窥见对文字的信赖和倚重。金玉之铭以它天生具有的不朽的品质，使得每一位作者都不能不努力于成就它的不朽。

石刻文字，最有名的当推秦石鼓文。它的制作年代，有秦襄公、秦文公、秦穆公、秦献公诸说，迄无定论。大致可以认为，是春秋中晚期的作品。乃十首四言诗，记述秦君的田猎事迹，其风格与同类的《诗》很是相近。“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 ”，此句即由《小雅·车攻》中脱化而来。不过石上文字多已残损得很厉害。又有一通称作岣嵝碑的石刻，与前面提到的带钩相同，亦为鸟虫书之属，为宋人发现于湖南衡山，并认为它是夏禹之遗存。以其不能识读，而后人多疑为伪作，常置之不论。不过近人柯昌泗作《〈语石〉异同评》已对岣嵝碑有所留心，他说：“观其文字，虽转摹失真，实有所本。周末金文，有为鸟虫书所从出者，即与此相近。”“今以诸器款识考之，多属南方楚、越等国。近年寿州大出楚器，鸟虫书者尤多，以时地互证，此碑即楚时之刻石也。” 经今人解读，知道它是越王朱句作于公元前456年的一篇登高祭山之辞 ，“南峰渊百，曲则丘田，烟草谧宁”，其中不乏精采之句，一南一北，正堪与石鼓文遥相媲美矣。